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援引主敬工夫
从宋元至明清的七百年间，朱熹的理学思想一直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明代科举以朱熹等宋儒的“传经为宗”，规定《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为读书和考试的范围。朱熹思想的统治地位在明中叶受到王学的挑战，冯从吾对朱学的价值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朱文公之学集诸儒之大成，其功甚大，其所得甚深，即间有智者千虑之一失，无足为文公病也”[103]。朱学“千虑之一失”在于“见处极实，便有滞语”[104]，为“训诂辞章”所“拘”[105]，朱子后学更是桎梏于训诂辞章间，走入支离去。对朱学的支离之失，冯从吾与顾宪成认识基本一致。在《答杨原忠运长》（第六书）中他说：“近世学者病支离者什一，病猖狂者什九。”[106]在《答杨原忠运长》（第四书）中他还分析了朱学“支离”之病的原因：“若论工夫而不合本体，则泛然用功，必失之支离缠绕。”[107]冯从吾认为朱学拘于“训诂辞章”，“泛然用功”，“必失之支离缠绕”。
在《答杨原忠运长》（第四书）中他还说：“论本体而不用工夫，则悬空谈体，必失之捷径猖狂。”[108]这是针对王门后学之病，冯从吾一再强调后天工夫的重要性，他援引朱子学的“主敬”工夫，对治后学猖狂之病。朱熹说：
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109]
上蔡以来，以敬为小，不足言，须加仁字在上。其实敬不须言仁，敬则仁在其中矣。[110]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为之，是敬。恭形于外，敬主于中。[111](www.xing528.com)
冯从吾赞赏“考亭严主敬”，在《答客问道》（引）中他说：“晦翁云：‘龟山言饥食渴饮，手持足行，便是道。夫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视耳听未是道，视明听聪乃是道也。不然，桀纣亦会手持足履，目视耳听，如何便唤做道？’晦翁此说极是。而或者乃曰：‘此正学问一大关键处也。’夫世有一种恣情任欲之人，冒昧承当，则晦翁之言不可忽。但执定晦翁之言，彼赤子持行而已，视听而已，不知其他，将亦不得为道乎哉？呜呼！一则曰而已，再则曰而已，又曰不知其他。不知他字何所指？必欲借赤子以抹杀聪明恭重道理，何也？不知聪明恭重道理是天生来，自赤子时已完完全全的，只是尚浑含未露，如何便抹杀得他？如此立论，是又为恣情任欲者开一自便之门也。”[112]说明手足恭重是因为心中有敬，事上有“主敬”之工夫，自然就会“手容恭，足容重”，而不会恣情任欲。
另外，冯从吾注重儒佛之辩，其目的是针对王门后学谈空说玄，流入佛禅。但他辩论中的一些具体观点也能看到朱子的影响。如认为佛氏“以能知觉能运动的这个言性”，以气质言性。试对比以下两段，前者摘自《朱子语类》，后者摘自冯从吾的《关中书院语录》：
佛氏元不曾识得这理，一节便认知觉运动做性。如视听言貌，圣人则视有视之理，听有听之理，言有言之理，动有动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谓明，聪，从，恭，睿是也。佛氏则只认那能视，能听，能言，能思，能动底便是性。视明也得，不明也得；听聪也得，不聪也得；言从也得，不从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管。横来竖来，它都认做性。它最怕人说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113]
若佛氏以所以能知觉能运动的这个言性，而不以所以能中节能合礼的这个言性，是言气质之性、嗜欲之性，而非言义理之性也。生之谓性，食色性也，皆是就气质嗜欲一边说。若生生之理，食色之理才是吾儒之所谓性。[114]
彼（佛氏）只说目自能视，更不说论理之可视不可视，有这个明的道理；只说耳自能听，更不说论理之可听不可听，有这个聪的道理；只说饥来自能吃饭，倦来自能眠，更不说论理之可吃不可吃，可眠不可眠，有这个知味知节的道理。[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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