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公共话语的形塑：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这一章的兴趣是媒介对社会的隐性形塑，开篇讲的是媒介权力如何使个人产生缺失的感觉，从而给仿真媒介推波助澜。我现在转向媒介在广阔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在这里，我的兴趣主要不是考察媒介直接挑战现存权威的明显冲突的例子，也不是考察媒介表现社会的方式如何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经验抵牾。在不得人心的极权主义政权下，媒介的社会影响显然以冲突为基础，故不是隐蔽的。与此相似，在英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电视节目中，“日常现实”显然是从外在的角度构建的。彼时，《他人的家园》(Other People's Homes)的主持人霍华德·马歇尔(Howard Marshall)能够这样报道纽卡斯尔的贫民窟:“我们初来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时，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在脑子里勾勒我们将看到的景观……现在我知道，我的想象力匮乏，我无言。”【48】这种基于阶级的无知现在真难以想象，至少在英国是这样，但媒介对社会不太明显的或隐性的影响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有人泛泛地说，媒介是扭曲社会的镜子【49】，但媒介的隐形影响也可能是正面的。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英国广播电视为例，它们逐渐完成了信息化，阶级的开放性也逐渐增加。广播电视是表现社会生活的普通的媒介，却是强大的工具，斯卡内尔率先研究广播时就做过这样的论述。他指出，只需靠平常的报道，广播就可以拓宽“只能言说的领域”【50】，把人们的日常生活转化为社会参照点。这方面的例子有乔希·甘松(Josh Gamson)对美国脱口秀的描述和评论。他说，脱口秀使人注意性取向的小群体，使他们的生活“袒露在外”。还有人说，网络上的自我袒露形式也有类似的功能【51】。然而，正如甘松的研究结果所示，这样的袒露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性取向上证实总体的刻板印象和等级结构，把一些标准的表现形式悄悄塞给受众，但这些东西的影响即使不是完全负面的，至少是暧昧的。甘松的总体判断是，脱口秀性取向的小群体有正面的影响。但这是一个特殊和难以判断的例子。我们是否能就媒介对社会更普遍的隐性影响做出什么结论吗?

让我们把一些研究媒介的文献视为理所当然，媒介报道为公共话语生成一些常见议程或框架。就媒介表现社会及其边界而言，媒介机构在界定社会话语里“圈内人”和“圈外人”中起作用，也许在界定国际政治话语中同样起作用【52】。让我们承认(但暂不论)，许多国家媒介生产中日益增加的投入产生了影响，进入媒介行业的阶级基础随之收窄【53】。这是因为，在这些具体的过程之下潜隐着长期的叙事压力，这是符号权力的不平均分配固有的压力;这些隐性压力有相当大的破坏性，在媒介的隐性伤害中，应该把它们单独提出来考虑。在数字时代，这样的压力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还在加重。

上文业已指出，仿真媒介里出现了媒介机构在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所提供的教育权威: 着装、新关系、婚姻、家庭布置、烹饪、育儿、个人保健、预防犯罪、再就业等，不胜枚举。这种新权威的最佳理解是媒介机构有意为之的结果，它们声称自己在某一领域拥有权威。但如上所述，大多数节目并不是雄心勃勃的大公司制作的而是由独立的小公司制作的，它们向大广播公司和网络出售特定制式的节目，借以维持生存。在国际层次上，情况就更加复杂。在电视领域，约瑟夫·斯特劳布哈尔(Joseph Straubhaar)所谓的“文化邻近性”起主要作用，影响着人们消费的媒介【54】。这样的“文化邻近性”常常在跨国家的电视市场中运行，这种市场建基于共同的语言或文化邻近性(阿拉伯世界、东亚)，“文化都会”形塑着媒介流，和国家权威没有简单的关系【55】。虽然有以上种种复杂的情况，仿真媒介的教育权威还是有效的，原因有二: 第一，媒介机构并非有意为之的效应有必备条件，它们既能购得低成本的节目，又能长期吸引大批受众的注意力【56】。第二，仿真媒介有“合法性”，它们重新包装日常生活，使包装后的日常生活拥有媒介证明的“真实性”，并将其置于媒介中心主义神话的语境中。

