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崛起：清末民初政治揭秘

二、军阀上升为政治斗争的主角

前已述及，近代中国的军阀发轫于太平天国起义后自办湘军、淮军等地方督抚势力，而形成于清末在各地编练新军时期。所谓军阀，一般是指拥有一定的私人或半私人军队、占有一定的地盘、不受国家最高政治领导人或领导机构指挥的武装力量集团的首领。而军阀政治则是指一个或几个武装力量或武装力量集团拥兵自雄，把持一方政权或中央政权，用武力维持自己统治的政治形式。陈志让在《中国军阀派系诠释》一文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近代军阀的本质：“他们之成为军阀，就是因为他们非儒家之士，也非民族主义者。他们那种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的心理往往是胜过他们对国家或王室的忠心。这是现代中国的军阀在历史上的特质。从逐渐衰退的儒家文化观点来看，军阀是无节操、无耻之徒，从不断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他们是落伍的。因为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中许多人的行为都是毫无操守可言，而且每每不合时宜，因而易被认为是军阀。”^[22]梁启超则从军阀政治的视角指出：“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23]作为近代中国所特有的政治现象，军阀政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拥兵、割据和武治。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特别是政治结构的巨大变迁，中央权威日渐式微，军阀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逐渐上升为政治斗争的主角。中国社会也由以文制武的“绅军政权”时代转变为以军干政的“军绅政权”时代。近代军阀政治的泛滥，与民主共和权威模式取代传统权威模式后的异化密切相关，而其根源则应追溯到传统社会的裂变。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除了如第一章第三节所述，可以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三个子系统的互为因果、彼此适应、相互调节去认识之外，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一个由皇统政权、道统文化、族统社会组成的三维体系。三维之中，以儒学为主的道统文化是其内在核心，它以主流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制约着皇统和族统，但也受到皇统与族统的导引和约束。皇统政权是三维之中具有强大能动作用的有形组织体，常常会利用自身的权力对道统和族统进行调适和规范。同样，它也必须受道统文化的制约并取得族统社会的支持。族统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道统为规范、得到皇统庇护的中国小农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这种处于社会基层的族统组织实施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又不得越出皇统和道统的规范。如此，皇统、道统、族统三维共构，互为维系^[24]。然而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及其三维结构体系不约而同地发生了裂变。

皇统政权是以皇帝为核心的高度中央一元化集权政体，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系皇帝的奴仆，即便是地方的军、政、财权亦直接操之于中央，受控于皇帝。但在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地广而防不足，防多而兵不足，兵增而饷不足”^[25]的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窘况，不得不允许地方自办团练，自筹军饷。于是，以各省督抚为代表的地方势力迅速崛起，清王朝的权力结构由高度一元化中央集权转变为中央与地方的二元权力结构，权力中心也逐渐由中央向地方倾斜。曾国藩创建湘军，将宗法制、等级制贯穿其中，兵将之间的关系和军队与国家的关系都因此而发生了变化。财权则随着1853年厘金制度的产生和解协款制度的改变而下移。兵权、财权的下移，为督抚专权割据提供了军事和经济基础。督抚又拥有一定的外交权和人事权，既可结纳外国势力，又可任意保奏、弹劾官员，易置两司(即原属中央直辖的各省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甚至保荐督抚大员，请调京员，插手干预朝政，致使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削弱，以至出现了内轻外重、督抚专权的局面。光绪年间，中央威令已经难行于地方，“一兵一卒一饷一糈，朝廷皆拱手待之督抚”^[26]。清末“新政”尽管采取了一些集权措施，试图收回督抚的部分权限，但引起督抚的强烈反对，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满汉矛盾交织在一起，更加剧了地方对中央的离异态势。1911年清王朝在革命浪潮中覆亡，既宣告了封建皇统政权的终结，也使社会失去了最大的权威中心。随着各地军政府的纷纷建立，都督成为当地的最高军事首领，“此后的中国显然处在军事统治之下，军事成了取得政权的最终决定因素和法律依据”^[27]。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未能保持住其新的权威地位，只得让位于北洋军阀的总头子袁世凯。袁氏上台，依靠武力公开颠覆辛亥革命所确立的民主共和原则，恣意变更民主共和制度，致使人们对民主政体的虚弱产生失望心理，中央权威日益丧失。从另一个角度看，反袁“护国战争的胜利，与其说是民主共和力量的成功，不如说是地方势力再次崛起，中央集权的权力体系被再次打破的标志”^[28]。于是，随着袁氏的死去，其政治、军事遗产迅速分化，中央权威更是每况愈下，各省都督、将军、督军、督办、巡阅使等在政治取向上同样继承了袁氏的衣钵，以自身所拥有的军事实力来角逐政治权力，不但专擅军政、财政、司法、外交各权，而且互相攻伐，任意摆布或改组中央政府，全国遂形成军阀割据争雄与混战的政治格局。

