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日本：她的散文揭示的几个事实

池上贞子

（迹见学园女子大学）

在日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除一小部分外，主要是以反映中国大陆的研究动向者居多。人们对于张爱玲的作品引起注意，只是最近的事情。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随之，张爱玲的文学引起了文学界的注视，在日本，也开始出现热中于她的读者及研究者。

我自己是从80年代中期起开始阅读她的作品的。曾经发表过几篇很肤浅的论文，也翻译过她的作品。今天，能够在众多张爱玲研究专家的面前发言，我感到高兴、光荣。同时，我心里也充满了害怕和羞涩的心情。我衷心希望在座的诸位能对我不吝赐教。一个日本人有幸得到在中国人面前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因此，我选择了张爱玲和日本这样一个题目。这次，因为篇幅和时间的关系，我仅想把我在日本国内调查到的张爱玲散文中和日本有关的几个事实向诸位披露一下。如果能对诸位的张爱玲研究提供一点线索，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张爱玲是怎么看日本和日本人的呢？她在小说中正面谈及日本及日本人的地方很少，在散文中也只是一鳞半爪地涉及到一些。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忘不了的画》（《杂志》1944、9）《谈跳舞》（《杂志》1944、11）《双声》（《天地》1945、3）等。胡兰成写的《今生今世》中，记载了他从日本大使馆馆员池田（笃纪）那里借了版画和浮世绘，与张爱玲两人一起鉴赏时的情景^[1]。《忘不了的画》描写的便是她看到那几幅名画时的印象。开头部分写的是她自己喜欢的高更和美国画家的画，后来谈到日本的美人画“青楼十二时”中的丑时的画。“青楼十二时”画正如张爱玲所描写的那样，表现的是艺妓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是江户时代日本有名的浮世绘画家喜多川歌麿的作品。从子时到亥时共十二张。丑时的画如图一所示，这一张是“青楼十二时”中的代表作，描绘的是深夜去厕所小解的妓女的形象。她右手拿着手纸，左手拿着蚊香或是线香。也许那是为了除味吧？有人解说道，那正在穿倒放着的草屐的、女性的身材修长的姿态，并非是出自歌麿的手笔，而是他受到竞争对手鸟文斋荣之的启发创作的。

图1　青楼十二时　丑刻

张爱玲写那篇散文时似乎并非是边看画边写的，而是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她的文章是这样描写的，“深宵的女人换上家用的木屐，一只手捉住胸前轻花衣服，防它滑下肩来，一只手握着一炷香，香头飘出细细的烟。有丫头蹲在一边问候着，画得比她小许多。……”她描写的是几张画？也许在她的记忆中，把巳时和丑时的画混在一起了。（图2）

上面说的再当别论，张爱玲对于画家的态度、即画家对于艺妓“那倍异的尊重和郑重”，她觉得“难以理解”。即，她认为在中国，艺妓出色是由于个人的因素，而在日本，是由于制度形成的。在这里，她所说的制度化，是否亦可以理解为形式化、集团化？日本传统文化的继承方法中有一种叫“家元制度”，也许那其中有着日本人共通的特质。在这里，她提出一个结论：

这样地把妓女来理想化了，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日本人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不然我们再也不能懂得谷崎润一郎在《神人之间》里为什么以一个艺妓来代表他的“圣洁的Madonna”。

图2　青楼十二时　巳刻

然而，对于这部小说，日本人的通常的理解是，那位女性虽然原来出身艺妓，却恪守妇德十分圣洁，因此被作为Madonna^[2]。

再，还有一个是她所谈到的“山姥与金太郎”。与此题目相同的日本画及浮世绘很多，从她描写的情况分析，看来仍旧是喜多川歌麿的浮世绘。请参照图3。

图3　山姥与金太郎

图4　山姥与金太郎

张爱玲在《谈跳舞》一文中谈完了西洋和中国的舞蹈后，也谈到了日本的东宝歌舞团。东宝歌舞团指的是创立于1935年日本剧场专属的舞蹈团——“Nichigeki dancing team”日剧舞蹈团。1940年，为了避开英语改称为“东宝舞蹈队”。^[3]1943年3月至6月在中国公演，其后他们参加了日中合作的电影《万紫千红》的摄制。张爱玲当时在上海可能看到的东宝舞蹈队的一般公演，其日程如下：

