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实践、生活：实践的标准和归宿

真理、实践、生活——论实践的标准和归宿问题

郭　敏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理论的真理性与否可以在实践之中得到检验，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需要在实践之中得到检验。检验真理的问题，因此更该看成是实践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实践来检验理论的问题，即实践的标准问题。该文旨在通过实践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关键问题，即实践的标准问题，即选择什么样的实践对真理进行检验的问题;再进一步对“实践本体论”或“本体论实践”的批判，解构实践，揭示实践之后是生活。

关键字:真理　实践　生活

一、真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传统认识论认为，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这种认识论从主客体的关系着手，当然无懈可击。但是，关于真理及真理认识的区分，却是模糊不清的。真理作为理论的真理性，它存在于整个真理的创造和消费的过程之中，即实践过程之中。而关于真理认识的产生，则是发生在对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和反思之后。任何理论，在没有被实践证实为真之前，都不可称其为真理。只有被实践证实为真的理论，才是我们所说的真理。但并不是说，在我们没有证实理论为真之前;或者，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真理的客观存在之前，真理就不存在。真理作为人们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示方式，它具有相对独立性，不管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与否，它都是客观存在于我们的认识活动之中。只是那时的“真理”是一种“弱真理”，它通常是以某些合理的因子，存在于整个实践过程之中。只有到人们预期目标的实现，即实践证实了理论的真实性和规律性，真理才在人们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反思中得以形成。

从真理的形成过程来看，实践始终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实践的重要性，还不止在于“实践是检验真理与否的唯一标志”，而在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实践来检验真理的问题，即实践本身的标准问题。实践本身的标准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问题所在，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以往任何哲学之处就在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60)马克思哲学已将哲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实践上来，哲学的关注力应该落足在“改变世界”的“改变”上，即我们的改变实践活动本身。但可悲的是，我们的“改变”哲学研究，又落入了黑格尔式的“实践本体论”或“本体论实践”的窠臼之中，我们依然没有摆脱实践的概念性、知识性理解，但关键是实践的确实性问题。实践的确实性，体现在我们实践的行动力、主题、方式、条件、规范、目标等方面。实践的标准问题，则是在什么实践主题之下，采取什么方式，具备哪些条件，运用什么规范，实现什么目标等方面，正是在这些方面的引导之下，才有可能突显实践的确实性。因此，实践的标准问题，是实践确实性，也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旨意所在。

在探讨实践的标准问题之前，关于实践的概念，我们需要做一些新的补充。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客观活动。这一定义，是以主客体的关系来为实践划界，虽无可非议，但这一说法掩盖了更为根本的实践问题，即价值在实践中的地位问题。从价值哲学的视域来看，实践是价值的创造和消费过程。这里的实践概念，主客体的关系并未隐没，而是加上了“价值”这个质的限定性。价值的创造和消费，当然是有主客体参与的活动，因为只有作为主体的人，才具有价值判断问题;而价值的创造和消费，又一定是以客体为对象的。因此，“实践是价值的创造和消费过程”这一定义，主客体并未缺席，而是以另一种更为实质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即价值哲学的表达方式。

二、实践的标准问题

1.实践的“当为”与“不当为”，即实践的正当性或价值性问题，共同构成实践的标准问题之一。

在对理论进行真理性检验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什么方式的实践活动进行检验，是检验活动的关键。实践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到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与否。实践的标准问题，具有行动力、主题、方式、条件、规范、目标等量的方面的规定性，“当为”与“不当为”则关涉到实践的质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以量的规定性来表现，因此，实践的“当为”与“不当为”或正当性或价值性问题，表现在量上，即以实践动机、实践方式、实践的价值取向、实践的目的、实践的社会效应、实践的历史作用、实践的合规律性等方面来进行量性分析。此外，人类不断超越自身局限性的本性，表现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即是我们人类实践活动的价值追求。对价值的追求，既是我们人类不断在人类量的局限上不断超越我们的祖先，取得后世辉煌的根由，同时也是人类本质的价值呼唤。由于人的追求价值的本质决定，人是不会做出对自己绝对有害无利的行为的。因此，具体的实践活动可取与否，或具有正当性与否、价值性与否，都可以从以上各个方面的量化来进行分析比较，最终采取“最大优化原则”，选择最佳的实践行动方案。最佳的实践行动方案:(1)应该是与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国家经济实力得到提升、人民利益得到彰显，企业、个人良好心愿得到实现等相耦合的经济发展方案;(2)也应该是与国家稳定、国际和平、执政有方、清廉爱民、执法公正、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人民安居乐业、身心健康、生活愉快、个人创造力得到充分尊重、人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全面发展等相契合的政治、策略方案;(3)同时它也应该是与人类一切美好的德行和愿望相吻合的道德方案。

