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转向语言学-中国哲学通史 清代卷

我们认为,把龚自珍看作是18世纪中国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转折点式的人物,是非常合适的。他的学术活动虽然主要在19世纪,但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与学术背景,使他可以担当这一历史任务。从12 岁起,其外祖父段玉裁就开始教他阅读许慎《说文解字》部目,17岁时他开始收集各种碑刻(63) ,从《家塾策问》一文可以看出,龚自珍对乾嘉时期语言学发展的历史非常熟悉,且以非常精练的语言做出了总结,并揭示了其发展的趋向。他从以下八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清代语言学研究的特点:第一,六书的变化问题到许慎得到一大总结,而“六书之目,有体有用”。第二,中国古代语言学著作有三大类:《说文》是形书,《尔雅》《广雅》是义书,《声类》是音书。第三,中国文字及书面语的特色:“以字义而论,一字有一字之本义,有引申之义,有假借之义,往往引申假借之义,通行于古今而本义反晦。”第四,汉代言六书者有多家,在次第方面有小的不同,但在“形声与谐声”方面有大的不同。按照当时段玉裁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可将古音分为十七部。第五,对小学的分类更加条理化:“六书为小学之一门,声又为六书之一门,等韵之学,又为声中之一门。”第六,声韵之学与明经之学相关:“古韵足裨经读”,“古韵明而经明”,“等韵明而天下之言语明”。第七,“语言亦文字”。不同类型的字典,包括当时新出土的钟鼎器铭文,都可以作为许慎《说文》著作的补充。最后,他认同戴震以来乾嘉学者的经学解释学思想:“夫解经莫如字也,解字莫如经也”,“古未有不明乎字,而称经生者也”,将经学的语言学解释与语言学的历史文本考察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一个“语言—经典意义和经典文本—语言意义”的相互循环的语言学解释学系统。这可以说是龚自珍继承乾嘉学派语言哲学思想的典型例证。而且,也正是在龚自珍的总结里,乾嘉考据学与经典释义学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知识体系,使传统的训诂实践具备了训诂学理论的结构,并从训诂学迈向了经典解释学的新境界。

在《最录段先生定本许氏<说文>》一文中,他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段玉裁的语言学思想,仅举其中四条为例,表明龚自珍的语言学思想来自家学背景。其一,“本义”说。“段先生曰:许氏书与他师训诂绝异,他师或说其初引伸之义,或说其再引伸之义,许则说其仓颉、史籀以来之本义,然本义十七八,非本义亦十二三,何也?本义亡则如就后义说之,去古稍远,时为之势为之也。”

其二,“本字”说。“段先生曰:群经诸子百家假借同声之字,东汉而降,增益俗字,则并不得称为假借字。假借字行,而本字废矣,俗字行,而本字废矣。许书绝用本字,当如此作。后儒反疑其迂僻,则由沿习假借与沿用俗字二端之中也。”

其三,“以声为义”说。“段先生曰:古今先有声音而后有文字,是故九千字之中,从某为声音,必同是某义,如从非音者定是赤义,从番声者定是白义,从于声者定是大义,从酋声者定是臭义,从力声者定是文理之义,从协声者定是和义,全书八九十端,此可以窥上古之语言。于协部发其凡焉。”

其四,“引经以说字”说。“段先生曰:许引经以说字,后人不察而改经,如艸部有,引《易》之麗以说之,岂许所见《易》有作者哉?”(64) (www.xing528.com)

又,在《龚自珍全集》中有《说文段注札记》一文,这也表明他曾经对其外祖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下过功夫。有了这些家学的背景,他对乾嘉以来通过语言学路径研究经学的得失评价就有了学术的基础。其语言哲学思想也就有了语言学的学术基础。

龚自珍深受乾嘉考据学的思想影响,对于宋明理学不重视小学的思想有较含蓄的批评。在《抱小》篇,他高度肯定通过小学而上达天人性命之学的治学路径,而将探求天人性命之学的任务推到他日。他说:

古之躬仁孝,内行完备,宜以人师祀者,未尝以圣贤自处也,自处学者。未尝以父兄师保自处也,自处子弟。自处子弟,故终身治小学。小学者,子弟之学;学之以侍父兄师保之侧,以待父兄师保之顾问者也。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有余力以学文。学文之事,求之也必劬,获之也必创,证之也必广,说之也必涩。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琐也。求之不劬则粗,获之不创则剿,证之不广则不信,说之不涩则不忠,病其迂与琐也则不成。其为人也,淳古之至,故朴拙之至,故退让之至;退让之至,故思虑之至;思虑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无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学之事,与仁、爱、孝、弟之行,一以贯之已矣。若夫天命之奥,大道之任,穷理尽性之谋,高明广大之用,不曰不可得闻,则曰俟异日,否则曰:我姑整齐是,姑抱是,以俟来者。(65)

龚自珍认为,正是通过“小学”——乾嘉时代的音韵、训诂学、制度与度数之学的长期而严肃的训练,理想的道德人格因此而被养成。而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与人格修养无关的学术研究活动,恰恰可以“与仁、爱、孝、弟之行”一以贯之。因为,传统的小学是经学的一部分,小学研究不外在于经学研究。“小学”之“小”,形式上看不如讲天人性命之学广大精神微、深奥,但恰恰可以培养理想的人格。龚自珍提出的七个“之至”——淳古之至、朴拙之至、退让之至、思虑之至、完密之至、无苟之至、精微之至,恰恰都是通过“小学”训练完成的。这与其外祖父段玉裁讲考据学可以自立、自娱,可以娱亲,可以让人上神交古人,下神交后人的说法,在精神上颇为相通。“小学”岂止是破碎的饾饤之学,无关于人格的养成。恰恰相反,在“小学”严谨的知识训练过程中,培养出了谦谦君子、有守有为的理想人格。正是从这一角度看,龚自珍的“抱小”论其实与戴震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语言哲学纲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通过“抱小”的途径而实现的理想人格培养,即是戴震由文字、语言的阶梯去通达的经中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