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随着民间乐舞的全面兴盛，日益世俗化的“金石之乐”（见图5）成为宫廷乐舞艺术的主流。郑、卫等地隆盛的民间乐舞，涌现出无数才艺出众的乐伎舞女，时称“郑姬”“郑女”等，并大量进入各国宫廷。在各国诸侯贵族追求享乐、纵情声色地慕羡追逐下，形成并发展出了宫廷女乐歌舞。被后世儒家贬斥为“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吕氏春秋·本生》）的“新声”“郑声”，与宫廷女乐有着密切关系。宫廷女乐，当时也称为“声色”，是从事娱乐性较强的俗乐歌舞表演的乐伎舞女。然各国统治者出于他们追求享乐、没落衰败的本质，奢靡无度，纵情声色，致使源于郑、卫之音的宫廷女乐歌舞，在发展的过程中又逐渐被改造，终蜕化成真正的“淫志”“溺志”的靡靡之乐、亡国之音。
宫廷享乐音乐的出现，并逐渐成为各国宫廷音乐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是与宫廷女乐或女乐歌舞的漫延分不开的，更与各国诸侯豪富淫于声色女乐的腐化堕落分不开。单穆公目周景王二十三年将铸大钟之举，是“匮财用，罢民力，以逞淫心”的做法，说这样的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无益于乐，而鲜民财”。然周景王终未予理睬，还是“绝民资”，“鲜其继”，铸了大钟（《国语·周语》）。像这类铸大钟以求乐的情况其他诸侯国也有。如《吕氏春秋·侈乐》所说的宋国有“千钟”，齐国有“大吕”之钟，《庄子·山木》所载“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敛以为钟”等等。诚如《墨子·非乐》所批评：“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又据《史记·赵世家》载，赵烈侯因喜欢郑声而要赐给他“有爱”的郑国两歌手田地各万亩。《韩非子·内储说上》载：“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可见春秋以后，贵族富豪豢养女乐、乐人，独占音乐的行为成风，致使各地女子，如“赵女郑姬”，都“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为人女乐。中山国的男子“悲歌慷慨”者“为倡优”，能“鼓鸣琴，跕屣”的女子，则“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这是宫廷纵情享乐之风的又一畸形后果。
不仅于此，享乐之风如地处中原的郑国，国力较弱，周围又有晋、楚等多国环伺，晋、楚争霸，郑国之境便成为年年都有战事的战场，而郑国乐舞富有特色，便常用乐人舞伎赂赠各方。据《左传·襄公十一年》载：当年正值晋侯带领各路诸侯伐郑，郑国迫于晋国的压力，以乐器、女乐贿赂晋侯：“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又《史记·秦本纪》载，前626年，秦穆公为消除“敌国之忧”，离间戎王与其贤人由余的关系，曾以西戎“女乐二八”赠戎王，目的也无非是“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且戎好乐，必怠于政”。果然，“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像此类利用对方沉溺于声色享乐的弱点，馈与乐器、遗与女乐，以攻敌之心、夺其志的事例还有很多。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鲁大司寇代摄相事时，国政大有起色，齐国害怕鲁国因此国力强盛而称霸天下，“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赠鲁君”。到鲁国后，陈女乐、文马于城南高门外，很快见成效，鲁君“往观终日，怠于政事”；“恒子卒受女乐，三日不听政”，最终达到了破坏鲁国与孔子关系的目的，“孔子遂行”，被迫离开了鲁国。(www.xing528.com)
还有一些势力家族，用贿赂女乐来干扰司法，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其大宗赂以女乐。”《战国策·齐策》里，苏秦在同齐闵王的对话中说：“钟、鼓、竽、瑟之音不绝，地可广而欲可成；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乏，诸侯可同日而致也。”一语道破了将音乐享乐用于外交，以达到一定的政治、军事目的，此在战国时已成为一种明确的政治策略。而无数身怀才艺的普通乐工和以歌舞色貌娱人的女乐，只是被当成交易的物品。更有残酷奢侈者，主人死后，他们还可能被迫殉葬。对此，《墨子·节葬》曾抨击道：“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必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鉴）、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现今考古发现春秋战国的殉人墓葬中，见有多处女乐或善乐舞的嬖妾等在内的尸骨出土，亦为明证。
上述各诸侯国宫廷出于政治、外交目的经常互赠乐工、乐器之举，对此期各国各地乐舞艺术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倒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如上文所提齐国赠女乐、文马于鲁国以离间，秦穆公赠女乐于西戎王以相诱等例，便是中原各国之间和与周边民族间的一种乐舞交流。再以秦为例，战国末年，秦王嬴政要驱逐所有外来的“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劝阻。上书说“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为“真秦之声”，即秦国地道的传统音乐。后来“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之后，秦国从宫廷到民间的乐舞才大有改变。李斯以乐舞为例，劝说嬴政撤销了逐客令。可见，春秋时因袭西周旧乐“夏声”的秦，在战国时广泛吸收了山东各国的俗乐（见图6），使得秦国的乐舞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后来，秦国甚至在兼并掠夺的战争中，也不忘输入郑、卫等国的乐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嬴政“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其征伐掳掠的战争，也成了各国乐舞文化转移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
图6 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乐舞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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