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杂家研究：稷下学宫与齐杂家

二、“稷下学宫”与齐杂家

齐国是战国时期的三大文化中心之一。杂家思想文化能产生于齐国，与齐国多元的文化传统和开放的文化政策有关。齐在开国之初的西周之时就存在着多种文化因素，有东夷土著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和以姜太公为代表的炎帝文化。从春秋齐桓公始，齐国一直都有招贤养士的优良传统和文化政策。齐国濒临大海有渔盐之利，其在战国时期亦是一富庶大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养士提供资助。到了战国时期，齐桓公田午发愤图强欲争霸天下，遂创立稷下学宫招贤养士“不治而议论”，至威、宣之时稷下学宫空前繁盛，百家之学皆汇集于此，称之为“稷下之学”，稷下的众位学者被称为“稷下先生”。史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舆、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弟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107]可见当时稷下学宫学者之多，有“数百千人”，赐予列第为上大夫的就有七十六人之多，邹衍、淳于髡等人更是学宫中的大师。“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骈、邹衍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108]稷下先生们不仅“不治而议论”为田齐政权提供决策方面的咨询，而且“各著书言治乱之事”有著作行于世。由于古文献的大量佚失，我们现在既无法详知稷下先生们各自所著书的具体内容，亦无法详断他们所著之书是单独行于世还是汇编在一起，或者是除了单独著书以外还有集体分组创作的作品，笔者以为，也许这几种情况都有，例如，《慎子》、《尹文子》都是属于“各著书言治乱”的代表，至于《管子》学者已有公论非作于一人一时，应该是集体创作的合编，且处于不同的时期。

现在有许多学者在研究“稷下学宫”和战国时期的齐文化时，提出了许多观念，有认为稷下学是以齐法家为主的，有认为稷下学是以黄老道家为主的，有认为稷下学是百家之学的杂萃的，笔者甚为赞同这最后一种说法。战国晚期，天下一统的趋势愈趋于明朗，在齐威、宣王之时，“齐最强于诸侯”，齐宣王更是怀有统一天下的“大欲”。《孟子·梁惠王》上记有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猜测宣王心中的“大欲”何所指时，曰:“然则王之大欲可知矣，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即宣王的“大欲”就是统一天下。《管子》作为稷下百家之学的结晶，也反映出田齐统治时期的特征和为齐国统一天下制造思想理论的目的。“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109]“常至命，尊贤授德，则帝;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110]以及“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道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111](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先秦杂家的第二巨著《管子》为稷下学者集体创作，但创作者的具体姓名不可考，也许是那七十六人中的部分人，至于那些“数百千人”中的稷下学士有没有参与其中，亦未可知。从现有史料来看，除了邹衍、淳于髡、田骈、接舆、慎到、环渊之外，有名的大学者在稷下做过先生的尚有孟子和荀子等人。“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学士千有余人。”^[112]而荀子“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113]，约当宣王后期，先当学生求学，然后做稷下先生并曾三为祭酒。稷下先生们表现出两大特点:第一是他们许多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域，例如:慎到、荀况是赵人，环渊是楚人，孟子是邹国人，因此，任继愈说“《管子》尝试着把荆楚文化、三晋文化、邹鲁文化与齐国的传统文化汇集在一起”。^[114]其二是稷下学者多数都不主一家之学，例如，当时在学术影响上仅次于孟轲、邹衍的稷下先生淳于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正说明淳于髡的思想学术兼采了诸子各家的思想理论，不主任何一家，这恰是杂家的倾向。再如邹衍，出于儒家而归于阴阳家。杂家的尹文子，也可说是出于名家而归于兼摄诸子的杂家。这都反映出了战国晚期天下趋于一统人才流动的频繁和学术思想融合的加强。各种条件的集合，使得齐国成为大的文化中心，并孕育出先秦杂家的一大流派，为战国秦汉之际文化思想学术的整合与创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