道统文化以儒家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核心是“大一统”“定于一”的皇权专制主义和奴隶意识。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渐、西力东侵，道统文化最先发生裂变且变化最为深刻。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起义，“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对“自唐虞三代以来”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纲常名教给予了沉重的打击，极大地冲击了封建道统^[29]。洋务运动兴起后，西学进一步输入中国，传统政治型伦理道德又面临着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郑观应、王韬等早期改良派接受西方“君民共主”的观念，主张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为反对君权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维新派则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维护专制皇权的纲常伦理。谭嗣同明确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之媚大盗，二者交相盗，而罔不托之于孔。”^[30]揭示了君主专制制度与意识形态化的儒家纲常伦理相结合而形成的传统政治结构的本质。与维新派相比，革命派对皇权的攻击则更为直接。邹容在《革命军》中大声疾呼：“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3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32]。这些以否定皇权为核心的思想主张都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有力打击。当然，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也是促使皇权离析、道统瓦解的另一重要因素。作为维系士绅阶层与皇权的重要纽带，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士人失去了进阶的传统渠道，他们所传承的儒家纲常名教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日渐动摇，支撑皇权政治的道统文化逐步弱化。同时，出国留学渠道的开通和新式学堂的创办，使新型知识分子的力量及影响迅速扩大。这些新式学堂特别是直接受到欧风美雨沐浴的海外留学生，大多成为封建道统的对立派。这样，士绅阶层维护封建道统的力量不断缩小，而封建道统文化的异己力量不断增强，加之军国民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必然造成“大一统”局面的解体和军事强权势力左右全国政局的趋势。

随着皇统、道统的裂变衰败，包括族统在内的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也发生裂变，并引起社会主导阶层的更替。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士绅阶层始终处于一个重要地位，他们通过科举之路进入皇统，并取得道统代表者的身份，在获得皇统、道统的双重认可后，便成为族统社会的领导者。士绅阶层的特殊社会地位，不仅可以补足集权系统的疏漏，沟通社会不同阶层，联结三维共构，而且是平衡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关键因素。晚清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后，一部分因军功而形成的军人阶层的崛起，使大部分传统士绅一步步走向衰落，逐渐失去了稳定三维和整合社会的能力。科举制度的衰败及废除，更使传统士绅阶层彻底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体制保障。士绅在总体上的没落，使族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失去平衡。就广大乡村而言，随着传统士绅的衰老和新式士绅的入城运动，乡村的领导权遂为土豪劣绅所控制，宗法关系开始淡化，社会冲突日趋尖锐。与此同时，士绅的没落也使封建道统失去了最主要的依托和传播者，而新的为全民族所共同遵奉的文化“道统”迟迟不能确立，整个社会因缺乏内在价值系统的重建而处于文化失范的迷惘和混乱之中。封建皇统因无法从组织上得到以维护皇统和道统为己任的新人的补充而难以为继。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及社会的急剧变迁，促使士绅阶层重新选择自己的出路，被动或主动地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他们有的从事工商实业，有的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有的投笔从戎或走向革命。由于士绅阶层的分化，传统社会便产生了学绅、绅商、立宪派、革命者等新的政治力量^[33]。他们不仅消极地回避传统皇权政治的束缚，而且还以种种积极的方式冲击着封建王朝的制度基石。这一时期的“绅权”已不再是传统的封建绅权，而是与资产阶级民权密切相连的“绅权”。梁启超率先提出“欲兴民权，先兴绅权”的理论，并进而提出“地方自治”的主张。士绅对皇权的离心作用，极大地破坏了族统社会的稳定性。乡村社会的失控以及各种矛盾的尖锐化，致使军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不断提升，并由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可能，“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34]。然而，当时的军人阶层既普遍缺乏其专业之外的科学文化知识，也不具备为国为民的思想意识和深邃、广阔的现代化眼光，反而信奉所谓“公法非御人之具，铁血为经国之谋”^[35]，大部分属于私人半私人的武装力量，并不能承担对社会进行整合的重大责任，更不能成为创造新型社会制度的领导者。于是，军阀政治便随之泛滥成灾。

