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赋的忠奸之辨对话研究

宋代赋作的总体数量也为数不少，几乎上每一个能文士人都有赋作传世，甚至一些著名文学家的赋作成为宋代文坛上的惊人之作，而且赋作的体式（指骚体赋、抒情小赋、大赋、骈体赋、律赋、文赋等，这里不包括从内容上区别赋体的形式，如曾经出现过的述行赋等）应有尽有，形成了宋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一幕，完全可以与宋文、宋诗、宋词构成鼎力局面。但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即就单个作家的单位篇目来看，其数量是不可与宋文、宋诗、宋词相比拟的，其中有常识性的原因存在，这里无需劳费口舌。鉴于如上实际存在，历朝历代，包括现在的研究者，单独对宋赋研究投入的力度并不大（不否认个别人对宋赋研究有突出成就），因此宋赋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也就成了必然事实。但有一个明确的事实需要在这里说出，那就是虽然宋赋所存数量不可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但其中所包含的“忠奸之辨”对话内容，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丰富程度甚至可以与宋文相比，至于与宋诗可以相比，更是不用加以强调的问题（宋词不擅长于进行“忠奸之辨”对话，所以不可与宋赋相比，这里不特别提出与宋赋在相同领域相对比的问题）。这样一来，提出宋赋当中的“忠奸之辨”对话问题，就是一个完全可以进行下去的研究话题。下面选出两位北宋赋体作者的两篇作品作为范例来加以关注。第一位苏轼，第二位是王回。苏轼的赋作题目是《明君可与为忠言赋—明则知远能顺忠告》，录全文如下：

臣不难谏，君先自明。智既审乎情伪，言可竭其忠诚。虚己以求，览群心于止水；昌言而告，恃至信于平衡。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为则。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谋身必忠，而况于谋国。然而言之虽易，听之实难，论者虽切，闻者多惑。苟非开怀用善，若转丸之易从；则投人以言，有按剑之莫测。国有大议，人方异词。佞者莫能自直，昧者有所不知。虽有智者，孰令听之？皎如日月之照临，罔有道形之蔽；虽复药石之暝眩，曾何苦口之疑。盖疑言不听，故确论必行；大功可成，故众患自远。上之人闻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无损。岂微忠之能致，有至明而为本。是以伊尹丑有夏而归亳，大贤固则所从；百里愚于虞而智秦，一身非故相反。噫！言悦于目前者，不见跬步之外；论难于耳顺者，有以百年而兴。苟其聪明蔽于嗜好，智虑溺于爱憎，因其所喜而为善，虽有愿忠而孰能？心苟无邪，既坐瞻于百里；人思其效，将或锡之十朋。彼非谓之贤而欲违，知其忠而莫受。目有眯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智士知微而出走。仲尼不谏，权将困于妇言；叔孙诡辞，畏不免于虎口。故明主审逊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谓忠。不求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汉宣之贤，充国得尽破羗之计；有魏明之察，许允获伸选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难，非忠何报。虽曰伸于知己，而无自辱于善道。《诗》不云乎？哲人顺德之行，可以受话言之告。（苏轼《苏轼全集·苏轼文集·明君可与为忠言赋-明则知远能顺忠告》卷1）^[65]

如上赋作在苏轼的全部文学作品当中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其赋作当中也不是代表性作品，但也不能完全以无名之作来看待，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后人也有不时给予高评者，如清代蜀人当中的“蜀中三才子”之一的李调元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赋话》卷5当中这样说：

宋苏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云：“非开怀用善，若转丸之易从；则投人以言，有按剑之莫测。”又：“有汉宣之贤，充国得尽破羌（羗）之计；有魏明之察，许允获申（伸）选吏之公。”横说竖说，透快绝伦，作一篇史论读，所谓偶语而有单行之势者，律赋之创调也。（李调元《赋话》卷5）^[66]