2.实践的“可行”和“可为”，即实践由理想变为现实的可操作性和规律性，共同构成实践的第二重标准。

在进行实践的“当为”与“不当为”，即正当性或价值性的考察之后，实践的标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诠释。首先，并非所有当为的实践行为或对人有利的实践行为，都具有由理想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同时，也并非一切不当为的实践行为或对人无利的实践行为，就不会在我们的身边发生，这就要求实践的标准应该还有其他质的规定性，即“可行”和“可为”的质的规定性。

“可行”即实践目的有理想变为现实的可操作性，在量的规定性上表现为实践行为所具备的人力、物力、资金、管理、人才、政策、资源、机会、市场、需求、交通工具、只是认知水平等各方面的条件。在每一次具体的实践行为中，各方面的量的条件的规定，构成了实践行为具有由理想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或实现程度的标准。我们熟知的“万事俱备，只见东风”，东风即我们实践行为开始之前的各种必要条件，有没有东风，或东风的强度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实践目的的达成与否，或达成目的的程度大小如何。只有明确实践行为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即现实的可能性，实践活动才会顺着胜利的轨迹运行，实践结果才会成为对人类有利无害的财富。

“可为”实在“可行”的基础之上设立的另一实践标准，因为一切“可行”，即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和可能性的行为，并非都是人们可以做，即“可为”的事情。就某一具体实践行为而言，它也许具备各方面的现实条件使其目的由理想变为现实，即它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并不是任何可操作性的实践行为都可以去做。比如一些计划周密的违法犯罪行为，虽然它具备完成犯罪目的的更方便条件，但却是不“可为”的。“可为”的实践行为应该是符合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的，一切越过规律这一质的规定性的实践行为都将不是“可为”的行为。

“可行”与“可为”或“可操作性”与“规律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二者不可偏废，“可行”不“可为”，或“可为”不“可行”都不会使得实践目的有理想变为现实，也不会使得实践结果造福人类，只有“可行”与“可为”相互结合，二者共同制约和规定人们的实践行为，才能使实践在有理、有利、有为的轨道上运行，它们共同构成了实践的另一质的规定性，即实践的另一标准。

三、实践如何检验真理的问题(www.xing528.com)

实践标准问题的解决，预示着我们可以选择最佳的实践方式对理论进行检验，然而，实践是如何对理论进行检验的呢?这就是在实践标准问题搞清之后要予以回答的问题。

首先，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活动一定是要进入到实践活动中来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理论的真理性与否。从这个角度来说，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次，一切理论在未经实践检验为真理之前，都只是一种带有一定当为、可为、可行性的理论，这种理论一旦和具体的需要相联系，本身就带上了一定的价值预期，即通过实践活动后要达到的目的。实践目的贯穿于实践的整个过程之中，在实践中充当指挥棒的作用，然而这个目的也是有层次的，在一个总的目的里应该还分有很多小的目的，同一层次的目的也应该是多样的。在总目的指挥下，各层次的目的和各种目的是在实现这些目的过程中，人们在已占有的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手段或途径，重新组合、利用资源，以达到各自的目的。总的目的是在各次级目的协同发展下实现的，次级目的的实现情况直接影响总的目的的实现效果。理论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方案、方针、策略，根据不同的需要，在总的目的的指导下，理论也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具体化为各种理论形态。但总的方针总是我们的实践要去检验的那个理论，在总的理论的指导下，因各具体实践环节的具体情况不同，理论结合实际，理论也就表现出不同层级的理论形态，以指引具体的实践活动顺利进行。因此，各层级目的的实现情况反应了总理论在各实践环节的适应情况，适应情况如何也就说明了理论的真理性如何的问题。

再次，在实践检验理论真理性如何的过程中，实践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任何实践条件、实践手段、实践人员配置等构成实践顺利进行的因素，当这些因素进入到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如工程的施展过程、商品的生产过程、教育过程等，工程实践、生产实践、教育实践等进程如何，与这些因素的协同发展情况相关。实践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纳入各种实践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组合、协调、利用和消耗的过程，总起来说就是价值的创造和消耗过程。

最后，真理是在实践目的的完成和实践过程中得到验证的，目的的实现和实现程度如何，就说明了理论的真理性程度如何，真理就是在实践活动的效能总结中得到验证的，效能越大，说明理论的真理性越强。

