隋和唐作为中央集权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强大帝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尤其至唐以后高度发展的音乐文化，对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文化如西凉乐、龟兹乐，对邻国音乐文化如东亚的高丽（朝鲜）乐、倭国（日本）乐，东南亚的林邑（越南）乐、扶南（柬埔寨）乐、骠国（缅甸）乐，及南亚的天竺（印度）乐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自隋大量的遣隋使，至唐后大量的遣唐使，来到长安学习中国音乐文化。
日本最初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地接受中国文化。公元600年日本建立遣隋使制度得以改变，开始直接派遣使者来中国学习中国的经济、文化、宗教和艺术。唐都长安的各国留学生也以日本和新罗（朝鲜）为最多。仅日本共派遣隋使三次，遣唐使十九次，公元732年一次就派了五百九十四人。朝鲜于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一次性从中国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也有一百零五人之多。唐开元年间的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率五十七人的团队在唐学习经史、艺术长达十七年。735年回国时带回了唐代的方响、铜律管和重要的音乐专著《乐书要录》十卷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我国唐传乐器计十八种共七十五件，如紫檀螺钿五弦琵琶、金银平脱纹琴、螺钿镶嵌曲项琵琶与阮咸等；古谱如公元6世纪南朝《碣石调·幽兰》七弦琴文字谱，公元8世纪《番假崇》琵琶谱，及部分舞蹈服饰、器具等。依唐制，日本于8世纪大宝元年颁布了它最早的宫廷音乐机构与音乐制度“雅乐寮”。日本雅乐中至今保留着大量唐代燕乐曲名，如《破阵乐》《夜半乐》《春莺啭》《倾杯乐》《兰陵王》《剑器》等，以及唐代乐工石大娘等人的传谱《五弦谱》。
相比之下，朝鲜半岛与中国间的音乐文化交流要早于日本。汉代，我国的鼓吹、琵琶（阮）、筝等乐器已在高句丽流行。刘宋初，高丽、百济音乐传入我国。隋代，高丽、新罗、百济三国的音乐已经常在宫廷中演出了。12世纪前后，朝鲜音乐分“唐乐”和“乡乐”两大部分，而“唐乐”所用的乐器与唐朝的中国乐器基本一致。日本学者及朝鲜的古文献都认为，高丽代表性的琴筝类乐器“玄琴”起源于中国的琴，是中国卧箜篌的变体和发展。“玄琴”之名即出自玄鹤（黑鹤）来舞之玄鹤琴。百济乐的代表乐器箜篌，也是由中国传入，后又转传到日本。新罗乐的代表乐器伽倻琴，实为参照中国筑创制而成，后为朝鲜最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之一。高丽国从唐朝宫廷的清商伎中学习了中国传统的歌舞、器乐以及琴、筑、笙、箫、篪等古老乐器的性能和制作。同时，中国也从高丽乐中学习了它的古代歌舞以及筝、卧箜篌、义嘴笛、大小和桃皮筚篥等高丽乐器的演奏、性能与制作。
在古代东方文化体系中，中印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特色鲜明又影响广远的文化体系。唐初约九十年间，中印交通已空前繁荣，中印间宗教、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交往非常频繁，而唐朝高僧玄奘历经千难万难、只身赴印度求法，即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最著名的佳话。隋初郑译乐改的基础，是龟兹人苏祇婆介绍的西域七调，而七调原语实出于古代梵文。贞观年间西国“婆罗门”来到长安，最初带来了古印度的散乐、杂技。据《通典》《旧唐书·音乐志》，婆罗门散乐、杂技的表演，均有筚篥、横笛、拍板、齐鼓、腰鼓等不同乐器的伴和。印度佛教，包括呗赞、讲唱、佛曲等佛教乐舞艺术，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隋唐乐舞艺术结合后，对中国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而唐初三大舞之首的《秦王破阵乐》传入印度后，不仅《破阵乐》，而且其歌曲也名扬和广为传唱于印度诸国（据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
东南亚扶南乐里的匏琴与骠国乐里的匏笙，均可看作是中国上古“八音”之“匏”类乐器笙的继承和发展。林邑“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隋书·南蛮列传》）。而日人岸边成雄却认为保存于日本古代舞乐中的“林邑八乐”，是经海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印度音乐。西南由三苗之后的羌人建立的吐蕃，于唐时勃兴后与唐朝建立了亲密关系。太宗时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带去了大量先进的唐文化，包括音乐文化。云南地区的南诏，其各民族自古有踏歌、葫芦笙舞、铜鼓舞等歌舞传统，开元年间与唐关系亲密，努力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南诏曾于贞元年间派出庞大音乐演出团到长安，为唐朝廷献演大型民族乐舞《南诏奉圣乐》。而唐代著名的教坊大曲《柘枝》，据说即来源于南诏，最初为云南西部妇女春季采柘桑时的一种民族舞蹈。
由于以唐都长安为首的大型都市（另有洛阳、扬州、广州等）一时为国际音乐文化交流的集中地，异域的文化习俗会很快传入且流行中原。如来自西域的在寒冬腊月举行的群众性的风俗乐舞“泼寒胡戏”，在长安等地就颇为流行。这种冬季泼水“乞寒”的游戏歌舞原名《苏莫遮》，据说是康国、龟兹、高昌等地数种节日习俗的糅合。节时人们身着胡服，骑着骏马，摆出军阵，号称“浑脱队”，在鼓乐声中裸露身体，相互追逐，鼓舞跳跃，泼水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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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河南安阳唐范粹墓北齐黄釉瓷扁壶上的“胡旋舞——登莲《上云乐》图”（河南省博物馆藏）
唐代歌舞中最为著称的胡乐舞《胡旋》（见图44）、《胡腾》、《柘枝》等，在当时的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都非常流行。从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胡旋舞》可知是“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而其旋转激烈时可达至“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白居易诗）。据说宫中会唱突厥歌、擅跳胡旋舞的武延秀（武则天侄孙）及杨贵妃和安禄山等都是此舞的能手。《胡腾舞》来自西域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据李端《胡腾儿》诗，唐朝人指称跳《胡腾舞》的表演者为“胡腾儿”。胡腾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服饰为“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表演时“帐前跪作本音语，拈襟摆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演员的舞姿动作为“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结尾是“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可以想象“胡腾舞”是以激烈的腾空跳跃和急促多变的腾踏旋转动作见长。而西域的《柘枝舞》即如前述，以强烈鲜明的鼓乐伴奏为特色，时人有“柘枝蛮鼓”之称，令人有今维吾尔族“手鼓舞”的联想。
从今存唐诗中大量饮酒诗篇得知，当年酒肆中常设音乐歌舞助兴，尤其是胡商的酒店，多配有胡姬表演歌舞招客，勾出唐时都市此一商业文化景观。如贺朝《赠酒店胡姬》诗有“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的诗句，其中的《乐世》即著名的西域乐舞《绿腰》的伴歌。中晚唐至五代，酒宴乐舞随酒楼妓馆的兴盛和商人经济的壮大，又进一步衍生发展，如段成式《酉阳杂俎》说：“靖恭坊有伎（妓），字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又张籍《江南行》诗云：“娼楼两岸临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另有新兴富豪的私家乐舞（见图45），如高適《行路难》诗所云：“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子孙成行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此是盛唐乐舞向宋代舞乐平民化的最初的转换，也是当时都市豪华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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