李调元的如上评价可谓不低，而且在某些方面确实切中肯綮，可以视为知津者言。虽然如此，也未能完全说到与“忠奸之辨”对话恰合无间的程度（“有按剑之莫测”似乎已经看到苏轼此赋具有深刻内涵的特征，这可以姑且视为李调元发现了其中包含着与“忠奸之辨”有一定联系的意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问题是，苏轼在这一篇赋作当中，蕴涵着丰富的“忠奸之辨”思想，因此该赋作也就成了典型的以“忠奸之辨”进行对话的文本。苏轼的这一篇赋作当中所包含的“忠奸之辨”意蕴，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赋作的题目是《明君可与为忠言赋》，还附加上了副标题《明则知远能顺忠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别在两个题目当中，即正标题与副标题当中，将“明君”与“忠”字紧紧地扣合在一起，将作者所要表述的主题——进行“忠奸之辨”对话显示得一目了然。概而言之，我们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关注苏轼此赋当中包含的“忠奸之辨”对话意蕴。

第一，“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的整体行文格局。这种整体行文格局需要拿确切的数据来加以表述：全部赋篇当中“忠”字共出现7次，其具体语例分别是，“言可竭其忠诚”“谋身必忠”“岂微忠之能致”“虽有愿忠而孰能”“知其忠而莫受”“知拂心之谓忠”“非忠何报”；“奸”字应该共出现2次，之所以“应该”来表述，是因为在赋作当中没有直接出现“奸”字，而只有同义替代词出现，其具体语例是，“佞者莫能自直”“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其中的“佞者”“谀臣”分别与“奸臣”具有意义上的重叠部分，基于这样的判断，将“佞者”“谀臣”分别视为“奸臣”的同义替代词，是可以成立的命题。按照如上形成的“忠”“奸”近距离对称表述的格局，我们还可以从意义的归类上，找到相应的语例，如“言悦于目前者，不见跬步之外；论难于耳顺者，有以百年而兴”与“谀臣乘隙以汇进，智士知微而出走”即是（其中包含的意蕴这里不解释，读者可以自行领会）。

第二，明君是臣子“忠德”生成土壤的“忠德”生成论（与“忠德”价值实现论相同，以后不再提示）。明君与忠臣的关系，所论古来有之。在古人看来，明君是忠臣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忠臣的“忠德”只有在明君面前方可得到认可，这是历来“忠德”生成论的定见。苏轼在这里所表述的“忠德”生成论，在意义传递上没有超过前人。但苏轼在这里的语言表述上，没有人云亦云，也不是就“忠德”生成论进行广泛的理论探讨，而是明显具有自己的选择角度。苏轼在这里的“选择角度”是就臣子在向君主进谏时所表现来的“忠德”与“奸德”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在赋作开头的第一句话——“臣不难谏，君先自明”，即将问题的核心表述得非常清楚。苏轼将臣子向君主进谏当成识别臣子道德的标志之一，其中的具体区别是， “论难于耳顺者，有以百年而兴”的进谏，是忠臣的“忠德”表现；“言悦于目前者，不见跬步之外”的进谏，是奸臣的“奸德”表现。“论难于耳顺者”就是“忠言逆耳”同义语，全句话“论难于耳顺者，有以百年而兴”即“逆命利君”之意。“言悦于目前者”所表述的意思是，在进谏的时候，一味取悦君主，这与传统上所论述奸臣的道德表现没有丝毫差异。苏轼随后将“莫能自直”的进谏者称为“佞者”（“佞者”即“奸臣”的同义替代词）。苏轼在表述清楚如上问题以后，自然就要表述这样的问题，即对于君主来说，经常要面临“国有大议，人方异词”的复杂问题。然而客观的事实是：“言之虽易，听之实难，论者虽切，闻者多惑”，这就需要“闻者（包括君主在内）”需要具有辨别是非的聪明或素质。苏轼认定的标准是这样，明君具有“审乎情伪”与“不求耳目之便”等多方面的过人聪明或素质，能够在纷繁而复杂的事物当中，分辨清楚是与非，从而使忠臣的价值得以实现，这就苏轼所说“上之人闻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无损”一语当中所蕴涵的哲理。苏轼所表述的“忠德”生成论，与“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语当中所蕴涵的哲理相同，具有将事物生成的条件当作重要因素来加以关注的品质，是对“忠德”内涵的准确诠释。