军阀政治的泛滥，使“军人干政”成为普遍现象，军阀遂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角。所谓“军人干政”，就是指随着军人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和“军事集团政治化”，军阀或军队首领凭借武力非法干预国家政治和政府决策的行为。而政治领导人和政府机构以及政客则成为“军事利益集团的附庸、工具或摆设”^[36]。由于军阀介入政治，中国的政治舞台乃凸显出赤裸裸的暴力色彩。

大体说来，清末民初的军阀政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拥兵自雄并以军事实力干预政治。军队作为一种暴力机器，历来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军阀则不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指挥，当他们在政治角逐中不占上风的时候，就以军事行为作为最后解决办法。军队的私人化半私人化是其干预政治、控制政府的前提条件。袁世凯就是以北洋军队的武力为后盾，纵横捭阖，上下其手，实现其既威逼清室退位，又迫使革命派交出民国政柄的目的。袁氏死后，各派军阀拥兵自雄并控制政权的特征更为突出。1917年5月段祺瑞被免除内阁总理职务之后，旋即赴天津策划8省督军宣告“独立”，还自行组织“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准备发兵北京，驱逐黎元洪，导致中央政权濒于瘫痪之窘态。另外，各派军阀还连横合纵，沆瀣一气，争权夺利。直奉联合打败皖系，中央政府便由直奉联合控制;直系打败奉系，中央政府便由直系单独控制，而奉系却无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任何法令，退回东北，宣言“自治”。接着，奉系经过“整军经武”，联合皖系残余势力打败直系，奉皖联合控制或由自己单独控制中央政府。总之，谁的人多枪多，谁的地盘就大;谁的地盘大，谁的军事力量也就不断增强;谁的军事力量最强，谁就控制中央政权。这就是军阀政治的“丛林法则”与残酷现实。(www.xing528.com)

第二，政治行为的投机性和无原则性。军阀常常在口头上承认合法政府的重要性，但他们更视自己为政府合法性的唯一资源，并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介入政治，或取合法政府而代之，为自己谋取更为丰厚的权益。与此相应的是，他们在政治舞台的角逐中往往罔顾政治规则和政治道德，进行政治投机。袁世凯是这样，袁的后继者段祺瑞、曹锟以及张作霖等也一脉相承。譬如，在黎元洪、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围绕着阁员、制宪以及对德参战等问题，段氏采取政治阴谋、军事要挟并用的两手办法，无视总统与国会的法定职权，既背着总统擅自召开“督军团会议”，提出对德宣战案;又以数千便衣军警和游民充当“公民请愿团”，企图胁迫国会通过该案;甚至在他被免除国务总理职务后，仍以国务总理名义通电各省。张宗昌出身于绿林土匪，先后投靠北洋军阀冯国璋、曹锟及张作霖，并在奉系卵翼下发迹，拥兵数十万，成为山东督军。有“倒戈将军”之称的石友三本是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曾三次叛冯，又先后投降蒋介石和张学良，继而又叛蒋叛张。对军阀而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不变的权益。选择盟友和敌人，多数情况下不是根据政治志趣和道德观念，而是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直皖战前，曾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直、桂两系转瞬间成了盟友，皖、粤、滇三系相约夹击桂系。直皖战争时，直系南联桂系，北拉奉张，结成八省反皖同盟。当直、奉联合战胜皖系后，昔日的盟友立刻变成了仇敌，奉、皖两系因共同的利害关系又由仇敌变成了朋友。粤、奉、皖三派面对来自直系的共同威胁，又联合起来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军阀政治的这种投机性和无原则性，其原因除了利益关系，还在于换帖拜把、儿女亲家等私人关系，即使是对立的军阀之间，有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私人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军阀对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难以把握，考虑到现时的敌手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潜在盟友，因而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往往留有余地，对现有的同盟并非尽心尽力。诸如此类的事例充分说明，私利以及旧式私人感情、私人关系在当时的军队里起着重要作用，军阀政治毫无原则和诚信可言，“有奶便是娘”的行为特征充斥于他们的政治活动之中。

