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郊与李贺的共同追求与叶葱奇先生的论述

第四节　孟郊与李贺

孟郊与李贺有无关系，其诗歌创作有无共同之处，很少有人谈及。在历代诗论家眼中，他们似乎搭不上边。因此将二人相提并论，谈论其诗歌创作，则是一个新的话题。其实，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联系，何况他们是同时代的两位很著名的诗人，因此，肯定有一些值得我们重新探讨的东西。追本溯源地寻找二人诗歌创作的关系，这对唐诗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唐诗歌的研究，当不无裨益。

一

孟郊与李贺，同属韩派诗人，都受到韩愈的崇赏与提携。大文学家韩愈，自视甚高，不轻与人，然对孟郊却极为推崇。他评赞孟郊的有诗九首、文三篇，这个数量是很可观的。而他对孟诗的推崇，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韩愈也很欣赏李贺的诗才，他与皇甫湜亲自拜访过这位年轻的诗人，此事见于李贺的名篇《高轩过》；他关心李贺的前途，曾写信给李贺，劝他举进士。当有人嫉妒李贺诗才，因其父名晋肃攻击他考进士是犯讳时，韩愈仗义执言，特为之撰《讳辩》，对那些无耻的诽谤予以有力的驳斥与痛击。孟郊、李贺之所以受到韩愈的奖誉，在于他们在诗歌艺术表现上，没有因循守旧的积习，能够戛戛独创，竭尽全力地追求新的艺术境界。

中唐诗人，对于诗的艺术表现力，作了多方面的苦心孤诣的探索与追求。他们对于诗境的开拓，对于诗歌风格的锤炼，对于诗的语言艺术的创新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他们在中国诗歌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下了新的光辉灿烂的一页。对于诗的意境、艺术个性、表现手法的追求，盛唐诗人已肇其端。李白的飘逸奔放，杜甫的沉郁顿挫，王维的雄浑秀丽，孟浩然的清秀疏淡，高适的雄浑悲壮，岑参的悲壮奇峭，各展风姿，他们的诗歌都表现出卓异独特的艺术个性，以其鲜明的艺术风格屹立于当时的诗坛。当时诗人的艺术个性与其生活情趣、性格相一致，他们诗歌显示的独特风格是其个性、才情的自然流露，是“清水出芙蓉”的自然美。如果说他们在诗的艺术追求过程中也有雕饰，那也是“天然去雕饰”罢了。诗境浑然天成，诗人的匠心不留痕迹，艺术上完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中唐诗人，一反盛唐诗人那种纯任自然的态度，对于诗境和诗的风格是有意识的自觉的追求。他们在诗歌中与其说表现自己，毋宁说是对自己心境的更艺术更完美的表现。他们对诗的语言的锤炼与艺术个性的追求表现得更为突出，达到了高度的自觉，因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韩愈的雄奇怪险，孟郊的瘦硬生涩，贾岛的幽僻，李贺的瑰奇，如此等等，真是百花争艳，异彩纷呈。同是怪，怪法不同；同为奇，奇之各异。艺苑竞彩，各显神通。孟郊与李贺对诗美的追求，则是通过苦吟，以达到理想的艺术境界。

孟郊写诗是以苦吟著称的，他说：“夜学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夜感自遣》），“天疾难自医，诗僻将何攻”（《劝善吟》），“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送卢郎中汀》），他写诗成了癖好，一生身心为仇地苦吟，就是为了寻求诗的艺术表现力，以便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好诗。他的苦吟，极大地调动了个人的形象思维的活力，发挥了丰富的艺术想像力，使其诗意象新奇，构思绝妙，诗句瘦硬、警策、挺拔，极见艺术功力，所吟虽多为日常最平凡的生活，却有着丰富深邃的诗的意蕴。比起孟郊来，李贺的苦吟更甚，几乎达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他说：“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南园十三首》之六）你看他长年寻章摘句，深夜苦吟，天快亮了，仍是吟哦不辍。“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伤心行》）他学习楚吟，病骨棱棱，声都嘶哑了。无怪乎他母亲说：“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57]后来的诗论家也惊叹说：“李长吉诗如镂玉雕琼，无一字不经百炼，真呕心而出者也。”^[58]诗人呕心沥血地写诗，因此在诗歌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的诗构思精巧，设色秾妙，风格瑰奇。诗论家以为：“其诗诣当与杨子云之文诣同，所命止一绪，而百灵奔赴，直欲穷人以所不能言，并欲穷人以所不能解。”^[59]“所得离绝凡近，远去笔墨畦径。”^[60]他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新，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孟郊与李贺以一丝不苟的艺术追求，企图写出更好更完美的诗篇，提高声誉，希冀在仕进的道路上一帆风顺。但他们精警绝伦的诗歌因其“昧时调”而事与愿违。正如孟郊叹息的：“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抱山冷錔錔，终日悲颜颜。好诗更相嫉，剑戟生牙关。……求闲未得闲，众诮瞋錕錕。”（《懊恼》）“顾余昧时调，居止多疏慵。”（《劝善吟》）“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叹命》）“如何骐骥迹，踡蔨未能行。”（《西斋养病夜怀多感因呈上从叔子云》）比起孟郊来，李贺的感情则更为激愤，他说：“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感觉中区窄。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臣妾气态间，惟欲承箕帚。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赠陈商》）由于他们怀才不遇，于是打破了对现实的美丽幻想，从象牙之塔走向现实，视野逐渐开阔，渐次面向现实，揭露现实，抨击现实，从而写出了较为深刻的反映现实的诗篇。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