第三，“每要社稷之功”的忠臣作用论。苏轼在这里表述的“忠臣作用论”，是仅仅限制在臣子向君主进谏时所发挥的作用而言，这与上述“忠德生成论”的限制条件完全一致。苏轼认为，臣子向君主进谏应该从大处着眼，即要做到“不求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这就是说，忠臣进谏作用的发挥，要在为国家建功立业上——“要社稷之功”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为了君主现时的“耳目”享受。苏轼为了说明“大处着眼”的道理，举出了“有汉宣之贤，充国得尽破羗之计；有魏明之察，许允获伸选吏之公”的例证，其中的赵充国与许允就是两位在“大处”上，为君主充分发挥忠臣作用的著名人物。苏轼如上所举出的例证，在于说明道理，而不在于事事对号入座，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形上之道阐述的巧妙之处。

苏轼是颇有思想家与哲学家素质的文学家，因此在其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中，往往包含着难以一眼看穿的深刻意蕴。上述对《明则知远能顺忠告》赋作的分析论述，只能是就某一个方面作出的阐释，想必任何一个读者都会明白其中的用意。

王回（公元1048—1101年）与苏轼（公元1037—1101年）为同时期人，但年齿略小于苏轼。王回为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进士，是比较著名的敢言正直之士。由于性格的相似与工作岗位上的方便，王回与苏轼有过交集。王回就士大夫文人的成就而言，不可与苏轼同比。但在以赋作进行“忠奸之辨”对话方面来看，还是具有值得称许之处与可以与苏轼的《明则知远能顺忠告》同看的可以圈点之处。下面录出王回的《事君赋》来加以关注：

北面以受命兮，命同而功则异。矢中心而自赞兮，非有道曷明其所为？盖图国之在人兮，我得之故为贵。若货利之不敢爱兮，奉君欲之所便。役股肱而忘死兮，济君难于已然。岂不轮忠而塞报兮，奈何犹憾于天。倬我图而孔臧兮，志常足而名全。阅万物之至众兮，孰一人之至寡？呼同德以佐佑兮，赖先权于取舍。张有司而赋政兮，寄聪明于夙夜。傥虚其人而瘝厥官兮，虽有食而谁暇？彚以进夫贤能兮，罄岩泽而无留。但见朝大夫士兮，暨四方之守候。咸显任其所知兮，迓交泰之时休。君无为而垂拱兮，我亦退食而优游。昔重华之弼唐兮，拔岳牧与禹稷。文命蹑其近武兮，晤皋陶而谟九德。挚虺夹以相汤兮，美遂良而举直。文公作周衡兮，尚勤训于三宅。其诚可荐于天地兮，况我民之驯格。君臣享其淑问兮，诒万世之矜式。亚斯不敢缓兮，亦何世而无人？随小大以成功兮，但挟覇而为纯。谅要道之自然兮，如岁运于阳春。迷咫步以它之兮，固治乱之所分。臧仲之蔽展禽兮，坐挂讥于窃位。公孙托摒于仲舒兮，众交诋其疾忌。夫岂不念于善传兮，反贪巧而速累。曾莫望于货之徒兮，犹可以逃罪。彼匠者之构厦兮，操斧墨而自能。使楩楠老于深林兮，斧墨具而焉程？惟得人而事君兮，乃受命而有成。感先儒之话言兮，聊讼箴而一明。（王回《事君赋》）^[67]

王回的如上赋作在语言形式上，当是“骚体赋”，但这种赋体的形式，不应该是《事君赋》内容的决定性因素，但也不能说与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因为就总体倾向来看，“骚体赋”具有“述志”与抒情的表现特征，毫无疑问的是，王回在这里以“事君”作为题目，表述了自己在这个方面的思想观念。王回在表述“事君”思想观念的时候，将臣子在君主面前竖立“忠德”置于突出位置，这样就使《事君赋》葆有了“忠奸之辨”对话的品质。下面对《事君赋》当中与“忠奸之辨”思想相关的内涵作出分析与论述。

