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成果展示

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内容丰富，源远流长，既包括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积累的道德智慧和道德规范，也包括以儒家为主的墨、道、法等各家的中国传统道德理论。诸如爱国爱民、廉洁奉公、诚实守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尊敬师长、孝敬父母等道德规范，奋发图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舍生取义的人生哲学和人生态度等，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主要从传统善恶观、义利观和修养论等方面挖掘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合理因素，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借鉴和资源。

纵观我们民族道德文化传统，可以说是以儒家道德文化为主体，以墨家、道家、法家、佛家以及其他学派道德文化为补充，构成一个十分庞大的道德文化体系，其中有许多优秀成果，又有不少封建糟粕。从优秀成果看，至少以下二十项内容值得重视:

(1)“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2)“见义思利”的重义精神;(3)“威武不屈”的人格精神;(4)“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5)“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6)“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7)“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精神;(8)“勤劳俭朴”的勤俭精神;(9)“尚中贵和”的和合精神;(10)“执法不阿”的清廉精神;(11)“返璞归真”的尚朴精神;(12)“厚德载物”的包融精神;(13)“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14)“尊老爱幼”的公德精神;(15)“乐事劝功”的敬业精神;(16)“诚实守信”的诚信精神;(17)“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18)主张“非攻”的热爱和平精神;(19)“任人唯贤”的尚贤精神;(20)“尊师重教”的传道精神。

黄钊.中国道德文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11-13.

(一)传统善恶观的承继

传统善恶观并不只是儒学的传统，但由于儒学在传统社会居于主流地位，使得善恶观的传统发展与继承不得不表现出强烈的儒学色彩。

1.传统善恶观的历史发展

孔子所言的“仁”，即爱人，是孔子对“仁”的基本解释，也是基本的“善”。“仁”的具体要求，可以是忠恕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是“克己复礼为仁”。不论是“仁”的何种境界，在孔子看来，“仁”的实现和达成都在于自己，“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在这里，孔子将“仁”看作是个体的德性，仁就是成为个体德性的一种“善”的规定，即“仁者，义之本也”。

孟子的“性善说”则力图解决善恶规定的普遍必然性的问题，对人性善恶做了比较系统的哲学论证。孟子把“善”看作是人性的本质，在孟子看来，人的本性同动物的本性是有区别的，而人的本性“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也就是善。因此，“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善成为人的内在本质的必然。而孟子却并没有由此否认后天修行的作用，这就在于孟子把“我固有之”的“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看成是“四端”，所以“固有”的还只是“善端”。而“善端”还需要扩充，需要消除后天的蒙蔽。最高的“善”的境界是，“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的“性善论”论证了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其塑造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也成为后世人们不断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动力。

随着唐代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对玄学、佛学的批判，以复兴儒学来力图挽救社会的危机，韩愈是其中重要的代表。韩愈指出，佛教的“治心”、“正心”的目的是求其人生的清净寂灭，而非天下国家，这必然破坏了三纲五常。韩愈力图恢复儒家的道德纲常，明确提出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善恶的标准，并以此将人性划分为三等:至善之人生来就具有五德，可善可恶中等之人生来五德有缺，而至恶的下人生来就不具备五德。承继董仲舒、王充的性三品说，韩愈也认为中等之人可以教化，通过师者的“传道、授业、解惑”，可以达到仁义之道。

2.传统善恶观的承继

承继传统善恶观就是要使之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生长为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新善恶观。