四月八日~十八日　南京大戏院

五月六日~十二日　上海剧院

五月十五日~二十一日　南京大戏院

此外，东宝歌舞团还为军队首脑、日本和汪精卫政权的要人举办招待公演，为在附近驻防的日本部队也举办了慰问演出。一般公演的节目有上述三种，至于其中有没有什么变更，情况不明。不过，团长涩泽秀雄，东宝会长（他作为随笔作家在日本也很出名）在四月九日的日记中，对那天演出的节目作了详细的记述。^[4]

东宝舞蹈队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每天连着打通宵，他们参加了李丽华主演的电影《万紫千红》的摄制后，于6月17日踏上归国的旅途。虽然有人说这是当场偶然决定的，但是，实际上，好像在决定去中国公演时，已经制定好了与中国联合摄制中日的第一部音乐舞蹈电影的计画。^[5]

当时，是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发表影评的时期，她谈到了《万紫千红》。最近，在《联合文学》1987年3月号上，陈炳良先生翻译介绍了《万紫千红》和《燕迎春》。该杂志的53页上介绍了当时的英语广告“WITH TAKARAZUKA OPERATIC REVUEW Show Girls”，即：是和宝塚歌剧团共演的。诸位知道，宝塚歌剧团和日剧舞蹈团（这时叫东宝舞蹈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团体。据有关人士确认，当时，宝塚歌剧团没有在中国举行过公演。不知道这是无意中出现的失误，抑或是有意识这样写的。我个人以为，在那几年前的1939年4月至6月，前面提到的涩泽秀雄身为团长曾带领宝塚歌剧团去美国公演，《纽约时报》当时高度评价说，她们是“Charming looking girles”，也许英语广告那样写和宝塚歌剧团在美国广为人知有关。^[6]

此外，张爱玲看过日本电影《舞城秘史》（原题《阿波の踊子》），1941年由东宝电影制片厂牧野正博导演，主角由长谷川一夫、入江たか日子担当，在日本于同年首次上映。我不太清楚在上海上映时的情况，现在有自1943年2月13日起至18日在上海大华大戏院（ROXY）上映时的记录。^[7]《狸宮歌声》（原题是《狸御殿》，这是系列片，根据情况分析可能是《歌ふ狸御殿》）1942年在大映由木村惠吾导演，由高山广子主演，在日本同年11月首次上映。在上海的上映，可能是1943年，在大华大戏院，因为从1943年1月开始，大华大戏院专门上演日本电影。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忘不了的画》和《谈跳舞》这两篇散文收在《流言》里。其半年后写的《双声》中，有相当大的部分谈的是对于日本文化的想法。这篇作品属于散文，可是，写法有些独特，怎么说好呢，就是写得有些调皮。作品中所设定的场面是以貘梦（指的是张爱玲的密友法蒂玛吧？）和张爱玲两个女性在咖啡店喝着茶闲聊为主线。也可以说是一篇小小说，或是双簧戏的剧本。即，内容是散文，而形式却是小说。作者并非直接对读者阐述自己的主张，而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自己描述自己和朋友谈话的情景。

看她们谈到日本的部分，貘梦好像是说日本的文化幼稚，没有耐人寻味的地方。说点题外的话，当年和鲁迅先生有深交的内山完造在上海时，曾经为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相互沟通，费尽了心机。内山完造写过《彼此的常识》一文。^[8]写的是在一次中日座谈会上，大家列举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彼此最基本的常识，对此内山一一加了解说。至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如果在座的诸位有想知道的，会后容我单独告诉您。下面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

（日本人胆小、性急、阴险、小气、对中国人持侮辱观念、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酗酒、好打人、太严厉难以接近、表面和气并不是真心、理论浅薄、办事虎头蛇尾、不可信赖）最后还要加上一条（幼稚）。

张爱玲在《谈跳舞》一文中谈到，她看“狮与蝶”时感受到的恐怖，她接着说，“这种恐怖是很深很深的小孩子的恐怖。还是日本人顶懂得小孩子，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小孩。他们最伟大的时候是对小孩说话的时候。……”