与苏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不同的是，王回的《事君赋》在题目上没有出现“忠”字，而且在正文当中，也只出现过1次“忠”字，“奸”字连1次都没有出现。这种现象的出现，不影响其自身“忠奸之辨”对话品质的显示，所以话题表述依然可以进行下去。所需要说明的是，王回的《事君赋》主要从正面入手，论述“事君”所必须要具备的道德素质，其中将“忠德”的竖立当成“事君”的必备因素来看待，表现出鲜明的大局意识，具有积极意义，其具体表现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关注：

第一，臣子“事君”竖立“忠德”的必然性。王回深深懂得“忠德”由来的渊源，所以这里不必要就此“渊源”问题再费口舌。可贵的是，王回在继承已有文化渊源的基础上，推出了新的话语表述。王回在《事君赋》的开头这样说：“北面以受命兮，命同而功则异。矢中心而自赞兮，非有道曷明其所为？盖图国之在人兮，我得之故为贵。”这里所说的是，“我”之所以能够获得尊贵，是因为国家建设需要人才。国家与君主是同义词，所以“我”所获取的尊贵，根源在于君主的赐予。王回发现了这个因果关系以后，理所当然要强调作为臣子的“我”，必须要向君主施行“忠德”——“轮忠而报”，这样才可以算得上对君主恩遇的报答。臣子以施行“忠德”于君主的方式，来报答君主所赐予的恩遇，就像“谅要道之自然兮，如岁运于阳春”一样地出于自然界的规律，是使天下得以治理的根本所在。在此基础上，王回将臣子向君主施行“忠德”的具体表现描述为“役股肱而忘死兮，济君难于已然”，表现出对君主（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境界。

第二，“惟得人而事君兮，乃受命而有成”的君臣相互信任，才可以使臣子“忠德”价值得以实现的观念。“得人”是指君主能够正确识别臣子的“忠德”，然后给予信任，臣子在得到君主的信任之后，也要以感恩君主信任的内心去侍奉君主之意。君主在“得人”的基础上，给臣子以“事君”的机会，这样才可以使君主与臣子两方面都获得成功。这就是说，“君臣相互信任”是臣子向君主施行“忠德”得以成功的必备前提条件。“君臣互相信任”也可以称为君臣“同德”，在此基础上，君主能够充分“进夫贤能”，具有“忠德”情操的人即可“罄岩泽而无留”。王回为此举出的例证是：“昔重华之弼唐兮，拔岳牧与禹稷。文命蹑其近武兮，晤皋陶而谟九德。挚虺夹以相汤兮，美遂良而举直。文公作周衡兮，尚勤训于三宅”。王回通过具体例证来说明“君臣相互信任”方可使臣子施行“忠德”的道理，具有充分认识内因与外因关系的辨证眼光，与客观事实相符，值得引起广泛注意。

第三，“寄聪明于夙夜”的“事君”观。“聪明”与“道德”是并列存在的两种表现，可以视为善于观察事物与善于分析事物等“才能”的同义词。这里所谓的“寄聪明于夙夜”，即对于臣子来说，在“事君”时除了要具有高尚道德的同时，还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聪明”。能够因势利导地“事君”，积极顺从君主的优长，使之得以充分发扬，即是在“事君”的时候，在葆有以道事君的同时，突出“聪明”的表现之一。“君无为而垂拱兮，我亦退食而优游”不是消极敷衍“事君”的责任，或者是看风使舵，而是针对君主的进取作为，做出的“聪明”选择。王回将这种理想的“事君”状态，表述为“君臣享其淑问兮，诒万世之矜式”。“命同而功则异”也是对以“聪明”的精明态度“事君”的诠释，在这个诠释当中，包含着臣子需要为君主因事、因时、因地建立业的意蕴，具有颇为耐人寻味的哲理，为相同领域多人没有道出。“迷咫步以它之”不是“事君”的“聪明”表现，在于其中强调了对于“咫步”的精明判断，说的是在小事情上没有准确的判断，反倒一味地好高骛远，必然会导致在治国理政大事上的迷失。“固治乱之所分”与“迷咫步以它之”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使王回的观念得以全面展示，也为对话提供了可以理解的全面表述。