第三，利权的攫取性与排他性。军阀一般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即所谓的地盘。如段祺瑞的皖系拥有安徽、山东、福建等省;直系拥有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奉系则霸占着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三省。地盘是军阀兵源、财源和活动发展的主要空间舞台。为获取行政权力和集团私利，军阀的地盘往往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带有极大的攫取性和排他性，绝不允许他人染指。地盘对于军阀而言，性命攸关。只有夺取了一定地盘并控制了行政权力，军阀才能获得新的兵源、财源，扩张自己的势力。“地盘上有安全的基础以及税收、物资和人力。一位司令如果没有对地方的权威，就无异于在别人领地里作客。处于这种不明确并且危险的地位上，通常他就不得不发动战争以赢得对地方的权利，不然就只好接受一种从属地位或一个不利的联盟。”^[37]而“每个小军阀都想成为大军阀，每个大军阀都想统治全中国。要想由小变大，就得扩充军队;要想扩充军队，就得扩大地盘。而要扩大地盘，就得和别的军阀冲突。”^[38]于是，对于地盘的瓜分和攘夺便成了军阀间最主要的矛盾和政争的核心问题。占有一定地盘后，各派军阀则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如直系军阀曹锟在直皖战后吞占了徐树铮所办的西北边防银行，掠取安福要人王郅隆、王揖唐、朱深等人股本100万。又以夫人名义投资52万元，从事各种工商业及高利贷活动。同时在天津、北京、保定拥有超过500亩的房地产，在湖北樊城占有耕田800顷。曹氏兄弟更是仗势胡作非为，牟取暴利，“据不完全统计，曹氏兄弟财产达数千万元，占有土地2000顷以上。此外，还占有大量的盐滩、苇地、果园、海滩等地。在天津有楼房9所，平房数百间。另有珠玉、翠石、珍奇、古玩、名贵皮货，不计其数”^[39]。地方军阀王占元在湖北8年，“每年平均刮1000万元”，“在其故乡山东成为亘达四县的土地所有主”^[40]。地盘的大小不但关系着军阀的经济利益，还与其政治利益密切相关。北洋皖、直两系和奉系的地盘最大，因而在政治上最有发言权，北京政权就先后控制在他们手中。西南军阀派系林立，各自所占地盘小，军队少，装备差，他们扩张权力的野心常与其所拥有的实力之间存在差距。所以，西南军阀只能拥兵自固，保住现有地盘，或者在西南地区内弱肉强食，互争雄长^[41]。大军阀的纵横捭阖和小军阀的摇摆不定，都是以地盘利益为转移，地盘利益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所有的妥协和联合都是暂时的，而冲突和战争则是永远的。这就造成了军阀之间南与北争、北与北争、南与南争的纷攘局面。

第四，政治伦理取向的封建性。与军阀们拥有的军事资源的封建化倾向密切关联，军阀的部队一般是依靠宗族、同乡、姻亲、师生、同学等关系建立并维系的，其中宗族、同乡关系是主要因素。这就在军队中培育出一种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除此以外，军阀为了增强自己的凝聚力，往往还利用封建政治伦理道德来维系部队的团结。他们常向士兵灌输忠孝节义等思想观念，借以欺骗士兵为其卖命。譬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北洋军，在原则上“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录。遇过必教，有罪必惩。……如家人骨肉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42]。这显然是把封建宗法式的政治与社会构造，运用于军队内部了。秀才出身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则极力推崇儒学，不仅强调君臣之间要讲忠义，而且视历史上的关羽和岳飞为“武神”，大力提倡推行“武神”崇拜。在吴氏看来，宣扬武神的“忠义”观，其主旨就在于“统制军心而成为民众崇仰之对象”^[43]。除了在自己的军队中不断宣讲外，吴氏还经常大摆香案，率部下对武神叩拜，力求通过仪式的演练，达到精神渗透的作用。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讲究的又是另一套“江湖义气”。因为奉系实际上是一个由土匪起家、基本成员来自于土匪团伙的军阀集团，其内部的凝聚力主要靠“江湖义气”来维系。张氏最喜欢说的词儿就是“良心”，还别出心裁地给三民主义加上一项“民德主义”，使之变为四民主义;而所谓的“民德”也就是“良心”。可以说张氏跟奉系集团的基本成员都是结义关系，其“义气”也不过是一种没有正义和不讲原则的“疏财仗义”式的痞子气。后来的一些军阀如唐生智、刘湘和孙殿英等则求佛访道，乞灵于封建迷信来维系集团，利用巫婆神汉装神弄鬼，建立所谓的“神军”，以达到蒙骗士兵的目的。这些现象表明，军阀都试图通过对封建政治伦理及游民亚文化价值的标榜，以提高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而其本身也可由此获得一定的伦理威望，使自己在介入政治舞台时，拿到一张心理上的和社会价值方面的入门券，为自己干预政治提供合法化标签。

