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中六经皆器与道器关系论史研究

“道器关系”论是章学诚道论思想的重点之一,内容极其丰富。(30) 而“六经皆器”说,则是章学诚在历史哲学领域丰富、充实了传统道器关系论的思想内涵。

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看,“道器关系”论是一个古老的命题。然而,章学诚却借助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来阐述他的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即通过对道器关系的理论阐述,揭示历史上一直受人尊重的与“道”相联系的“经”,其实也只是具体的“器”而已。可以这样说,章学诚的思想重心并不在于从更加抽象的哲学层面讨论道与器的内在复杂关系,而只是想借助此命题阐述经与史的关系。如他说: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31)

在章学诚看来,六经虽是载道之书,但六经本身不是“道”,而只能算作是道之迹,因而六经亦可说是具体的载道之器。在道器不分离的上古时代里,《诗》、《书》、六艺,也未尝不用以教育普通的民众,并没有特别当作神圣的圣书而密之于王室。在章学诚所设想的上古时代,“官师治教”合为一体,没有所谓的私人著述,如他说:“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32) 而且,在章学诚看来,只有理解“道器”相即不离的原初状态,才能真正理解学术的真谛。在与《与陈鉴亭论学》长信中,他这样说道:“故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学;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于周、孔之分,此实古今学术之要旨,而前人于此,言议或有未尽也。” 他反复强调,“六经未尝离器言道,道德之衰,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皆妄自诩谓开凿鸿蒙,前人从未言至此也”(33)  。章学诚心中理想的历史情境是“道器合一”的状态。这种道器合一的时代,也是经史合一的时代,不存在特别的尊经而黜史的学术倾向。孔子之后,“道器”分离了,因而经与史也分离了。在章学诚看来,道器分离的历史原因在于如下四点:

首先,是因为政治自身的变化,圣王的隐没导致了道器分离,如他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34)

其次,在圣王隐没之后,各大学派的分裂导致了道器的分离。他说:“《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道之所由隐也。夫见亦谓之,则固贤于日用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司马谈别之为六家,刘向区之为九流,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观之,皆仁智之见而谓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35) (www.xing528.com)

再次,由于儒家内部的分派导致“道器”的分离。如他说:“夫六艺者,圣人即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诗》,攻且习者,不胜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于六艺,被服如衣食,人人习之为固然,未尝专门以名家者也。后儒但即一经之隅曲,而终身殚竭其精力,犹恐不得一当焉,是岂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势有然也。古者道寓于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后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事出传闻而非目见,文须训诂而非质言,是以得之难也。夫六经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闳深,非可限于隅曲也。”(36)

最后,章学诚从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出发,提出了由学科分治而导致“道器”分离的说法。他说:“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异端曲学,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为斯道之得失也。”(37) 而要对治这一因为学科分立而导致“道器分离”的现象,必须是兼而治之。他说:“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38)

章学诚从“六经皆器”的命题出发,导出了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文化哲学新命题,即当“六经”不足以囊括后来历史事件的时候,后来者应当根据“六经”的意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这究竟是模仿圣人呢,还是从“六经”精神出发从事思想与文化的创造呢?章学诚没有明说,估计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也不敢明说。然而其中所蕴涵的丰富内容,足以为后人细心阐发。而且,只有在道器关系论的旧命题里认真体味他的“六经皆器”说,才能充分地理解他的“六经皆史”说暗含着不同于前人的时代新意。

不过,章学诚所设想的“道器合一”状态与他重新要恢复的“道器合一”的理想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裂痕。他所设想的“道器合一”状态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而他要恢复的“道器合一”理想是一种学术状态。这一思想的裂痕恐怕连章学诚自己也未必意识到了。由于“乾嘉时代”传统士人在实际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他们连两宋时期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似乎都没有(39) ,这一时代的士人多是在不自觉地从事着类似现代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纯粹学术工作,与现实的政治生活相距甚远。然而他们又深受传统士人文化传统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总以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以一个业余政治家的身份从事学术研究而又想参与政治,其实是一厢情愿。在这一点上,作为考据学思想旗帜的戴震与作为新史学理论代表的章学诚,在思想基础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戴震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要求在上位者关怀下层民众的饥寒愁苦;而章学诚则要求当时的士人,其著述应当裨益于风俗教化,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