不能不说的是，王回的《事君赋》是一篇题目了然，但内容却是比较坚深的“骚体赋”，读来确实有些不易理解之感。然而其内容在总体上，没有偏离臣子对君主施行“忠德”的主题表述，这完全是由“事君”篇名所决定。由此可以看出，《事君赋》又是一篇“形散而神不散”的坚深古文言杂文。

北宋时期的文学作品（诗词文赋），以单位篇目计算，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从“忠奸之辨”这样一个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话题来看，文学在以此作为对话内容所呈现出来的作品数量以及单位篇目所拥有的体量，都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这在客观上展示出这样一种事实，文学作品的出现，尽管在数量可以形成一定规模，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所拥有的话语权，无论如何都无法成为主流。而在社会主流话语的表述当中，又少不了具有文学色彩的语言表述形式。所以，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所谓的纯文学实际上很难具有自己独立的品格，用来发挥传递人类心声工具效用的载体，更多的则是为杂文学所取代。正是因为如此，这一章的题目名为《“忠奸之辨”的文学对话》，实际上能够为纯文学这个名分所承担的门户分量实在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需要在这里表述清楚，那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学”，即“诗词文赋”这几种体式，在北宋时期，处于高度发达状态，很明显的问题是，由于自身所承担的任务不同，所以在这里要进行全面的“清仓查库”，当然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发现了这个客观存在的必然性以后，以个别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来作为分析论述的对象，就可谓是比较明智的举措了。“诗词文赋”以文学作品的面貌出现的时候，在北宋时期，对于作者来说，所从事的创作活动，完全属于私人的“私事”，但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完全摆脱社会政治生活附属品的地位。这样一来，与全社会进行对话的功能作用，就具体相关的“诗词文赋”篇目来看，不能不说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忠奸之辨”与生俱来的政治范畴属性，或者说是伦理政治范畴属性，注定了其表现的空间，必然要选择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之上。在举国上下的主要活动，都要为政治服务的时代，“忠奸之辨”的务实话语表述与务虚话语表述，偏离了为朝廷政治服务的轨道，无疑是不可想象的。而朝廷在开展政治活动的时候，离开了“忠奸之辨”的话语表述，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国家的政治活动是事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第一要务，这就决定在研究“忠奸之辨”的时候，必然要将视点集中在一个时期的政治史上。尤其是宋代这样的国度，在政治发展的过程当中，全社会的成员，均可以获得充分对话的机遇，理所当然的是，围绕“忠奸之辨”展开的对话，必然会形成明显规模。“全社会的成员”所包含的阶层十分广泛，故在“忠奸之辨”对话的时候，必然会表现出内容的广泛性与形式的多样性。在这样的客观事实面前，我们必须要看到“忠奸之辨”研究的复杂性，而且在研究材料的取样上，要以开阔的视野，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去观察问题，才将全书的研究格局，按照各种对话元素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设计成如上样态，因此是与北宋时期特定的社会现实相符的。

客观地说，宋太宗赵匡胤建立了赵松王朝以后，以前所未有的政治远见，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治措施，结束了晚唐五代时期出现的混乱局面，挽救了走向危亡的社会颓势，使得积累已久的传统上进步的中华文明得以继续传递。毫无疑问的是，在赵宋王朝在传递往日文明的时候，表现出了敢于创新的姿态，对于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可以圈点的事实即是，在接过传统上重视“忠奸之辨”的“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旗帜以后，有了全新的理论创建与生活实践。与先秦时期相对比而言，单就“忠奸之辨”的理论阐述来看，在学术的创新上，尤其是一些关键词的创造上，没有超出先秦时期。但就加强“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实践的需求，以至于在实际生活当中形成了“忠奸之辨”多维对话——政治对话、日常对话、学术对话、艺术对话的实际情形来看，又是先秦时期远远不能相比的。就北宋时期有关“忠奸之辨”“四大对话”的内部对比来看，“政治对话”所占据的空间，无疑是最为广阔的。这说明在北宋时期，由“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的需要，所引发出来的“忠奸之辨”事实与理论张扬，是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事实。与此同时，也能够看得出来，北宋时期在举国上下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诸多方面，也将“忠奸之辨”的事实与理论张扬，当成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加以广泛关注。