第五，政治面目的虚伪性。在20世纪新的时代背景下，军阀虽然以军事实力来谋取公权私利，但大都不愿或不敢公开抛弃民主政治的外衣。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们在以强权和实力作为最高游戏规则的同时，并未完全抛弃民主政治的某些制度化和程序化功能，而且往往以扭曲的形式进行“合法性”包装。袁世凯摧毁民主共和成果的所有步骤几乎都是在所谓的制度化和程序化名义下完成的。1912年2月13日，袁在致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报中曾经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帝制一跃而跻及之，是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44]。但袁世凯在本能上是厌恶共和政治的。1913年5月，针对国民党一党独大及反袁呼声高涨的情形，袁世凯拨款160万元，力促王揖唐等人将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成进步党，以求在国会中与国民党相抗衡。1913年11月26日，袁世凯以政治会议(前为行政会议)代替国会，承担了其走向独裁专制的部分“合法性”程序功能。1914年1月4日，袁世凯根据政治会议决议下令解散国会，又不得不按法定程序由熊希龄内阁副署。1914年2月4日，袁世凯将解散地方议会议案提交政治会议，28日政治会议即在呈复文中表示：“各省省议会根本上不应存在，法律事实均有强固之理由，请将各省省议会一律解散，毋庸另行召集”^[45]。袁随之据此发布了命令。修改约法也是先向政治会议咨询，然后设立约法会议炮制袁记“约法”，而约法会议则是根据《约法会议组织条例》产生的。即使是袁世凯称帝也经历了请愿、选举和推戴程序，先有筹安会及各省北洋军政势力的请愿，再有所谓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变更国体的投票。投票之后袁即声称：“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46]这一切充分表现了袁世凯的虚伪和对民意的肆意强奸。袁氏帝制覆亡后，各派军阀皆以“爱国”“为民”“统一”“和平”等相标榜，自诩革命，互称逆贼，混战不休。无论是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还是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无论是吴佩孚的“法统重光”还是张作霖的“闭关自治”，都无一不是谋其私利的口号而已。至于曹锟为当一个“虚名”总统，既不惜花巨资进行贿选，又通电召集国会议宪以掩人耳目，就更是等而下之了。军阀政治的虚伪性还表现在盗用民族主义。民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人民理性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国家领土主权和疆域内多民族认同为主要标帜的民族主义逐渐取代了传统“夷夏之防”的民族主义，并在社会政治思潮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任何卖国行为都会遭到强烈抵制和唾弃。军阀则乘机利用民族主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爱国者”，为自己披上一件合法外衣。但军阀政治自私狭隘的特点，与其所张扬的民族主义口号实际上南辕而北辙，在本质上是悖离的。军阀以武力占有民主共和的制度化政治资源，扭曲或有选择地利用民主政治的形式来达到独裁专制的目的，从而使“民主共和”蜕变为“专制共和”。

