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策略转型原因：《海上花列传》今译与翻译研究成果

三、翻译策略转型的原因

张爱玲的翻译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非尽善尽美，但它所反映的问题确实很有特点，很有典型性。我们把她的翻译活动还原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可以发现张爱玲翻译策略的转型与译者写作的动机和际遇密切相关。

1.隐含写作希望的归化动机

从张爱玲的创作年表来看，1943年到1947年是作者创作的高峰期，共发表二十多件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和艺术评论等。作者最著名的作品，如《金锁记》、《倾城之恋》、《白玫瑰与红玫瑰》、《十八春》（后改写为《半生缘》）等都是在此期间发表的。1952年，张爱玲前往香港，在此居留三年。其间为了谋生，为美国新闻署翻译了英美文学家的作品，包括爱默生的散文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这些作品正式出版的年份稍晚）。但张爱玲最爱的还是写作。张爱玲同时用英文创作了两部小说。汉语写作成功的“上海时代”刚刚过去，作者又期望凭借自己良好的英语水平与细致的写作技巧，打入英美市场，实现自己成为国际作家的梦想。五六十年代，张爱玲一面翻译别人的作品，一面翻译和改写自己的旧作。两相比较，她对自己旧作的翻译以异化的策略为主，其主要自译作品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出版的。张爱玲对英美作品的翻译以归化的策略为主，因为此时译者的重心在“作”不在“译”。译者母语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译者对母语文化的热爱与信赖，这些都加深了译者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包括她同期英文创作的小说，除了语言使用英文，故事整个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东方情调。译文中自然流露的作者写作语言的技巧和风格，说明在东西方文学和文化对话的过程中，译者的归化策略并非权宜之计，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www.xing528.com)

2.创作受挫后的异化策略

20世纪50年代，张爱玲曾计划以两部英文小说进军英美文坛。张爱玲的两部英文小说是：The Rice-Sprout Song和Naked Earth。这两部作品是张爱玲在港期间应美国新闻署之请而作，所写的又是作者并不擅长的农村题材，虽然胡适和夏志清对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有过高度评价，但这两部作品不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不及《金锁记》。这两部小说不乏迎合当时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部分，但在美国的反应差强人意。这次失败也许从某种程度上坚定了作者不再盲目迎合异域文化语境需求的决心。译者转而对《金锁记》情有独钟，反复翻译与改写，此番用心，可叹可佩。《金锁记》因此也成为张爱玲自译研究最有价值的作品。根据夏志清的记载，1956年张爱玲在美国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期间，就在翻译《金锁记》。1957年，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被拒绝出版之后，她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改写与翻译。（转引自子通，2001：160）1967年，《金锁记》的英文改写本The Rouge o f the North出版，它的汉译本《怨女》1968年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1971年，《金锁记》的直译英译本The Golden Cangue正式发表。从《金锁记》到《怨女》，几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并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故事从内容到表达都是纯东方的。改动后的故事背景、情节发展、人物命运都是东方文化语境中的，只不过人物矛盾冲突的方式不同，情节发展的缓急不同。自译作品几经周折之后，张爱玲的中国文化立场不仅没改变，反而更为成熟更为坚定。而对于作为译者翻译生涯中封山之作的《海上花》，张爱玲在本书的前言和后记中，反复阐述对此书的写作特色、创作思想和故事情节的独到观点，并详细说明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和采取的策略。从中可见译者已经将翻译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由早期的创造型翻译向晚期的研究型翻译过渡，体现在翻译策略的转变上便形成了异化为主的翻译倾向。

上述关于张爱玲翻译策略的划分只是一个研究侧重的倾向，其实也可以说在张爱玲的翻译中汉译外是异化策略，外译汉是归化策略，而这两种方法并不绝对对立，经常在译作中并存。在张爱玲翻译策略的转型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译者坚定的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一是译者强烈的创作欲望和写作动机。这些因素使得张爱玲的翻译现象更为复杂化。张爱玲在跨文化叙事中通过创作和翻译所做的努力，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