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中都—大都：元代大都上都研究

二、燕京—中都—大都

大蒙古汗统治燕京半个世纪以后,即13世纪的60年代,燕京的地位起了新的变化。

大蒙古汗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权夺利,不断爆发激烈的斗争。在成吉思汗生前,为了汗位继承问题,他的几个儿子就发生过冲突。作为一种妥协,成吉思汗选中了第三个儿子窝阔台作继承人,这就是元太宗。但是,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幼子才能继承父亲的产业,其他诸子应分立门户。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在分封时得到蒙古本土,在成吉思汗死后分得的军队也最多,势力强大。窝阔台对他心存猜忌,就以自己患病需要找替身为名,将拖雷毒死。窝阔台死后,由其子贵由继位。贵由统治期间,“法度不一,内外离心”,不到三年即死去。死后,其妻海迷失暂理国事。这时拖雷诸子均已长成,暗中笼络一部分蒙古贵族,利用“忽里勒台”(蒙古贵族和军事首领的大聚会,新汗都要由这种聚会选出),推选拖雷的长子蒙哥为汗,把窝阔台一系的势力打了下去。

蒙哥当上汗以后,一方面派自己的亲信去燕京行省充当断事官,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兄弟忽必烈(拖雷的第四子)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15]。这样,在“汉地”实际上形成了两个互相牵制的政权系统。忽必烈受命以后,把自己的营帐移到靠近“汉地”的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和抚州(今河北张北)之间的金莲川,很快就在那里建立城邑,取名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并经营宫室,作为自己长期居留的地方。他在开平“招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所谓“英俊”,就是汉族地主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姚枢、海云(佛教僧侣)、刘秉忠、张德辉、元好问等,以及一些汉族军阀;所谓“治道”,就是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忽必烈接受这些人的意见,在“汉地”的部分地区(河南、关陕)进行了某些改革,“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16]。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燕京行省断事官们的胡作非为,忽必烈表示了不满。但是,断事官们都是蒙哥的亲信,忽必烈对燕京及其周围地区的事务,实际上完全不能过问。

忽必烈在“汉地”采取的一些措施,使他的声望大为提高,得到了汉族地主的拥护。这就引起了蒙哥及其亲信的猜忌,认为“是心异矣”,“大为钩考”,要追查忽必烈的所作所为。后来依靠汉族谋士的出谋划策,忽必烈才得以幸免于难,但是他所设置的一些机构和改革措施,也就因此废止了。^[17]

1258年,蒙哥大举攻南宋。他自己率领军队由关中攻四川,命忽必烈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第二年七月,蒙哥在四川合州钓鱼山战死。围绕着汗位继承问题,大蒙古国统治集团内部又爆发了激烈的斗争。拖雷的幼子阿里不哥纠集部分蒙古贵族,在漠北和林称汗,同时派遣亲信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企图把燕京作为他们控制“汉地”的据点。脱里赤还在燕京及周围地区大肆“括兵”(征调百姓充军),准备阻挡忽必烈回军。忽必烈得到消息,立即与南宋议和,乘脱里赤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之际,迅速北撤。在这一年的年底,全军赶到燕京,清除了亲阿里不哥的势力,控制了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稳定了“汉地”的局势。^[18]忽必烈在燕京近郊住了两三个月,便于1260年3月,由燕京前往开平,召集一部分贵族、将领聚会,即位称汗。于是,在大漠南北,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两兄弟之间,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由于忽必烈既拥有部分蒙古贵族、将领的支持,又得到汉族地主的拥戴,有“汉地”丰富的物资作后盾,因而很快便打败了阿里不哥,取得了胜利。燕京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军事基地的作用,军用的粮食和许多其他物资都先集中到这里,再运往开平;不少军队也先在这里集中,再调往前方。(www.xing528.com)

在登上汗位前后,不断有人向忽必烈提出建都燕京的问题。在即位以前,蒙古贵族霸突鲁对忽必烈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19]即位以后,汉族谋士郝经等人也提出了“都燕”的建议,理由是:“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20]从这些话看,他们都强调燕京优越的地理位置,便于控制四方。忽必烈对他们的建议是重视的,他决定将政治中心南移,不再以漠北的和林作首都。但是为了照顾蒙古贵族们的习惯,避免引起更多的反对,他在即位之初,采取两都制,每年来往于燕京与开平之间,在燕京过冬,在开平度夏,而以位于草原上的开平为主要都城,以燕京为陪都。中央行政机构中书省就设在开平,而在燕京分立行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正式定名开平为上都。第二年(1264年)八月,又将燕京改为中都。

忽必烈上台,意味着蒙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进一步加强。他积极采用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各种统治经验,模仿前代封建王朝的样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颁布各种制度法令。用当时的话来说,这些就叫做采用“汉法”。采用“汉法”的结果,使一些蒙古贵族的势力有所削弱,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北方原来混乱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变,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正式将国号改为大元,“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21]。忽必烈用“大元”来取代“大蒙古国”,表明他意识到自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治者,采用“大元”国号,正是他积极推行“汉法”的一个标志。

在积极推行“汉法”过程中,忽必烈大力经营都城,在中都附近建立起一座新城。采用“大元”国号的次年,即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命名新城为大都,而原中都城则成了大都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都成为首都,上都的地位便相应起了变化,由主要都城改而成为陪都。“维昔之燕,城南废郛。维今之燕,天下大都。”^[22]旧城不过是新城南边的废郛,新城则是当今天下最大的都城。在历史上,北京从此开始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忽必烈采用“汉法”,建都大都,不是没有斗争的。少数保守的蒙古贵族对此坚决反对,他们派遣使者质问忽必烈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23]忽必烈不顾他们的反对,继续坚持原来的方针。这是因为,北方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的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如果要适应当地原有的经济状况,就必须采用“汉法”;如果坚持本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一味从事掠夺,就只能导致垮台。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忽必烈刚上台不久,就有人向他指出:“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24]忽必烈为了巩固统治,不能不采用“汉法”,也不能不把政治中心南移,建都大都。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