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给人的生活尺度带来的变化具有重大的伦理意义。哲学家汉斯·乔纳斯(Hans Jonas)指出，我们认识到，地球是一个宏大的环境系统，这使我们对自己行为的伦理洞见为之一变【144】。我们看到，自己在小环境里的行为在大范围的环境里产生累积效应。用乌布利希·贝克(Ulbrich Beck)的话说，对环境尺度变化的伦理反思是全球“风险社会”直接产生的后果，这种反思也适用于环境之外的领域。媒介的全球规模对媒介伦理的意义逐渐明朗了【145】。
如何凭借媒介并通过媒介过合乎伦理的生活? 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一致同意的出发点。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处在媒介渗透的饱和态，所以，继续满足于没有媒介伦理的伦理学，势必是越来越难了。既然一切媒介传播能在全球规模上流通，应运而生的自然就是与媒介伦理相关的全球规模【146】。但局部的伦理问题，即集体、友情、制度空间的伦理问题，就纠缠在各种规模上的媒介流里并因此而转换了。
在第八章里，我们将更系统地思考媒介伦理的出发点。在那里，我们还将更系统地审视相关的正义问题，看看正义如何应用于媒介的运行。媒介正义一语并非完全陌生，但这个领域的探索尚未起步。然而，媒介资源公正分配问题对理解媒介如何改变世界具有核心的意义。
[1]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sabeth Eisenstein)，美国史学家、传播学家，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代表作为《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 早期近代欧洲的历史》。(www.xing528.com)
[2]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和马丹(H.-J. Martin，1924—2007)，法国印刷史家，著《书籍的出现》。
[3] 塔尔德(Gabriel Tarde，1843—1904)，法国社会学，研究范围横跨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和犯罪学，有十余种著作传世: 《比较犯罪学》、《模仿律》、《刑法哲学》、《社会逻辑》、《社会规律》、《刑罚和社会研究》、《权利的变迁》、《普遍的对立》、《经济心理学》、《学习与社会》、《社会学纲要》、《社会心理学研究》、《权力的变迁》、《舆论与群众》。
[4] 俗民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亦称民本土方法论或常人方法论，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使用方法的理论，创始人为美国社会学家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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