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 教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原则上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因为他们懂得,不管哪一种宗教,都能起麻醉人民、巩固统治的作用。但在各种宗教中,他们最重视的是佛教,其次是道教,最后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这完全是根据这些宗教的势力和影响的大小,从而采取不同态度的。
佛教内部有各种不同的派系。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佛教禅宗中的临济宗势力很大。蒙古贵族消灭金朝统治中原以后,极力拉拢临济宗的上层僧侣海云等人。海云长期居住在燕京大庆寿寺,从蒙古大汗到燕京的断事官们,都对海云尊崇备至,蒙元政权在中原采取的某些措施,事先都征求海云的意见。[5]海云死后,葬在大庆寿寺的西南隅。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城,海云及其弟子可庵的骨塔“适当城基,势必迁徙以遂其直”,忽必烈专门下令“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6]。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临济宗重视到了何等程度。从海云住持以后,大庆寿寺一直被认为是临济宗的中心,有“禅宗第一刹”之称。元朝中叶,统治者还专门赐予大庆寿寺住持以荣禄大夫、大司空的官爵,授予“临济正宗之印”[7]。除了临济宗之外,禅宗中的其他宗派以及佛教其他教派也都有一定势力,但影响较小。
随着全国的统一,吐蕃地区的藏传佛教开始传入大都。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吐蕃地区的控制,于是极力推崇藏传佛教,“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藏传佛教的首领被封为帝师、国师,“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在统治者大力提倡下,藏传佛教势力日盛,远远超过了包括临济宗在内的佛教其他宗派。藏传佛教某些僧侣“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8],横行霸道,甚至任意杀人,给大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大都南城的许多前代建造的佛寺,在元代依然香火繁盛。海云曾数次在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9]。弘法寺以收藏经版、刊印藏经著名,在元代经版屡经补雕,“校正讹谬,鼎新严饰”[10],“极校雠之善”[11],继续得以刊行。大都新城落成后,元朝皇帝、皇后、贵族、官僚等不断建造新寺。每朝皇帝即位,立即营建新寺,成了一种惯例。因此,大都寺庙比起前代来,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元代新建的寺庙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大护国仁王寺(大都城西高梁河畔,忽必烈皇后所建)、大圣寿万安寺(平则门内,即今白塔寺,忽必烈时建)、大天寿万宁寺(大都城中心,元成宗所建)、大承天护圣寺(西郊玉泉山脚下,元文宗所建)等。这些寺院僧徒众多,占有大量劳动人手,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的势力。(www.xing528.com)
藏传佛教传入之后,带来了他们所尊奉的摩诃葛剌佛。这种神像状貌狰狞,祭祀仪式神秘,在宫廷和一些由藏传佛教僧侣掌握的寺院中都很风行。这是摩诃葛剌神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北京。随着元朝的灭亡,藏传佛教势力的衰落,对摩诃葛剌神的尊奉也销声匿迹了。到了清代,才再次兴盛起来。
道教的势力和影响仅次于佛教。金朝末年,全真道在北方兴起,很快就成为道教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宗派。成吉思汗西征时,曾把全真道首领丘处机召到中亚。丘处机从中亚返回华北,被安置在燕京的太极宫,不久,太极宫改名为长春宫,白云观在当时是长春宫的一个部分。长春宫自此成为全真道的中心。全真道依仗统治者的庇护,不断扩展势力,以致屡次和佛教发生冲突。两者之间常为争夺庙观和财产互相斗殴,有一次,“长春宫里先生每(道士们——引者)”为了与“和尚每争夺观院”[12],出动五百多人拿着棍棒打架。统治者为了解决佛道两教的矛盾,先后三次召集两教代表人物进行辩论,第一次在漠北和林,第二次在上都开平,第三次在大都。统治者权衡得失,决定偏袒佛教,于是有的道士被勒令削发为僧,个别闹事的道士还被处死,除《道德经》外的其他道教经典也被勒令烧毁。[13]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月,还专门在大都南城悯忠寺举行了焚烧道藏伪经杂书的仪式。但是,元朝统治者的意图,不过是稍稍压抑一下道教的势力,并不是想加以取缔。所以,在规定“佛在道前”之后,道教仍保持一定的地位。大都全真道道观见于记载的即达二十余所。[14]其首领依旧“世奉玺书袭掌其教”[15],并得到元朝政府赐予的种种封号。此外,北方原有的道教宗派真大道、太一道,在大都也都有自己的道观,和宫廷有一定的关系。元灭南宋以后,南方以江西龙虎山为中心的正一道传入大都。正一道在道教各宗派中历史最为悠久,在江南影响很大,所以元朝统治者也多方加以笼络,专门在大都为之建立道观,名为崇贞万寿宫。正一道首领张留孙、吴全节等,都深得统治者宠任,在政治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在大都流行的宗教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等。欧洲教会曾向大都派遣过教士,据这些教士报道说,大都有基督教教堂,还有不少信徒。元朝政府专门设有管理基督教事务的崇福司,说明基督教在当时确实颇为流行。元代诗人张昱在描写大都风俗习惯的诗中讲到:“十字寺神呼韩王,身骑白马衣戎装。手弹箜篌仰天日,空中来仪百凤凰。”[16]十字寺应该说的是基督教教堂。在房山,就发现有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十字寺碑。[17]景教僧侣称为也里可温,还曾进入宫廷,举行宗教仪式。[18]张昱还写道:“花门齐侯月生眉,白日不食夜饱之。缠头向西礼圈户,出浴升高叫阿弥。”[19]这首诗讲的则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前两句讲的是斋月,后两句讲的是礼拜。它反映出元代大都确有清真寺存在。据北京牛街礼拜寺保存的阿拉伯文石刻记载,有邛尔塔尼和阿礼两人元初来大都传教,前者卒于1280年,后者卒于1283年。[20]大都当时有不少回回人户,一定也有伊斯兰教教士和清真寺,这是很自然的,萨满教主要信奉者是蒙古人,“毡车毡俑挂宫灯”[21]。元朝统治者曾经“为蒙古巫觋立祠”[22],就是为萨满教建立庙宇。
牛街礼拜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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