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得工夫然后可复本体
冯从吾在《疑思录》中曾论及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德性对气质说，今人皆气质用事，所以喜怒哀乐不能中节。尊德性者使德性用事，而不为气质胜也，故曰变化气质，涵养德性。尊德性由于道问学，道问学乃所以尊德性，广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礼是德性本体，致之、尽之、极之、道之、温之、知之、敦之、崇之是学问工夫，识得本体然后可做工夫，做得工夫然后可复本体，此圣学所以为妙。”[3]道问学是变化气质，涵养德性的具体用功方法，尊德性是道问学的最终目的。厚礼是德性本体，致之、尽之、极之、道之、温之、知之、敦之、崇之都是学问工夫，所以冯从吾强调学问工夫，强调本体工夫的统一。
冯从吾指出，孔子就重工夫，由工夫以悟本体。冯从吾分析了《论语》与《中庸》之间论“道德”的细微差别：
《论语》一书论工夫不论本体，论见在不论源头，盖欲学者由工夫以悟本体、由见在以觅源头耳，此其为虑甚远，非故秘之而不言也。……如《论语》论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则曰：“忠恕违道不远”，盖《论语》之论道指其见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论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即一贯之道，而曰违道不远，何哉？……《论语》论德曰：“据于德”，《中庸》则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盖《论语》之论德指见在可据者言，《中庸》之论德直合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之初而言也，不然为已知几即君子之德，而曰可与入德，何哉？……如水一也，《论语》指其见在如江河、如池沼，皆水也，即如饮酒、如啜茶，亦皆水也。而《中庸》则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言工夫并言本体，言见在并言源头，必如此而后可以泄孔子之秘，破异端之非耳。[4](www.xing528.com)
《论语》讲道德重工夫，重道德实践，这不是孔子不讲本体，而是圣人远虑，希望学者由工夫以悟本体，由见在以觅源头；《中庸》讲道德是工夫合于本体，工夫本体一并讲，子思是为了剖析异端（道家）隐微之病，所以不得已，直指本体源头以宣孔子之秘。冯从吾指出，从本体层的天命之性讲，无论天子、庶人，无论圣人、凡人都是相同的，然而，要复此天命之性，修养工夫必不可少。而且工夫是本体义内的工夫，是自然而当尽的工夫。
冯从吾在《答朱平涵同年》的书信中讲道：“满街皆是圣人，其言甚是警策。第此言是论本体，非论工夫，是论大家，非论自己。若不下工夫，而自家便认做圣人，则病狂甚矣。”[5]在这里有人提出：“本体原自现成，用功即落意说。”此话的本义很清楚，天地本自在其位，万物本自然得育，并不需要我使天地在位、万物得育，所以我不必多此一举，无意义地用功卖力。冯从吾认为此话是弃天、亵天，弃天命之性于不顾。他说：“天命之谓性，非命之甘食悦色，如告子所称，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万物也。我能位育则性尽而能复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则性失而无以复天之命。”而且，“位天地育万物，圣人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无圣凡贵贱无弗同者。今吾辈自天生以来，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讲危微精一之学，即汲汲皇皇异日，犹未知能复天之命否也，而尚敢暇逸为哉？”[6]体现了儒家修与悟并重，由修而悟的主张，重视工夫修为，从“我”的工夫上显发、呈露天命。这就是儒家为什么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强调人“与天地参”的精神。儒家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应是消极无为的，天命之性是先天潜在的善根，要使它萌蘖，并能枝繁叶茂，就必须充分发挥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积极进取，修身养性，经世济民，才能复天命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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