传统善恶观的现代继承并不仅仅是儒家文化的继承，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又决定了它是传统文化现代继承中的重要部分。作为儒家文化中的善恶观其能否适应现代发展的要求，是要看其精神内核是否能形成一种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观念和精神。就儒家包括其他各家的道德精神而言，无疑地是在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形成的，其社会基础已不可能适应工业文明的要求，但这并不表明其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就不适应今天的工业文明甚至是信息时代的要求。关键的问题在于，其道德文化中是否有新的时代精神的生长点并使之产生新的生命力。作为民族心理积淀的传统价值观念，一方面有着保守、陈旧、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有着积极发展与适应变革和创新的一面。对于依附于其社会基础的阻碍时代发展的内容无疑是要抛弃的，而对于其能够摆脱受制度基础影响的合理的层面无疑又是我们可以吸取利用的。对于可以借鉴的成分，也不能一味地照搬，而必须对其有所分析、有所补充并使之完善。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善恶观中其被封建统治所轻视而又可以为今天利用的层面，我们需要重新诠释和阐述并使之赋予时代之所需要的内涵。对于传统善恶观中不尽全面和完善之处，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生活的领悟加以补充，也可以通过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使之得到弥补。对于现代生活中固有的缺陷和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负面效应，可以通过传统善恶观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加以校正和调节。当然，传统善恶观的现代继承是否实现的关键，还在于其能否实现社会作用和功能的转变。

传统善恶观在具体内容和环节上的继承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传统善恶观偏重于社会整体利益，对个人利益较少关注，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其对于当今社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驱动所导致个人利益的膨胀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纠正，使个人与社会共处于和谐发展之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传统文化关于家庭道德、人际关系的准则设定，对今天无疑也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个人的善恶选择、道德标准问题上，传统道德文化所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的人生理想境界，对现代社会条件下道德理想人格的确立仍有不少启示。总之，现代社会中出现的道德问题及善恶问题，虽然不能尽由传统文化来补充和弥补之，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积极的成分，却可以为克服工业文明带来的非人化、工具化倾向提供精神上的警示和指导。总体来说，传统善恶观的现代演变和继承，无论从理论基础还是从具体内容上来看，都有其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传统善恶观是可以通过现代继承并在现代社会中展示其新的生命力的。尽管，传统观念的现代继承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变革，但在历史进程中这种继承却会获得愈来愈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二)传统义利观的承继(www.xing528.com)

传统义利观在中国思想历史上形成了重义轻利、利义并重、重利轻义、义利俱轻等不同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挖掘传统文化的合理价值尤其是重义轻利、利义并重等在历史上起主要作用的思想，实现传统观念的现代变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传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所在。

1.传统义利观的发展

重义轻利是儒家的基本观点。在义利关系上，孔子把“义”看作是人立身的根本，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人的精神需要远比物质需要更有意义。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认为一个有仁德的人，应“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孔子重“义”但也不绝对排斥“利”，并没有以“义”否定“利”。他肯定物质追求和荣华富贵是人的正常的欲望，“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是孔子主张必须以道义标准去谋求物质利益，不能为“利”而损害“义”，在他看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为“放于利而行，多怨”。孔子重义轻利的关键不在于否认利，而在于如何谋利，“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继续主张重义轻利。总之，在儒家看来，义是比富贵、功利甚至生命都重要的东西。

义利并重说的始创者是墨子，强调义与利、物质与道德都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和基础，利不能脱离义，义也不是对利的否认，二者是统一和并重的关系。墨子认为义与利必须统一，讲义必须与人们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墨子指出，“所谓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也”，“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因此，墨子把是否“中万民之利”作为评价人的行为义的准则，“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陈亮、叶适从功利论出发也主张义利并重，反对离开人的日常日用来空谈道德。从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出发，陈亮认为，满足人的物质欲望正是人道之所在。在义与利的关系上，陈亮、叶适主张义离不开利，有了利就有了义。叶适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有功就是义，也就是说功利实现了就是义。陈亮、叶适也认为要实现“利”应当在义的制约下进行，人欲要“得其正”，认为义与利结合才有实际意义，否则离利讲义就是虚妄之谈，所以陈亮、叶适十分强调实事实功，认为既有利则又合乎义。义利并重的思想，提出了义不能离开利，对于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和说教都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2.传统义利观的价值

