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重构驱动经济增长：低碳经济与旅游经济发展研究

（一）传统经济理论视野下的生态缺失

对现代增长理论的回顾可知，无论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先驱理论—哈罗德·多马理论，还是最新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其对经济增长中的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的忽略与轻视都是惊人的。这一思想特性的形成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从经济学史的角度来说，它既表现为对古典学派生态思想的背弃，也不外乎对新古典思想的（对经济增长的生态代价而言）某种不幸的发扬光大。

与现代经济增长一并而来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枯竭与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自18世纪中期起，自然界受到的损害比整个史前时代造成的损害还要大……人类文明赖以创造经济繁荣的自然资本却正在减少，而这种损失的速率正与物质福利增长成正比例地增长。”在诸多经济增长理论指导下的各个经济体的增长实践都或早或晚地、程度不同地遭遇了以上经济增长的困境。

索洛在模型中引入了技术因素变量，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者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的相对作用的权数，而且还取决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以体现于物质资本（资本存量）之上，也可以体现于劳动者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只要技术进步是正数，它对经济增长率总是有利的。

索洛模型突破了以往人们一致认为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最主要因素的观点，突出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仍然假设技术是一种外生变量而将它排除在考虑之外，由于技术是外生的，因此技术进步也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对技术的使用不需要付出成本。于是，作为外生变量的技术与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技术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内生增长模型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是知识的积累，罗默的模型中，除了列入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以外，还有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罗默模型使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于生产函数中，并且阐述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相互关系，提高了模型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力。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而且技术进步本身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技术的进步取决于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溢出。

凸性内生增长模型强调经济增长的因素关键是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而不是技术进步。这类模型认为，资源约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而且自然资本与人为资本具有完全的替代弹性。即便自然资本为零，产量仍然可以保持不变，因为人为资本可进行相应的补偿。所以，由于人们可以创造出人为资本替代自然资本，即使自然资本被完全消耗殆尽，也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威胁，从而实现经济可以永远保持持续性的增长。

在上述这些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劳动、技术作为传统的要素得到研究者的重视，经济社会的发展基本是依靠上述要素的投入来获取，在这些因素的驱动和作用下，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社会经济系统的规模也日趋庞大，与之对应的是生态系统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耗竭，而这种危机和退化反作用于社会经济系统，必然对社会经济产生制约和阻滞。

（二）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视野下的生态重构(www.xing528.com)

1.生态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

王海建（1999）将耗竭性资源纳入生产函数，并考虑环境外在性对跨时效用的影响，讨论了资源利用、人均消费与环境质量在长期增长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模型的稳态增长解。即假定社会在消耗其耗竭性资源存量的时间长河里，在环境污染并存的条件下要求维持可持续的人均消费，生产过程的耗竭性资源投入与人口增长率的比值应小于劳动力产出弹性与资源的产出弹性之比。

彭水军、包群（2006）通过将存量有限且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引入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人口增长、自然资源不断耗竭、研发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机理。指出如果缺乏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合理的资源保护与利用，则可能出现负的稳态增长率，即在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条件下无限制地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制约通过政府的宏观干预来扶持人力资本积累和有效提高研发产出效率，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智力资本开发，使用更环保（资源密集度低）的生产活动来替代能源、资源和污染密集型生产活动，才能维持较高的、稳定的、具有可持续意义的经济增长。

于渤（2006）建立了基于R&D，同时考虑能源、资源耗竭、环境阈值限制与环境治理成本的可持续增长模型；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即能源资源耗竭速率、污染治理的投入比例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满足动态关系。

2.生态要素是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要素

从上述经济模型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要素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素经历了一个从最初对资本积累的完全依赖，到开始注意到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的能动作用，将技术进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再到制度学派认为“不涉及制度就不可能解释经济增长率上的持续差异”的演变过程，资本、劳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制度创新等因素不断被纳入经济发展的体系。诚然，这些要素对于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可是，在承认这些要素的同时，人们却忽略掉了最基本的生态要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没有这个基本前提的存在、资本、劳动、技术、制度等要素就无法发挥功能。

刘思华教授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传统经济学一般都是将自然生态环境置于市场经济体系和绿济学理论框架之外，只是当作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外部条件即外部环境，是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外在要素。自然生态环境排斥在劳动生产力构成要素之外，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因素。传统经济学是生态与经济相脱离的理论，这种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分离的内在理论缺陷，不仅把自然界视为一个不变因素，而且把经济看成是一个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完全否定了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能量以及信息的交换这个劳动过程的本质特征，无法使自然生态环境成为作为劳动过程的生产过程的构成要素，同时也否定了在劳动过程中“外部自然条件”随时随地转化为“内在自然要素”。

因此，自然生态要素对于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识的时代背景下，将自然生态要素纳入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分析框架更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