这样看来，刚才介绍的貘梦的话，也许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比较普遍的见解。不过，张爱玲尽管同意貘梦的话，不过，她也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对于我，倒不是完全因为他们的稚气。因为我是中国人，喜欢那种古中国的厚道含蓄。他们有一种含蓄的空气。

他们有许多感情都是浮面的。对于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他们没有感情；封于熟悉的东西，每一样他们都有一个规定的感情——“应当怎样想”。

可是，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较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

张爱玲和貘梦又以和外国人结婚的日本女性以及居住在美国的日籍侨民为例，谈到日本女性。我作为一个日本女性，对她们的那些见解感触颇深。

从张爱玲对于日本的物品（版画、服装、漆器……）的嗜好，以及胡兰成谈到的她的癖好（作为中国人她有洁癖，用钱仔细）等特点来看，是否可以认为，她的那些见解是因为与她自己的性格有相通的部分，或者是有与此相容的部分。探讨日本人和张爱玲个人性格的之间的异同，张爱玲完全是以个人的感情去感受日本及日本文化的，在审美感上可以说她与日本人有着共通的地方。然而，不同的是，日本人的审美感是约定俗成的（用张爱玲的话说是制度化了的），即，日本人都是用相同的眼光看待问题，而张爱玲在中国却是独自一人和日本及日本文化产生着某些共鸣。

一些中国人也许甚至认为日本没有什么文化，像张爱玲那种自尊心强的人竟然认真地面对日本文化，这无疑与她当时的处境有关，也是由于她那讨厌“制度化”的个性形成的，因此，她在批判的同时，亦给了日本一定的评价。她把自己感觉好的东西统统归为好的一类。

然而，从“因为我是中国人，喜欢那种古中国的厚道含蓄。他们有一种含蓄的空气”的句子看来，位于她脑海深处的依然是中国。以前，在谈到她的人生时，我写过“她的这种思想既使她保持了自己的个人主义，又以此避免了当汉奸，维护了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节操和荣誉”^[9]。关于她的感性，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她才保住了自己的面子。胡兰成曾经说过，她是“民国世界的临水花人” ^[10]。这个评价主要是指她的为人以及对于文学的影响，不过，我认为在她的“民族性”上也可以这样说的。

据《双声》原注的解释，说貘梦的貘字，是从“阿部教授”讲的日本有食梦的动物“貘”那些话受到启示，才用了这个字。其实在日本，关于貘各种书籍有很多解释，其中最有名的是国语词典《广辞苑》（岩波书店），它是这样解释的：

中国想像中的动物。形似熊，鼻如象，目如犀，足像虎，毛有黑白斑纹，头小，传说食人恶梦。铺其皮寝，可避邪气。(www.xing528.com)

《双声》中有两人谈及阿部教授的小说《星期五的花》的段落。看她们的谈话，好像她们在这篇小说里没能找到值得一谈的东西。

这里所说的阿部教授指的是阿部知二（一九○三~一九七三）。他在当时已经是以《冬天的旅馆》、《北京》等小说而知名的作家。阿部曾在明治大学讲授英国文学。他的作品风格是以人道主义为基调，被称之为“主知派文学”。他第一次是一九三五年，到北京、满洲（中国东北）旅行，后来多次访问大陆。自一九四四年九月起，至次年的三月，他曾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任教。关于阿部去圣约翰大学赴任一事，阿部知二的研究家竹松良明氏说“因为那是一所基督教大学，尽量想多聘用日本人教师，否则，校方担心日本军队会进行封锁。通过前一年阿部来上海的关系招聘了知二。” ^[11]

《星期五的花》最初于1939年发表在河出书房发行的杂志《知性》上，后来，收录在改造社刊行的《新日本文学选集第十六卷》（1941）里。战后编集的《阿部知二作品集》（河出书房、1952）全五卷是阿部本人编集的，《星期五的花》收在第一卷里。在解说中他是这样写的：

……很偶然的原因，被译成英文在上海出版了。 ^[12]我记得从一个不知名的中国女性那里来了一封信。还有一个人，她是中国和印度的混血，我在上海期间，她对我说，《星期五的花》浅淡柔弱，在那里使人感受到东洋的脆弱。

