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和《基层公务员手记》：一位明朝杰出政治家的教训

张居正的教训

张居正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明史》称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他在担任宰相后，针对当时的军政败坏，财政破产的局面，大力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整理税赋，锄抑东南豪强；推行“一条鞭法”，把税赋、徭役及其他派办合并为一，按亩征银。同时还限制支出，淘汰冗员，减削军饷，从而稳定了封建统治，改善了国家经济状况，使原本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大明王朝枯木逢春，一时呈现出“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的盛世景象。但这位通过不正当的行贿手段骤登高位，功在社稷的政治家、改革家，也难逃因腐败而始，为腐败而终的宿命。

万历初年，平民出身的张居正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抱负，四处寻找政治靠山。大太监冯保有太后撑腰，权势倾国，贪财好货。张居正就投其所好，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他珍玩尤多”。终于换来了冯保的鼎力相助，帮助他在权力斗争中击败政敌，坐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上任以后的张居正，看到了朝廷腐败的严重性，极力倡导廉政，敢于惩贪。隆庆六年，他在所上的奏疏《陈六事书》中，曾尖锐地指出：“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他主政以后，不仅一再强调“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还大力整顿吏治，抓住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例如，在他当政之初，曾制定过官员外出住招待所的规定，即《给驿条例》。规定官员非公外出或奔丧，不得住官立的驿站。因公外出不得超用车马，不得借出差旅游会友，不得利用职权沿途索礼受礼，不得向乡里进行摊派。这些规定，至今仍值得借鉴。

但令人遗憾的是，张居正在大力反腐的同时，自己也在拼命搞腐败。《明史》说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在用人上，他一方面规定“大臣子弟，不宜与寒士争进”，另一方面又为三个儿子及第做官营私舞弊，影响极坏。长子张敬修因考试落第，他竟下令停止这一科的“馆选”；次子张嗣修考试时，他命亲信张四维任考官，挤掉了才子汤显祖，使张嗣修得以榜眼及第；万历八年，他又亲自代第三子张懋修做廷试卷子，使张懋修当了状元。上梁不正下梁歪，其他官吏也纷纷仿效，吏治大坏，出现儿辈“相继得举”，“儿子不与试，则录其婿”的丑恶现象。

这位高调反腐，自己却拼命贪腐，反对别人搞特权，自己却大搞特权的两面派，其个人生活也极其腐烂，简直到了穷奢极欲的地步。父亲病故后，奉旨归葬，坐着三十二人抬的特制豪华大轿，吃饭时菜肴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所经之处，官员地界迎送，还要送上丰厚的奠金，弄得上下不堪重负，民怨沸腾。(www.xing528.com)

张居正病死后不久，家产被查抄出大量财富，折价约金银二十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而他做官之前，家里不过有田数十亩，当了内阁首辅，虽是一品大员，月薪也不足九十石米。即使不吃不喝，一生薪俸加起来，只有两万两白银。这些外财，包括此前行贿冯宝的巨额财富，决不是张居正区区薪俸所能置办的。

张居正不仅贪财，而且好色。将至耳顺之年，加之政务繁忙，当是身心俱乏之躯，可是张居正仍然沉溺声色，常有美人拥戴左右。为了满足过度的性欲，张居正竟然大吃海狗肾，还大量使用“春药”，导致头发脱落，热火烧身上炎至头，冰雪天时也不能戴帽子，“竟以此病亡”。

由于民愤官怨，张居正死后的下场是极其凄凉的，除了他本人死后被“斫棺戮尸”，其家人也颇受连累。当皇上手谕传到江陵府，当地官员立刻将张家封门，几十口人都关在一个房里，不给吃喝，五天内死了数十位子侄，境况十分悲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张居正的教训，至少给我们以三点启示：一是反腐倡廉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力量自律是靠不住，最终还要靠一套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体制、机制和制度，“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让官员们不能贪不敢贪。二是要赏罚分明，对办事有一套，搞腐败也有一套的人要划清政绩与劣绩的界限，功不能抵过。三是各级组织人事和纪检监察部门在用人的同时，也要善于识人察人，切实保障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提高干部任用的透明度，既让那些“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之人无可乘之机，又让那些“嘴上反腐败，行动搞腐败”之人无藏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