第六，对外关系中的严重依附性。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通过军事侵略和政治讹诈所形成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一直是套在历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由此，割地、赔款、抵借外债、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丧权之举频频而来。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中国历届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则极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晚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洋人的朝廷”，自不必说。即以民国前期而言，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也不应等同视之。毋庸讳言，孙中山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由于其思想上的某些迷误和特殊的软弱性，曾对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曾同意将满洲租借给日本，甚至有过撤废中日两国国界的念头^[47];南京临时政府也曾承认革命以前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外债等继续有效，并有过如前所列的若干抵押借款。这当然都是十分错误的，但其出发点和目的则是为了争取列强的援助以取得革命和北伐的成功。为了建立和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一再表示，对于丧失的主权“留待后图”，“逐渐办理”，“使必争回”^[48]，后来又进一步主张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取消或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49]。一言以蔽之，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对外立场和态度都是为公不为私。而北洋军阀及其控制的政府则不同，除了顾维钧等少数爱国的外交家之外，基本上都是为私不为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对外关系遂具有严重的依附性。他们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来换取列强对其独裁专制地位的承认和支持。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北京政府外交部便照会各国政府，并致电荷兰海牙万国和平会：“中华民国统一临时政府现已成立”，“所有满清前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担任实行上之效力”;“凡已结未结及将来开议各项交涉案件，均即由驻在之临时外交代表继续接办”等^[50]，表明了全盘继承晚清外交格局的立场，并首先换得美国对北洋政府的承认。袁氏在采取每一个重大政治行动前，均以博取列强的支持为要务，他不仅全部承认列强在华特权，而且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进一步损害民族利益。1912年10月1日，与日本签署《中日铁路联络条约》，使得日本与中国心脏地区的铁路联络通行无阻。10月5日，北京外交总长与日本驻华公使秘密换文达成协议，日本获得了四洮(四平至洮南)、开海(开原至海龙)、长洮(长春至洮南)3条铁路的借款权以及洮承(洮南至承德)、吉海(吉林至海龙)2条铁路的借款优先权，亦即满蒙5条铁路的建筑权，为尔后日本扩大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创造了条件。前述1913年4月26日，通过接受苛刻条件向五国银行团借得的2500万英镑，大部分用于对国民党人发动战争。同年秋，袁世凯为了能在就任正式大总统前得到其他各国的承认，不仅全盘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承认北洋政府的先决条件，而且在中英、中俄、中日关于西藏、外蒙、满蒙诸问题的交涉谈判中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让步。10月6日，袁氏拟定了对外政策演说稿，秘密照会各国，说明在取得各国同意后将以大总统对外宣言形式声明：“所有前清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即前政府与外国公司所定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51]。于是，袁氏的统治地位得到英、俄、日等13个国家的认可。尤为严重的是，1915年上半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氏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并实现称帝的目的，竟同意签订了《民四条约》，基本上包括“二十一条”中除第5号外的全部要求。1917年1月～1918年9月，皖系军阀段祺瑞为贯彻其“武力统一”政策，先后向日本借款16次，达3.86亿多日元，已经超过以往对日借款的3倍^[52]。在满蒙四路及济顺、高徐二路借款换文之日，同时也有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规定“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调集于青岛”;胶济铁路之“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国人”;“胶济铁路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53]。1918年5月，段政府又屈从于日本之诈伪，以苏俄和德国单独媾和为借口，双方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取得了在中东路沿线驻兵以及直接训练、指挥中国军队等一系列特权。显而易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外交本质上是一种依附外交，具有极大的妥协性和屈辱性;主政的大军阀为取得外国势力的支持，竞相出卖国家权益，从而形成“外交团制华”的局面。1918年12月出版的《每周评论》即将北洋军阀时代的政治讽刺为“两团政治”，并指出：“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没有人不怕督军团的。……但是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厉害。列位看看，前几天督军团在北京何等威风，只因为外交团一个小小的劝告，就吓得作鸟兽散。……什么国会的弹劾，什么总统的命令有这样厉害吗?这就叫做中国的两团政治”^[54]。不消说，北洋军阀时代也是中国人民不断觉醒和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的时代。在1919年巴黎和会及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顾维钧等中国代表基于全国舆论的影响并出于爱国之心，不仅敢于面对列强据理力争，拒绝和约签字，而且想尽办法为国家争回了一部分已经失去的权益。这种具有历史性重大意义的举动，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开创了敢于抗争的先例，标志着中国外交开始突破了忍气吞声和“始争终让”的惯例，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由沉沦转趋上升。