阿部知二所说的中国和印度的混血，无疑指的是貘梦，即法蒂玛。阿部对她的印象似乎挺深，他在写关于圣约翰大学的学生的作品《追忆》时，貘梦以M在文中出现。

这样，两个年级三十几名学生的大多数，不知不觉之中和我成了朋友。其中最好斗的是一个父亲是印度珠宝商，母亲是中国人的叫M的女学生。考试结束后，休春假时，她到我那周围住的都是军属，寒酸的宿舍来看我。她的英语说得很快，很难听懂。她发表了对日本及日本人最彻底的嫌恶感情后，把我带到她的朋友，一个从香港逃难来的女作家的家里。那个叫C的年轻作家生活很苦。听说她是李鸿章的曾孙，穿着十分华丽。我和M一边倒着白开水，和她坐在没有一丝热气的房间里谈论文学。几天后，我受邀去看她写的剧作的演出。情节我不太明白，好像是以日军侵占香港为背景，描写年轻的姑娘和海外华侨恋爱的故事。 ^[13]

就是说，张爱玲通过法蒂玛与阿部相识，在张爱玲家谈了文学。而且，张爱玲把自己写的《倾城之恋》改编成剧本，在剧场上演时，曾经邀请阿部去观看。据我现在的调查，这是唯一的阿部谈到张爱玲的地方。

《星期五的花》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

战争期间，在东京的郊外住着一位即将步入老年的大学教授。自从车站前新开了一家花店后，突然，他开始买花回家。他买的并非是年轻时喜欢的白花和蓝花，而是色彩艳丽的红花。而且，总是在星期五买花。妻子和女儿十分惊喜，可是，正在准备应考的儿子却总是以看透了似的讽刺的目光看着他，使他感到难堪。教授买花好像和花店女主人的存在有关。有一段时期，他终止了买花，那是因为他在花店看见有一个别的男人的身影。不久，那个男人的身影消失，他又重新恢复了买花。儿子照旧用讽刺的目光看着他……。

故事情节的确很单纯，不过，从阿部知二的创作思想、创作经历以及1939年这一特殊的年代考虑，他描写的并非是单纯的小市民生活。自193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风潮日渐浓厚，在市民生活上投下阴影。对于作家这一类喜欢自由思考、自由表现自己思想的人来说，那种空气显得格外沉重。1935年以后，阿部屡次去中国，其背景很多也就是在于此。

阿部被称为主知派作家，他的写作作风是排开“思想”（在此是指左翼思想）和政治性。在无产阶级文学占主流的30年代前期，他被看作是消极派或态度暧昧派。然而，当无产阶级文学受到镇压，处于崩溃状态时，时代变成军国主义一边倒，这时，他那种相信自己的“知”，我行我素的作风，被视为危险的思想。他自1938年至翌年发表的长篇《风雪》，在那里可以体味到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抗争。在描写战争和报国思想为主题的作品充斥于市的时代，他却在那里描写老教授对花店的女主人怀有好感，每个星期五肯定去买花这类琐事。在什么花呀恋爱呀都被看作软弱的东西而被加以否定的时代，他的作品无疑是一种对抗的象征。那么，儿子的目光又象征着什么呢？读者也许自然能够得到各种答案。不过，从文学的角度分析，单单理解为那目光只是看透了父亲的秘密似乎更耐人寻味。

实际上，在阿部的创作经历中，这一类构思的小说还有几篇，譬如，他在更早时期写的出名作品《日德对抗竞技》（一九三○）中，就可以看到。当时，日本处在发扬军国主义那种兴奋状态中，国民把体育选手的肉体以及动作单单与体育锻炼结合起来，而主人公却从近代美的角度来欣赏，不仅如此，作品深处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自始至终观看着主人公的心理。