四、解构实践之后的问题

实践之后的含义有二:一是否定和解构性的，二是肯定和建构性的。在否定的意义上，“实践之后”是对“实践本体论”、“本体论实践”的彻底扬弃，是对实践“哲学”或“哲学性”实践的“彻底批判”，即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因此，“实践之后”就不再是传统的哲学，这也是马克思所要解构的哲学。肯定的意义方面来说，“实践之后”就是“生活”。^［2］

1.解构实践之后的生活问题

实践之后是生活，即还生活以生活，生活在“实践本体论”或“本体论实践”之外获得了自身的确实性，生活于是具有了现实的意义。“实践本体论”或“本体论”实践下的实在个人是隐没在“实践”概念之下的，还生活以生活后，生活中的人们不再是创造历史的抽象概念，而是实实在在掌握镰刀、锄头、铲子、电脑、知识等的实实在在的个人，他们以张三、李四、王二等的身份参与到房子的建造、火车的修理、饭菜的烹饪等行动中来。实践之后的个人，是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及意义，能够意识到自身存在及意义的个人是快乐生活的个人。

传统的“实践本体论”、“本体论实践”把实践作概念性和知识性的理解，实际上是使实践发生异化了，实践被看做知识、范畴和观念，这些关于实践的阐释反而把实践的本质给掩盖了，把人在实践过程中给隐没了。“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3］(p47)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的最根本特质恰恰是要确定实践不是知识或概念，更不是一般哲学体系所能容纳的内容，它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是无法用传统的哲学话语说出来的，是完全超出传统哲学视阈的新观念，同时也是把哲学从天国拉回人间的根据，是恢复人的现实性的根本方式。

只有在彻底否定实践的概念性、知识性，还实践以本来的确实性之后，实践所具有的超越性、批判性和革命性才会彻底彰显出来。换言之，实践的超越性、批判性和革命性来自于不证自明、不用传统哲学语言加以言说的确实性。这种不用传统语言加以言说的、不证自明的确实性，除了用实践的各种量与质的规定性来加以表现之外，最好的表现方式，即我们人类自身的活生生的生活。传统哲学把我们的生活瓜分成各种各样的实践:学生实践、教师实践、学校实践、家庭实践、群体实践、个体实践、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文化实践等等。然而，我们看到的，接触到的就只有我们各种各样的生活:父亲的生活、母亲的生活、兄弟姐妹的生活等等。当哲学家们抽象地理解生活时，它就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实践”，反而失去了生活的确实性、可靠性，生活变得陌生和庸俗起来，生活中的人们开始陷入无着无落、迷茫的实践牢笼。实践是一元、单向的，它由主体、客体、工具、目标、规则等组成，而生活是多元、多向的。马克思哲学旨在还人以现实性，而还生活以现实性，恰恰是实现抽象人到现实人的关键。只有人们的生活具有了现实性，生活中的人才会意识到自身的现实意义，人才可能成为现实的人，否则就只能是为实现某种实践目的而设置的工作机器，人们在工作、学习中毫无快乐可言。人意识不到自身的现实性，正是社会上很多失范现象产生的根由，人们无信仰、无家园之感，生命就像池中的浮萍，飘飘荡荡，靠不了岸。

2.解构实践之后的哲学问题

解构“本体论实践”和“实践本体论”，目的在于解构实践，还生活以生活。但是，要解构实践，还不得不运用论述“实践”的话语来加以解析(这也是为什么在前面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论述中，还要运用实践概念加以解释的原因)。因此，解构“实践”之后，不是没有哲学意义上的实践了，只是“实践”是以生活为基础、目的、归宿的实践。同理，解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之后，不是不要哲学了，而是要建构一种新的哲学模式，这种模式应该不是黑格尔式的体系化、抽象化、封闭化，而是开放化、具体化、现实化的。这就要求哲学与生活建立一种若即若离、可亲可敬的君子关系，哲学不再是高在神坛之上的神灵，生活也不是低入尘土的庸俗之辈。但哲学不是生活，生活也有异于哲学，二者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时有交叉，碰出人类智慧的火花。哲学与生活，以各自不同的丰富内容及功能为对方提供服务，哲学以其概括性、本质性、规律性为生活提供指导，而生活则以其丰富的内容为哲学提供养料。还生活以生活之后的哲学，是具有更多维度的哲学，它不被奉为神明而不食人间烟火，也不落入俗尘而一切尽可哲学。它是既有哲学尊严，又关涉人间生活;既有统领全局，又体察入微;既是生活可亲的家人，又是可敬的朋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董晋骞:《实践之后》，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