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作为传统的价值观念的主导方面，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过去，而且也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自主意识也不断增强，人们开始对重义轻利的思想进行反思，“利”的价值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随着讲求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的观念的膨胀，在现实中开始出现义与利关系上的失衡，甚至出现摒弃“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的现象。片面批判重义轻利的观念而走向了重利贬义，造成了趋利主义盛行，在社会现实中导致物质利益与金钱至上的倾向，甚至造成道德的危机。近年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只讲私利而无视道义，惟利是图和见利忘义等现象，乃至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疯狂的金钱拜物教的风靡，可以说与人们忽视“重义轻利”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儒家的“重义轻利”对克服金钱至上、极端利己主义，是有现实价值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应该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所以，义利并重的思想也有其现实意义。协调义与利之间的关系，促进义与利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义与利的内涵和内容是有区别的。“利”是一种客观事实，“利”不仅指物质利益，也包含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但无论如何“利”都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存在。而“义”则主要是指在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所体现出的精神价值。所以，并不是一切实现的利益都可以构成“义”，“义”也不是对一切利益的维护，“义”所肯定的是在处理社会利益关系中表现出的对正当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维护。同时，义与利又是相互联系和辩证统一的。“利”是“义”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义”不可能脱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而独立存在。此外，“义”是对“利”的反映和调节的集中体现，“义”是在处理利益关系中所反映和体现出的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所以，“利”的追求与满足需要“义”的指导与调节，只有物质利益、经济发展与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相结合，“利”的追求才会正当和合理。总之，“义”的要求和准则应以维护“利”和“兴利”为目标，道义不能脱离功利而独立存在，而“利”的发展也不能离开“义”的导向，要以“合义”为尺度。只有义利兼重、义利和谐，才会有经济与道德的共同发展与进步。

(三)传统修养论的继承

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合理价值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1.传统修养论的历史发展

孔子不仅将“仁”看作是个体的德性，而且认为必须加强道德修养，才能“达仁”，并以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起点。必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耕而弗获也”。进而，孔子对君主也提出了修养德性要求。在孔子看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求为政者能率先按照尊亲关系和礼制去行事，以达到政治治理的实现。这样，为政者的德性就被放在重要的地位，为了培养仁君主，就必须修养道德。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进一步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孟子所谓的扩充善性，实际上就是修养德性，而修养德性，就能做到“仁人无敌”。

在人性善恶问题上，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明确提出了“性恶论”的观点。如果说孟子将人性归结为社会性，认识到了理性的重要作用，完成了从自然到人的转折，那么荀子却是将人性又归结为人的自然本能，并由此提出了与孟子不同的性恶论。在荀子看来，人生来就有贪利求乐、好逸的欲望，这些天生的欲望是恶，至于道德仁义，则是后天人为的结果。荀子指出，礼仪规范是对人的本性的违背，而这种限制又是必要的。也就说，基于人性恶，就需要圣人君主对臣民进行教化，立法制礼以使之“化性起伪”。荀子的“化性起伪”的思想，包含了人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这样一层意思，而正是这一观点，使荀子不仅试图以圣人的化性起伪来控制恶、矫正恶，而且也试图以个体的修善养德来实现善。如果说在人性问题上，荀子和孟子有很大的区别的话，那么，在道德修养和人性修养的问题上，二人是惊人的一致。

2.传统修养论的继承

传统修养论注重个体的德性养成，形成了传统的德性道德或心性道德。随着市场经济的制度化、法治化的历史需要，似乎传统的修养论也越来越边缘化。实际上，无论社会发展如何，法制如何健全，人们的品性修养仍是社会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强调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修养良心、利他、爱人、仁慈、谦和、诚信等品性;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修养爱国、勇敢、责任、奉献等品质，不仅是社会和谐的需要，也是个体完善自身的需要。我们要看到，法制、制度本身也是由人来制定和完成的，没有个体德性的进步，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也是无法实现的。传统德性道德对人性、德性的看法，以及对道德修养、道德品行培养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等，也会为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石。

从现实中看，个体德性修养水准的高低，也会直接影响社会文明的实现与否。因为制度、法律，无论如何周全、正当，如果人们不具备良好的美德，也不可能对人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在现实中常有类似的情况，常常有很好的政策、法规，可由于执行主体道德缺乏内在自觉而使政策走样，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因此，即使是在制度和法律不断完善的现代社会，道德修养、品质修行都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