我今天要谈的不是阿部的文学，再说这也不是我的研究题目，做不了详细的探讨。我只是想说，《星期五的花》不是一个简单的童话故事。当时的时代非常严酷，举目所及到处讲的都是国家大事，而一些作家却往往面向更普遍存在的人性主义。在上海沦陷区和北京，当时也有一些只描写日常生活琐事的作品，张爱玲也是这样说的：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与阿部作风不同，不过，他俩却有着共通的“冷彻的知性”。前面提到的两人相遇并直接谈论文学时，互相之间有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呢？对于有着很深的英国文学造诣的爱玲，英国文学研究家阿部又是怎么想的呢？也许，阿部因为法蒂玛对日本及日本人怀有深恶痛绝的感情，而爱玲又是法蒂玛介绍的，他心里也许存在着一层芥蒂。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未知的地方很多。不过，我期待能在两个作家相遇后的作品中再找到相互间有关联的地方。

以前，我曾经搞过上海沦陷区文学中，日本的田村（佐藤）俊子和打进日本方面的地下党女诗人关露以及由她们编集发行的中文杂志《女声》。 ^[14]当时，我参考了和她们相识的阿部写的短篇《花影》。我深深感受到阿部对周围状况的观察力之敏锐，小说的主人公是用真实姓名写作的，而他的态度充满了诚实和同情心。我总觉得对于爱玲，他应该再有一些深入的评述。也许是因为他读不了爱玲用中文写的小说，妨碍了他？抑或是因为他察觉到当时爱玲的微妙立场，有意不写以示同情，现在尚不清楚。阿部在战前，曾避开政治及某种意义的“思想”，战后，他作为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作用，不但是文学，他还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一九五四年的十月初，他作为学术文化视察团的一员，受到大陆的邀请，再次访问了上海和北京。

我本来计划最后谈一谈小说《浮花浪蕊》和张爱玲几次乘船旅行体验的关系，但是，由于篇幅的关系，只得留待别的机会再谈。这次，作为“张爱玲和日本”这样一个大题目的绪论，我在这里主要介绍了几个事实。分析张爱玲如何把这些事实写成作品，我认为这也是接近张爱玲文学的一种方法，因此，在这里向大家作了报告。谢谢。

注释

[1]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远行出版社，1976年），页187。初版在日本发行。

[2]谷崎润一郎（1886—1965），以唯美主义知名的著名作家。《神人之间》在杂志《妇人公论》从1923年一月号至十二月号之间，断断续续刊载。主要情节是某恶魔般的作家知道朋友对一个新人艺妓怀有恋情，却娶为自己的妻子，通过颓废的、自私的生活，长年折磨妻子和朋友。

[3]涩泽秀雄：《战中日记：昭和十八年》、《侧面史百年》（时事通信社，1967年）；清水晶，《上海租界电影私史》（新潮社，1995年）等都提到。

[4]涩泽秀雄：《“皇军”慰问》（东宝书店，1944年），页一。

[5]“东宝舞蹈队到中国中部慰问公演决定后，在当时的中华电影企划部，积极推进由东宝舞蹈队出演、日中电影界第一部的合作音乐舞蹈影片的摄制准备工作。”（中国电影……《万紫千红——中华电影的报告二》，与注⑤同。第228页）。

[6]涩泽秀雄，《宝塚渡美记》（阳春堂，1939年）。

[7]《电影旬报》1943年6月1日号。第21页。

[8]内山完造（1885—1959），从一九一○年代中期起，在上海开书店，以与鲁迅等中国文学家有交情而出名。《彼此的常识》，《中国四十年》，羽田书店1949年所收。第50—51页。

[9]《张爱玲和胡兰成》，《文学空间》，29号，1989年所收。第89页。

[10]与注[1]同。第188页。

[11]竹松良明，《阿部知二——大路晴天》（神户新闻综合出版中心1993年），第166—167页。

[12]即“FLOWERSONFRIDAY”The XXth Cen-tury7卷6号，1949年12月。第362—365页。

[13]阿部知二，《追忆》（《新时代》，1949年6月号原载：《漂白》，创元社1951年所收。第147—148页。

[14]《田村俊子和关露——华字杂志<女声>》（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会编，《文学空间》23号，1992年7月，第82—103页）。

（感谢川喜多纪念映画文化财团的小池晃、大映德间的田村祥子、竹松良明、涩泽史料馆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大力协作。）

（原载《四海》1997年第1期，本文补充了作者提供的四幅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