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伦理与数字媒介实践

在这本书里，我想提出一种中观的概念工具，以理解媒介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这是一本媒介理论的书，但它说的是什么样的媒介理论呢?

不存在媒介的“纯”理论，因为媒介总是具体的，嵌入了历史，是传播信息和意义的方式。即使最抽象的通讯理论比如克劳德·香农[1]和沃伦·韦弗[2]自称的“通讯的数学理论”，也只能出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那是计算机和电视的黎明期，将复杂信息转换为简明的通用形式的代码应运而生【26】。我为了行文方便所说的媒介理论包含着具体的选择，这里所谓的理论对所用的数据和分析类型都有所选择。我们先对此略加解释。

为求简明，我们不妨把媒介研究构想为一个有四端的金字塔。我们可以用四种方式翻转金字塔，根据我们的优先选择把需要研究的那一端当作金字塔顶，把其余的三端当作塔基。没有任何一种翻转是“正确的”或“更好的”，因为那四端的名字指明我们优选的研究: 媒介“文本”(texts);媒介生产、流通和接受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每一种媒介的技术性能(technical properties);媒介技术和媒介内容的社会应用(social uses)。

这四种选择里的任何一种研究都能产生理论，这些中观的概念具有更宽的研究视野，每一种理论都需要吸收其他几种选择所得到的研究成果。至于这个金字塔的四端是否能发展成为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发展成为理论，那就有赖于思想磨砺的尺度、学科变化的方式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有关媒介内容的一般理论，尤其有关其意识形态属性的一般理论(主导电影研究的荧屏理论和风头稍逊的电视研究)如日中天，但到90年代，这种研究的影响多半已经褪色。政治经济研究已经提出了有关媒介特征和文化生产的显著特征，政治经济研究最广义的版本不仅关注媒介的所有权，而且关注社会生活里权力的不平等【27】。

图1.1 什么样的媒介理论?

也许，新近媒介理论里最著名的是单数形式的“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其最著名的鼓吹者是早期媒介研究里的加拿大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3]和哈罗德·伊尼斯，以及2011年10月去世的德国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基特勒以非凡的洞察力研究媒介，指出以“媒介”姿态出现的具体的技术和发明，阐明媒介如何延伸我们的感官和感知能力，赋予其新的形式【28】。基特勒的洞见对媒介社会学有启迪意义，不过，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要理解，每一种媒介出现时对我们延伸的感官有何独特的“技术”贡献。只有从这一点去看，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他能在《视觉媒介》(Optical Media)的末尾几页讲计算机，讴歌计算机“清算了……前媒介的幻想”，以此为人的感官延伸的媒介史研究画上句号。他把媒介研究的焦点放在其技术“实质”上;他指出，这意味着摒弃“琐碎的内容本位的媒介研究路径”，摒弃“大众电影和电视节目”的研究。这甚至意味着摒弃社会学本身，因为基特勒对媒介(如计算机)如何应用不感兴趣: 正如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言，基特勒感兴趣的是“没有人这个元素的媒介研究”，这是背向社会学的媒介理论【29】。

有别于基特勒，本书提出的媒介理论转向社会学和社会理论。这是媒介研究的第四种可能性。按照这一理论，被置于前台的是媒介如何被应用，如何形塑社会生活，在媒介里流通的意义如何产生社会影响。这种媒介理论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名字，所以请允许我用一个略显笨拙的名字: 社会取向的媒介理论(socially oriented media theory)。这一理论建基于媒介建构的、媒介使之成立的社会过程。其学科联系首先是社会学【30】，而不是文学、经济学、技术史和视觉传播。

和以前的传统媒介一样，“新”媒介业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内容，成为我们基础结构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31】。因此，理解媒介对社会和世界的影响就有了困难。若要把握媒介如何形塑当代的社会生活，那就需要社会理论。如果要厘清数字世界相互依存的复杂性，我们就需要回顾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4]有关“外形”(figurations)的论述，这是他在论“文明进程”(civilizing process)的经典里进行的论述。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在线生产和日常生活里出现的局部的秩序模式和资源富集，我们不妨请教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5]有关文化生产的场域(fields)理论。如果我们只是想简单地问一问，网上流通的无数讯息对社会有何影响，我们就需要学习经典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6]对区分和等级即他所谓“范畴”的论述，我们对世界的表征就浓缩在这样的范畴里【32】。为了把握当代媒介的复杂性，任何理论都能为我所用;我们需要研究社会建设、表征和论争的社会理论。(www.xing528.com)

根本上说，媒介理论的社会取向路径关注的是行为。媒介为理解人类行为的组织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我们的出发点是实践的开放性，是实践如何嵌入广阔的权力关系。这种路径与批判的权力社会学有许多共同之处【33】，而不是与技术发现的历史有多少共同之处。首先，它关注的是媒介，即疏导传播的组织机制和基础结构，而不是一般所谓的“传播”【34】。另一点更令人惊奇的交叠是不那么著名的媒介理论的代表人物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他不支持媒介发展的线性模式，坚决反对“调节和形塑媒介、坚守生产力范式的经济”。齐林斯基的立场迫使他自己进入了一种“非考古学”的路径，这一路径赞扬的是媒介历史的异质性和多样性【35】。如果将这种怀疑论译解为社会学对理解媒介现状提出的挑战，你就得到一种社会取向的媒介理论，它关注的是对解释媒介产品和系统的强大力量进行解构，那种力量把媒介产品和系统诠释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理想化的“天然的”或天衣无缝的结果。

[1] 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1916—2000)，美国应用数学家，1948年提出信息论，与韦弗合著《通讯的数学理论》。

[2] 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1894—1978)，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先驱之一，机器翻译先驱，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科学部的主任，与香农合著《通讯的数学理论》。

[3] 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 Luhan，1911—1980)，加拿大文学批评家、传播学家，加拿大传播学派奠基人、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著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谷登堡星汉》、《麦克卢汉如是说: 理解我》、《麦克卢汉书简》、《麦克卢汉精粹》等。

[4] 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德国社会学家，著有《文明的进程》、《宫廷社会》、《个体的社会》、《圈内人与圈外人》、《德国人研究》、《什么是社会学》、《知识社会学论文集》等。

[5]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著有《实践理论概要》、《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等。

[6] 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又译涂尔干，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创始人之一，著有《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