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家之文论及其主张

北宋政治家之文论可以司马光、王安石和李觏三人为代表。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有新、旧两派之争，旧派以司马光为魁，新派以王安石为首，二派互为水火，相争不已，而且此二派首领，性情学术，各不相同，司马光与道学家为近，王安石与古文家为近，但其论文主张则无甚差异，盖并以政治家的眼光以论文也。李觏未曾大显，不足见其事功，虽不能算是政治家，却可算是政治学家，故其论文主张亦相同。

政治家之论文，与古文家、道学家所同反对者为雕锼无用的文辞。李觏《上宋舍人书》云：“近年以来新进之士，……不求经术而摭小说以为新，不思理道，而专雕锼以为丽，句千言万，莫辨首尾，览之若游于都市，但见其晨而合，夜而散，纷纷藉藉，不知其何氏也。……圣人之门将复榛芜矣。”（《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七）此与道学家之讥玩物丧志，古文家之不敢有作文之意正复相同，所以政治家文论之积极主张也是欲言之有物，也是欲有为而言。司马光《文害》篇云：“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发身，夫变白以为黑，转南以为北，非小人有文者执能之。”（《传家集》七十四《迂书》）又《赵朝议文稿序》云：“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如鼓钟者声必闻于外，灼龟者兆必见于表，玉蕴石而山木茂，珠居渊而岸草荣，皆物理自然，虽欲掩之，不可得已。”（《传家集》六十九）王安石《上人书》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临川集》七十七）其《答王景山书》又云：“读其文章，庶几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则又欲求其质。”（同上）这些话又与程颐所谓“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之意，欧阳修所谓“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之说，并无分别。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云：“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范文正公集》九）这也是政治家的文论。其主张也不外宗经明道之说，不过立场不同，旨趣亦微有区别耳。

所以政治家之文论由大体言，本与古文家道学家相近。不过以政治家之学，即昔人所谓经济之学。故其文论，就道言则更主于用，就文言则所长在识。

因其主于用，故其论文，以礼教治政为文。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云：

光昔也闻诸师友曰，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而不贵于无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德行之所以为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夫国有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带，与宾客言，以排难解纷狥国家之急，或务农训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学之有益于时者也。故言语政事次之。若夫习其容而未能尽其义，诵其数而未能行其道，虽敏而传，君子所不爱，此文学之所以为末者也。然则古之所谓文者，乃所谓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传家集》六十）

李觏《上宋舍人书》亦云：

贤人之业，莫先乎文。文者岂徒笔札章句而已，诚治物之器焉。其大则核礼之序、宣乐之和、缮政典、饰刑书。上之为史则怙乱者惧；下之为诗则失德者戒。发而为诏诰，则国体明，而官守备；列而为奏议，则阙政修，而民隐露。周还委曲，非文曷济！禹、益、稷、皋陶之谟，虺之诰，尹之训，周公之制作，咸曰兴国家、靖生民矣。自周道消，孔子无位而死，而秦嬴以烈火劫之，汉由武定，晚知儒术，至今越千载，其间文教一盛一衰。大抵天下治则文教盛，而贤人达；天下乱则文教衰，而贤人穷。欲观国者，观文可矣。（《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七）

王安石《与祖择之书》亦云：

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其书之策也，则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适焉，一否焉，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于极。彼其于道也，非心得之也。其书之策也，独能不耶！故书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无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书之策而善者也；皆圣人也。易地则皆然。（《临川集》七十七）

这些都是政治家的文学观，其论旨颇与道学家相近，而毕竟不同。盖政治家之所谓道，是要见之于事功，不重在体之于身心；是要验之于当今，不重在修之于一己。司马光《答陈充秘校书》云：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然则孔子之道，非取诸己也，盖述三皇五帝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诸己也，钩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学者苟志于道，则莫若本之于天地、考之于先王、质之于孔子、验之于当今，四者皆冥合无间，然后勉而进之，则其智之所及，力之所胜，虽或近或远、或大或小，要为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无益矣。（《传家集》五十九）