第七，政权更迭频仍，军阀混战连绵。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权威非常有限，地方的分裂割据十分严重，国家统一长期不能实现，更不要说进行各种建设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国家的根本大法、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不稳定和政权更迭频繁有关。1914年5月，袁世凯公开废除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民元约法”，炮制了一部符合自己需要的《中华民国约法》。这部袁记“约法”的突出特点是取消责任内阁制和极力扩大总统的权力，强化军事独裁，通篇贯穿着“大一统”“定于一”的皇权主义思想，很少涉及对政府性质及职能的规定。袁氏公布的其他法律、法规也都旨在强化独裁统治。袁氏死后，皖系“安福国会”于1919年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直系控制的国会于1923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55]，不管其是否合法或内容如何，不久都成了一张废纸。因此，政治体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便有总统制、内阁制、独裁总统制、君主制、摄政制、临时执政府制、军政府制等多次变动。在政治体制不断变动的同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频频更换。从1912年至1928年的16年间，国家元首(总统)变换了12次，共有7人先后担任总统，每人每次平均在位不到16个月;内阁改组45次，有29人担任过政府首脑(总理)，任期最长的为17个月，最短的仅有5天^[56]。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此走马灯似地更换，不仅难以制定长期的政策从事实际的经济建设，也无法形成中央应有的权威，政治纷争、军阀割据和混战的状况乃难以避免。当时，北洋军阀彻底分裂为直皖两系，另一大派系为奉系，虽非北洋嫡系，但也加入了北洋军阀统治的行列。此后，军阀集团的分裂、分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皖系因战败碎裂成若干个中小军阀;直系分化为津保派和洛阳派，又有冯玉祥的倒戈;奉系不仅有老派与新派之分，而且新派也有“陆大”派与“士官”派之别，加之郭松龄倒戈反奉，重创奉系。除北洋军阀外，还有唐继尧为首的滇系、陆荣廷为首的桂系以及山西的阎锡山，徐州的张勋，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贵州的刘显世、袁祖铭，四川的刘存厚、杨森、熊克武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了抢夺地盘，控制政权，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与厮杀。据估计，从1912年到1928年的16年中，全国约有1300多个大小军阀，一共发动了140次以上的省内及省际战争^[57]。连绵不断的军阀纷争、割据与混战，使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空前灾难，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程。

当然，就清末民初的军阀个人而论，他们都是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也各有各的特点，除了反动的一面外，有的人在一定时期或某些问题上也有值得肯定或仔细加以辨析的一面。譬如，作为北洋军阀总头子的袁世凯，在清末“新政”期间的军制改革和新军编练，“在中国军事史上划分了一个新的时代，揭开了中国近代军事制度变革的帷幕”。他还在直隶大力提倡实业，使直隶“迈入一个有了近代工业的新的发展阶段”;广兴新式教育，使直隶的学堂数和在校学生人数“位居全国第二，而学务资产则名列全国之首”^[58]。又如直系军阀吴佩孚，头脑中既有封建正统思想，又有一定的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他在五四前后曾公开斥责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径，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苏俄在外蒙、庚款和中东路问题上背弃最初宣言精神的不义之举;“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表现了他不愿依靠外国人过生活的性情”。此外，“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有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大都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59]。再如奉系军阀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既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他的外交不是法律外交，而是土匪似的“良心”外交。他为了某种需要，对日本有时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过后他又可以完全否认，致使日本霸占东北的计划不能顺利进行^[60]。可以说，张氏虽然是日本扶植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军阀，但又不甘心受制于日本，不能与一般的汉奸相提并论。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不可一笔抹杀。然而就总体而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各个军阀则代表着当时中国最反动的力量，他们对外投靠西方列强，出卖民族权益，对内实行军事独裁式的“专制共和”，祸国殃民，因而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反思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以及国民革命的兴起。此后，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在不少方面继承了北洋军阀的衣钵，当其与中共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革命进行较量时，也难逃最后覆灭的下场。

毫无疑问，当代的人民共和国政权与旧中国的“军绅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也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不应回避和必须引起警觉的是，由于新中国是从旧中国递嬗而来，在社会裂变和转型的过程之中，传统专制政治的劣根性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部分权力下放而在极少数地方的官场里死灰复燃。有的地方官员或者一手遮天，恣意妄为，藐视中央政令;或者私心自用，阳奉阴违，扭曲中央政策;或者网罗亲信，拉帮结派，搞“独立王国”;或者贪贿渎职，充当不法商人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或者上行下效，互为奥援，搞集体腐败;甚至滥用公、检、法力量公报私仇，草菅人命，制造冤假错案，形同称霸一方的“土皇帝”。这些蛀虫的所作所为，不仅会削弱中央权威，而且会败坏国家机关的声誉，造成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有鉴于此，如何通过立法和制度创新厘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理顺中央必要集权和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权力关系模式，建立各级政府系统的权力制衡机制和问责机制，规范双重领导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就成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此外，如何通过多元政治文化的梳理和整合以重建社会主义的先进政治文化，进一步清除普遍存在的传统官本位即权力本位思想和官场上的各种陋规旧习，真正树立廉洁奉公和对国家对人民忠诚负责的公仆意识，也是需要常抓不懈的历史性任务。至于打击形形色色的黑恶势力，铲除车匪路霸，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改革开放和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更是各级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