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文中，通识教育的用语并不固定，相关的用语至少有liberal arts、liberal education和general education三种说法。
首先看liberal arts，它通常被翻译成“博雅教育”，也有人译成通才教育或素质教育等。liberal一词来自拉丁语liberal/liber（拉丁语）的“自由”。而liberal arts作为公民必学习的学科，它培养的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公民所应当具备的素质。《大英百科全书》中对liberal arts的解释是：“学院或大学里的、用于传授通用的知识、发展通用的智力的课程，此类课程有别于专门的、职业的、技术的课程。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中七艺（seven liberal arts）是文法、修辞学、逻辑（此三项合称为trivium，即三艺）、几何、算术、音乐、天文学（后四项合称为quadrivium，即四艺）。在现代学院或大学里，博雅教育包括文学、语言、哲学、历史、数学与科学的学习作为通用的或者说开阔知识视野的（liberal）教育的基础。有时候博雅教育被描述为全面地学习知识的三大分支：人文学科（文学、语言、哲学、艺术和历史），物理学、生物学与数学，以及社会科学。”[2]
其次，很有意思的是，在维基百科中，通识教育的英文对应词是liberal education，而在这个词条的作者认为，中国先秦的六艺教育也是通识教育的源头之一。[3]
另外还有把通识教育称为general education的。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就把通识教育翻译成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其大旨与其他表述大致相同。此外，根据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的界定，liberal education是一种教育路径或方式，而general education则比较具体，它指的是不分专业的所有大学学生都可以修读的公共课程[4]。
关于通识教育的目标，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将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描述为“一种教育的理念，这种教育授予个体以广泛的知识和宽口径可运用的技能、一种强烈的价值感，以及市民生活的参与”。[5]在相关网页中，该协会突出说明其所谓的技能并非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同时也包括实践层面，例如交流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技能、将知识与技能运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能力等等[6]。该协会强调进入21世纪之后，通识教育不再仅仅被当做非职业化的通用教育，而被看成了一种必备条件，因为它培养的是在全球经济背景下的有见识的公民[7]。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理学院的官方网页在说明通识教育（也是文艺教育）时指出，经受通识教育的过程是一种转化。通识教育使心灵自由，帮助人们找到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使人能将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融贯到更广阔的背景中去，它使人有能力形成见解与判断，而不是让人听从外在的权威。为佐证通识教育的有用性，该网页作者引用美国的“国家高等学院与招聘人协会”在2000年做的一次调查结果，指出美国的招聘人更希望在毕业生中看到的素质是好技能而不是好专业。在现今的经济中，招聘人更加期待的是宽口径多用途的技能——那些可以运用于各种职业的技能，例如，写作与口头交流技能、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与他人合作的能力、适应变动不居的工作环境的能力，而这些都是通识教育的特点[8]。
关于通识教育实践的原则和标准，我们不妨选取美国哈佛大学以及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作为实例，了解西方与中国港台的相关情况。之所以选择香港中文大学，是因为香港中文大学由新亚书院、崇基书院、逸夫书院、联合书院四所书院合并而成，后又增加至九个书院。各书院都有独特的通识教育风格，而著名的新亚书院更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之所以选择台湾大学，是因为傅斯年在担任该校校长时，把《孟子》定为大一新生的必读书目。他曾经说过：“没有念过《孟子》的人，就没有资格做台大人。”这则典故尤其显示出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背后的人文关怀。
台湾大学将通识教育课程的理念与目标概括为五大精神：基本性（即涵盖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主体性（即培养学生在求知、处世各方面的主体性）、多元性（即拓宽视野、破除性别、族群、文化等偏见，养成尊重多元差异的胸怀）、整合性（即整合不同领域的知识）、贯通性（即课程内容所探讨的问题应浅显明白，使学生得以由浅入深地进入专业领域）[9]。(www.xing528.com)
香港中文大学界定其通识教育的原则如下：“通识教育是香港中文大学本科生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旨在为全体本科生提供均衡教育，促进学生智性的全面发展。课程旨在引导学生认识人类和现代社会的重要议题、理念和价值，培养他们成为怀抱全球、关心社会的公民，有能力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面对不同的挑战，作出有识见的判断。中大通识教育旨在帮助学生：
（1）拓展知识视野，培养处理新问题的能力；
（2）积极思考历久弥新的课题，探讨智性追寻与个人在工作、家庭及社区生活的联系；
（3）对中国文化传承及其他文化传统有更深入的了解；
（4）培养表达、沟通及批判思考所需的态度及能力；
（5）扩展好奇心，广泛阅读，发展自主学习及团队合作所需的态度及技能。”[10]
哈佛大学教授Jorge I.Domfnguez在《新世纪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一文中提出四个标准：一是通识教育课程必须培养洞察力；二是培养创造力；三是通识教育必须锻炼和鼓励学生的交流能力；四是通识教育课程必须深入浅出，使具备不同知识储备水平的本科生都能听懂。基于这些标准，他认为一个大学的通识教育的整体设计不能是简简单单地把课程任务量化分配给人文、社会科学、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虽然这简单易行，也是美国大学通用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无法培养学生的洞察力与交流能力，很难确定它是否能培养出创造力。因此，文章作者提倡：通识教育课程设计应当是一个教师之间相互交流、协助的过程。使教师们尽量走出专业的领域而互相协作，摆脱他们培养研究生专业技能的讲授习惯，顾及跨学科的广阔视野，而非专注于单一专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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