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现象与犯罪：媒介、社会与世界中的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第三章从仪式化的观点考虑名流现象。虽然名誉和羡慕是任何社会都有的特征，但名流现象不是自然现象【68】。民众关注与媒介运作过程关系密切的那些人时，名流现象的结果就由多种因素决定了。

曾有人将名流诊断为“伪人”(pseudo-people)【69】。这个观点没有看到，名流是大量受欢迎的解读的焦点，其共鸣来自真正地被社会承认的缺失，这正是媒介隐性伤害的一部分。因此，名流不能被斥为“一文不值”。名流是有血有肉的人，代表社会的主要层面，代表迪尔凯姆所谓“共同生活中形成的行为方式”【70】。不过，早先那些批评里的真理内核在于名流生产中那些排他性的特征，通俗文化里解释的丰富性不可能补偿那些品牌里的排他性。“名流麇集”的社会版本排挤了不同集体行为人或代表性行为人栖居的社会版本【71】:工会、社会运动、市民会社。政治经济在这里是关键因素: 名流新闻的生产成本低，显然比向遥远的战场或政治运动派驻记者的生产成本低【72】。不同运动的运行机制迥然不同，但在今天变化的媒介环境里，它们强化了名流文化的“适当性”。这一切都不能否认，名流文化是一种工具，其中的玩家在社会政治冲突中为自己谋利(见第六章): 不过，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名流文化作为公共话语参照点的一般的落脚点。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犯罪。美国刑事学家大卫·加兰德(David Garland)认为，英国和美国已成为“高犯罪率的社会”;吊诡的是，其特征并非真的犯罪率高，而是感觉中的犯罪率高，原因是媒体报道给罪案的权重很高。由于罪案有现成的官方信息源，罪犯又容易攻破并承认有罪，而且罪案直接与道德教育挂钩，所以罪案就成了随手拈来的媒介故事。有些罪案是“标志性犯罪”，所以它们就给媒介提供了“社会情况和社会秩序的指标”【73】。这个观点并不是说，媒介凭空捏造罪案或“建构”我们对犯罪的感觉;而是说，媒介挑选突出报道的罪案已成惯例，造成对犯罪的“制度化经验”: 通过媒介的报道，我们觉得犯罪“近在咫尺”，无论它实际上离我们有多远。用加兰德的话说，美国的媒介(www.xing528.com)

为我们提供经常的、日常的场所，让罪案激起的经验得以表现出来，让罪案激起的恐惧、气氛、怨恨和兴趣得以释放。这样的制度化使日常生活里的罪案显得很突出，使公众的回应适应……以报道罪案为特色的媒介，适应媒介长时期里确定的集体表征。【74】

政府和媒体、大众和个人的话语围绕“共识”啮合在一起，这种“共识”切断了与其相连的各种派别话语的基础。继后的“修饰效应”使社会景观里的事实和形态的类型固化，在美国、英国与荷兰都可以追溯到这个过程【75】。与此同时，在光鲜的表面之下，其他的故事(贫困、挣扎、去社会化的故事)却被藏匿起来，让人看不见。在这个问题里，我们看到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景观化，而且我们眼前的东西经历了一个去选择的过程，这就是尼克·米尔佐夫(Nick Mirzoeff)所谓的“反景观”(anti-spectacle)逻辑【76】。任由媒介过程向自身回馈时，上述社会机体遭受的隐性伤害就从媒介机构的符号权力的累积中流淌出来。但我们不能脱离广阔的制度母体孤立地考虑这样的隐性伤害。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媒体对罪案进行浓墨重彩的多重描绘，这反映了国家借以惩罚穷人的攻势战略呢(洛伊奇·瓦昆特语)，抑或是一种防御性战略呢? 是不是在后现代时期，国家用媒体讲述的罪案来表现国家被削弱了的合法性呢(加兰德语)【77】? 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很可能既执行排他性的社会政策，又可能是依靠媒体“管理”日常事件的官僚机器，所以，隐匿在底层的动力机制是盘根错节、难分难解的。我们在本章末尾再讲新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