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与法治的区别：一场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建设

(一)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国家就有了法律和执掌政权的人，靠法律还是靠个人权威和意志控制权力和治理国家，是自古人们就探究的问题，并形成“人治”与“法治”的治国理念。人治与法治的区别何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界进行了持续讨论，在理论上取得重要共识，最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和目标，载入了宪法和党章。但实施依法治国，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廓清。

人治与法治是不同历史类型国家的权力运作方式。中外历史上，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都曾建立过庞大的官僚统治机器和繁复的法律体系，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完备周密的官僚体制和中华法系，对维护封建皇权专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先秦时期，法家学派推崇“法治”，借以取消贵族的法外特权，顺应封建社会的历史变革，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管子·七子七臣》)“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依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更是将法、术、势结合起来，作为君主的统治术。西方法治思想源于自然法学说，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认为:“不应该提出个人例外的法律。”先秦法家思想和西方古代一些法治思想，对今人有所启示，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君主统治，只是西方神权思想根深蒂固，认为自然法高于人法，而自然法来自上帝的理性。由于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的皇权实际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最终从属君主的意志，因此，这种历史类型国家的权力运作和调控方式被称为人治。尽管中外历史上有“人治”与“法治”之争，但在维护皇权专制统治上则是大同小异，因而法家人物一般也是专制极权主义的鼓吹者。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以后，政治制度形态由专制政体转向民主政体，国家权力按照宪法确定的民主政体机制运作和调控，一切公共权力皆由法律授予，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摆脱了国家权力运作的人治形态。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民主政治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由于多种原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还不高，出现过一些严重践踏民主法制的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新中国建国后及“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家权力在民主政体基础上运作和调整的法治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理念之后，更是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www.xing528.com)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治实质是皇权政治，法治实质是民主政治，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权力运作和调整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的基础上，否则人治、法治的分界就说不清。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分界上来看中国封建社会，就会发现从来没有无法治的人治，也没有无人治的法治，甚至中国封建社会也推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至于执行的如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正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建立在皇权专制政体上，我们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但是，有了民主政体而没有将权力的运作制度化、法律化和程序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甚至还会出现人治的现象。这是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人治与法治是就国家权力的运作和调控的方式而言，并由此导致构建法的不同基点，人治重在治民和统治，法治重在治权和管理。20世纪“新公共管理”理论出现之后，“治理”的理念引入广泛的社会领域，企业治理、结构治理、行业治理、政府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依法治理等等用语大量出现，强调管理的调控和规范。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在要求法律功能向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大规模扩展的同时，建立法治国家最直接的目的，是依法管理和调控公共权力，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的专制和资本化。从法治的对象看，重点是公共权力以及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法律治理。但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这一点。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地方和各行业于是提出“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村”、“依法治企”等等，如果是把这些作为全方位推进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把法治简单理解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特别是只注重行政权、司法权的强化，而忽视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保障，这种法治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发生变异。一些地方在依法治理的口号下，通过地方立法和政府的定规立制，强化部门的管理职权，不适当地扩张行政权力，甚至随意强行摊派、强制拆迁、硬性达标、干预企业自主权，都堂而皇之地冠之于法治。权力具有自我膨胀的特性，在未建立有效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强化权力会导致大量的腐败现象。实现权力有效控制和社会有效管理，是法治过程相互矛盾的双重任务，实践中社会有效管理的取向往往优先于权力有效控制，有效管理又往往伴随着权力扩张，并由此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法治似乎就是治理社会秩序，就是严管重罚。因此，如何依法治理公共权力，平衡权力有效控制和社会有效管理的关系，仍是我国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的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