其论道欲本之于天地，验之于当今，便与道学家之专主折衷于孔子者不同，此与王安石所谓“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正是同样意思。盖政治家以主用，故于道必验之于当今，必作而为治教政令，而所谓文者不过“道其然而已矣”。能“书之策”者同时必能“引而被之天下之民”。此所以论文遂偏主于用了。李觏《上宋舍人书》云：

窃谓文之于化人也深矣。虽五声八音，或雅或郑，纳诸听闻，而沦入心窍，不是过也。尝试从事于简策间。其读虚无之书，则心颓然而厌于世；观军阵之法，则心奋起而轻其生；味纵横之说，则思诡谲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学，则憙苛刻而泥廉隅；诵隐遁之说，则意先驰于水石；咏宫体之辞，则志不出于奁匣：文见于外，心动乎内，百变而百从之矣。谅非淳气素具，通识旁照，则为其所败坏如覆手耳。韩子有言曰，“儒以文乱德”，岂谓是乎。然则圣君贤辅，将以使民迁善而远罪，得不谨于文哉！（《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七）(www.xing528.com)

此亦同于王安石所谓：“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之意。不过一从正面说，一从反面说耳。

既主于用，故又不主修辞，遂与古文家异趣。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云：

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必也以华藻宏辩为贤，则屈、宋、唐、景、庄、列、杨、墨、苏、张、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后也。颜子不违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岂尚辞哉！足下所谓：“学积于内，则文发于外，积于内也深博，则发于外也淳奥。则夫文者虽不学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学不充于中，而徒外事其文，则文盛于外，而实困于内。亦将兼弃其所学。”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为之无倦，将与渊、骞并驱争先，又况游、夏，尚奚足慕！（《传家集》六十）

其解辞达，谓足以通意斯止，便与苏轼之言不同，王安石《上人书》云：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临川集》七十七）

其解“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谓尚辞非作文之本意，也与苏轼之言不同。盖他以为韩、柳虽尝语人以文，只是语人以辞，并不会论作文之本意。古文家之论文，本只须语人以辞，足矣。道学家与政治家，则更要论作文之本意。语人以辞，则其所诣各异；论作文之本意，则其归趣恒同。苏轼《答张文潜书》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十五）这是古文家攻击政治家论文的论调。盖政治家之论文，既以礼教治政为文，则当然重在教化，而不得求其道同风一了。

又因其长在识，故又不致如古文家之拘于义法。李觏《答黄著作书》云：

汉杰罪我不如李习之，不为僧作钟铭。习之之论信美矣！然使唐来文士皆效习之所为，则金园宝刹碑版若林，果谁作也！……圣贤之言，翕张取与，无有定体。其初殊涂，归则一焉。犹李汉所谓“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何须开口便随古人！汉杰使我效李习之，胶柱矣！今之学者谁不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为文之道，止此而已！则但诵得古文十数篇，拆南补北，染旧作新，尽可为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觏之施为，异于是矣。（《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八）

此又政治家攻击古文家的论调。这种见解，实较古文家为通达。欧阳修《与黄校书论文章书》谓：“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盖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欧阳文忠全集》六十七）盖才识兼通深中时弊，本古文家之所难而政治家之所长。

而且，即就道言，亦较道学家为通达。李觏有《原文》一篇谓：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憙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岂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逾矩”，非无欲也，于诗则道男女之时、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见一国之风，其顺人也至矣。学者大抵雷同，古之所是则谓之是，古之所非则谓之非，诘其所以是非之状，或不能知。古人之言岂一端而已矣。夫子于管仲，三归具官则小之，合诸侯正天下则仁之，不以过掩功也。韩愈有取于墨翟、庄周，而学者乃疑。噫！夫二子皆妄言耶？今之所谓贤士大夫，其超然异于二子者耶？抑有同于二子，而不自知者邪？何訾彼之甚也！（《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九）

此等见解，岂道学家所能有，亦岂道学家所敢说！所以云：政治家之所长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