仿真媒介在经济上有效，在社会共鸣中成形(埃利亚斯语)，如此，以日常生活为原材料的叙事格式应运而生。仿真媒介的格式不同于报纸的奇闻轶事栏目和答疑解惑栏目【57】，因为参与者是面对大批受众表演的“普通人”。驱动仿真媒介教育权威的是对故事的关心，而不是有意为之的教育意向，那是一连串的宣示:从这种管理程序中，表现出这种技能的人，自然会产生那样的结果。应当承认，教育技能必须通过表演展示出来，这带来风险【58】，但其权威性不会减少。媒体的利益是维持那台“仿真机器”的运转，媒体的利益决定，仿真情景出现的地方就是其教育权威畅行无阻的地方。结果，越来越多呈现给我们的“自然”(日常生活切片)的节目所采取的形式，其实都是事先决定的，是为实施那样的教育权威设计的: 特定的判断机制，特定的自省，特定的自我转化形式。在人们的默许中，仿真媒介按照自己的形象来表现社会，限制了社会描摹的语言，构成了累积性的压力，使这样的压力接近于“确定性的权力”了【59】。(www.xing528.com)

这个过程自然而然地压制了一些故事。比如，凡是日常生活不像竞争性的、结果容易解读的游戏(如《学徒》、《交换空间》)，凡是剧情容易部分逆转的故事(如《换妻》)，都会受到这个过程的压制。凡是表现媒体或其节目不知道或没有权威给予我们“如何生活”的故事，都会受到压制。表现社会现实容易判断的故事，引起强烈情感回应的故事，有机会清楚展现戏剧性转化和景观的故事，都在受鼓励之列【60】。结果是“情感主导”的表演(布伦达·韦伯研究美国和英国美妆美容节目时如是说)，那不可能是社会中性的节目【61】。

然而我们不知道，在有些国家里，仿真媒介推出的模式和参照点是否在广阔的社会行为里扎了根，我将在本章末尾回头讲可能会扎根的机制。从大历史段来看，仿真媒介是一个相当新的形态。其长期命运取决于一个因素: 这种仪式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能治疗媒介权力造成的隐性伤害，从而在使人得到社会承认方面吸引人。

然而，越过仿真媒介改写社会的方式去考虑媒介产生的其他长期隐性伤害，会大有裨益。在这里，布鲁诺·拉图尔对网络和空间的隐性关系的解读(他对“现代性”破除偶像的描述)，真使人获益匪浅【62】。一旦把媒介视为空间中展开的“技术网络”，媒介与社会空间如何联系的功能主义解读就失去吸引力了。拉图尔写道:“技术网络散落在空间，只保有这些空间少许散落的元素，它们不是连接的线条，不是表面。它们包含一些表面，却不掩盖这些表面，它们延伸长远的距离，尽管如此，它们绝不是综合的、全局的或系统的。”拉图尔以同样的方式理解思想和信息，他说:“今天，理性与有线电视网的共同之处超过了与柏拉图理念的共同之处。”【63】拉图尔比喻的倾向性提醒我们，媒介首先有空间属性，涉及思想和形象的空间分布。人们过去的直觉是，媒介过分获取毗邻的故事资源，拉图尔的比方赋予这种直觉新的生命。媒介过分获取新闻资源或官方的政治资源，这一点早就广为人知【64】，但一般地说，这一点并不被视为媒介话语固有的特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媒介生产的资源大大缩减了，其他形式的资源获取就至关重要了: 媒体之外但毗邻媒体的机构行为人的公关行为，或者媒体本身提供的“资源”就至关重要【65】。我们检视嵌入新传播技术比如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排他性的动态机制时，我们还可以对拉图尔的观点做一些延伸【66】。用拉图尔的话说，媒介至多不过是位于社会空间之上的网络，有一些锚泊点与社会空间联系，这些锚泊点的基础是符号权力的集中地。在这里，我们开始看到，媒介权力的隐性伤害超乎个人的缺失，包含社会如何被形塑的系统特征，使其他潜在的“社会现象”“隐踪难觅、难以想象、难以表现”【67】。这一现象进入了当代媒介文化的若干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