从极其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与文献事实当中，能够理出北宋时期“忠奸之辨”实际状态的线索，对于认识赵宋王朝存在的原生态以及能够发展的必然，无疑具有明显的启迪作用。作为曾经在华夏大地上“代雄”时间较长的北宋王朝，没有其独特的治理措施，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想象的。加强“忠奸之辨”的推行力度，使“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得以具体化，是北宋时期社会治理的特色之一，对于国家政权的巩固，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无需追问的重要问题。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对于领会北宋能够生存必然性的精神实质，可谓打开了进入堂奥的关键大门之一。物极必反的规律告诉我们，对于“度”的掌握如果偏离了方向，必然会出现事与愿违的后果。作为“忠奸之辨”这个理论武器，在北宋后期，由于执政者自身的缺陷，无疑出现了把握上的偏颇。这样一来，北宋的国家命运，也就会遇到不可挽救的“多骨诺米牌效应”。揭开这样的历史真相，当是“北宋忠奸之辨研究”的使命。可以确定地说，在使命面前，这里交出了完整的答卷。

【注释】

[1]《四部丛刊》影宋刊配旧抄本。

[2]阴法鲁主编：《古文观止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3页。

[3]［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71-1372页。

[4]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900页。

[5]［元］脱脱等撰：《宋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021页。

[6]傅璇琮、倪其心、孙钦善、陈新、许逸民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五册第3400-3402页。

[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34页。

[8]［宋］欧阳修著，李易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333页。

[9]［宋］王安石著，宁波、刘丽华、张中良点校：《王安石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91页。

[10]［元］脱脱等撰：《宋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8277页。

[11]［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3088页。

[12]缪钺、霍松林、周振甫、吴调公等撰写：《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234页。

[13]邓广铭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14]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编第383页。

[15]［宋］王安石著，宁波、刘丽华、张中良点校：《王安石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87页。

[16]邓广铭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17]肖涤非、程千帆、马茂元、周汝昌、周振甫、霍松林等撰写：《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579页。

[18]王水照著：《苏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19]唐圭璋等人选注：《唐宋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84页。

[20]胡云翼著：《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页。

[21]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编第二册第27页。

[22]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一册第416页。

[23]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一册第417页。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178-179页。孙克强编著：《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65、271页。(www.xing528.com)

[24]夏承焘著：《唐宋词欣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25]马兴荣等主编：《中国词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1页。

[26]洪迈著：《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93页。

[27]郭绍虞主编：《词源注 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8-19页。

[28]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617页。

[29]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85页。

[30]邓广铭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6页。

[31]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82页。

[32]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658页。

[33]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3页。

[34]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一），中华书局，1994年，第89页。

[35]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一），中华书局，1994年，第62页。

[36]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654页。

[37]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652页。

[38]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一），中华书局，1994年，第54页。

[39]《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284页。

[40]孔凡礼撰：《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112、131页。

[41]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441页。

[42]孔凡礼撰：《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

[43]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44]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1704页。

[45]唐圭璋等选注：《唐宋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81页。

[46]苏轼著，傅成、穆俦标点：《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53年。

[47]吴雪涛著：《苏文系年考略》，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48]孙克强编著：《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67、268、275页。

[49]金性尧选注：《宋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9页。

[50]缪钺、霍松林、周振甫、吴调公等人撰写：《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466页。

[51]［元］脱脱等撰：《宋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8650页。

[52]《东坡乐府笺补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53]苏轼研究会编：《东坡词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8页。

[54]张惠民、张进著：《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55]范之麟主编：《全宋词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第1096页。

[56]吴鹭山、夏承焘、萧湄合编：《苏轼诗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71页。

[57]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2023页。

[58]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2050页。

[59]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2055页。

[60]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2101页。

[61]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2118-2119页。

[62]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2150页。

[63]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2151页。

[64]［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20页。

[65]［宋］苏轼著，傅成、穆俦标点：《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66]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十一册第115页。

[67]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0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