二

孟郊与李贺在诗歌创作上有某些共同的艺术趣味，走过一段相近的创作道路。他们都曾经自觉地抵制当时元稹、白居易开创的轻滑圆熟的诗风，喜欢运用古朴生涩怪奇的语言，追求一种别具特色的新的诗歌格调；他们喜欢用古体，而很少用当时流行的律体写诗；喜欢写五言诗，而不爱写七言诗。如此等等，表现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共同旨趣与特色。这些特点，在孟郊诗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一生没有写过一首七律，七言绝句与七言古诗也只有寥寥数首罢了，而对瘦硬生涩诗风的追求与成功，更使他的诗在诗坛上独树一帜而别具风采。关于孟郊与李贺在诗歌方面的共同追求，叶葱奇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

李贺在诗歌方面也是抱着这一宗旨，所以他的作品一方面吸收了古诗骚的精英，一方面创造出他独具的一种风格。对于当时轻滑、圆熟的一派，他极端憎恶，对于一般应试的官体诗——律诗——尤其不屑一顾。在这一点上，他和孟郊是抱着同样执拗的态度的。孟郊集里仅有寥寥的几首五律、五绝，李贺比他也只多几篇七绝，至于当时最流行的所谓七言律，在他们两人的集中竟然一篇也找不出。这种旨趣在他的《赠陈商》一篇里就可以看得很明白了。^[61]

中唐时期，律诗是很盛行的。特别是七言律诗，作为一种成熟不久的诗体，具有相当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当时诗人争相创作，写出了一批内容充实形式完美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写下了颇为灿烂的一页。但也毋庸讳言，当时出现了许多内容空洞感情虚假的酬应诗篇。七律虽然在初唐时期已登上诗坛，但诗人与诗篇都不甚多。经过近百年的酝酿、孕育，直到杜甫入川后才趋于成熟，并大量创作，写出了一批感情真实内容丰厚艺术完美的诗篇，为七律发展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经过一二十年的创作实践，到了中唐，诗人已能用七律得心应手地反映现实生活，表达复杂的感情。于是，诗人竞相创作，蔚然成风。写七律成为一股潮流，汹涌澎湃地占据了当时的诗坛。七言律诗本来就与酬应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最早出现的七律，大多是应制、应教、歌颂升平之类的诗篇。虽然杜甫将其表现内容大大拓宽了，并为七律创作树立了楷模与丰碑，但作为送别、寄赠之类的酬应诗，也是七律创作者的轻车熟路。生活底子不丰厚的诗人，最喜欢用七律写应酬诗，装点自己的门面。因为七言律诗即使缺乏生活、缺乏真情实感、缺乏创作冲动、缺乏诗的灵感，仅仅凭诗人掌握的成熟的艺术技巧，就可写出声调铿锵艺术差可的诗来。有人曾说：写新诗没有内容根本写不出诗来，旧体诗没有内容却仍可写出诗来，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这里所说的旧体诗是指格律诗而言，旧的格律诗容易走上玩弄技巧的唯美主义创作道路，写出令人生厌的无病呻吟的诗篇。韩派诗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是不趋时的。这一点，孟郊、李贺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宁可在传统的被人用俗了的古体诗上下功夫，使古树生花；而不愿在近体诗上用力，以与同侪竞艳。他们是以拙中见巧、朴中出奇，力图在古朴、生涩、怪奇中，追求诗的独创性，提高诗的艺术生命力。他们用五言写了许多新题乐府，尤其是孟郊，在新题乐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内容深刻，形式古朴，这显示了他们诗歌的旨趣与特色。他们这样做，不使自己走入轻滑、圆熟一路，旨在探索并开拓一条新的与人迥异的创作道路，以显现自己的艺术特色。对于诗歌艺术个性与风格的追求，孟郊与李贺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他们不写七言律，孟郊则连七绝、七古也很少作，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缺陷。隋唐以来，七言诗显示出比五言诗更强的艺术生命力，孟郊、李贺没有及时抓住这一富于艺术活力的表现形式，写出深刻反映现实的诗篇，这实在是文学史上一件憾事。孟郊在诗体运用上更为保守，因而在诗歌表现形式上，难免给人以单调、板滞的感觉。

三

孟郊与李贺，都极大地发挥了诗歌艺术的独创性，形成各自独特的艺术个性与风格，这是没有异议的；但他们也有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一面，这似乎至今无人论及，故想作一点探讨，这也是写本节的初衷。

在孟郊诗集中，有些旧题乐府诗如《巫山高》、《巫山曲》、《湘妃怨》、《楚怨》、《出门怨》等，都是楚地的歌调，除《出门怨》外，其余四首都与楚俗有关。其声调之激楚哀怨，极似“骚之苗裔”李贺的诗，如《湘妃怨》：

万里丧峨眉，潇湘水空碧。

冥冥荒山下，古庙收真魄。

乔木深青春，清光满瑶席。(www.xing528.com)

搴芳徒有荐，灵意殊脉脉。

此诗不仅风格之冷艳神似李贺，而且它的声调、风趣直至遣词造句都逼肖李贺的诗。如果古人将它收入李贺诗集，那是完全可以乱真的。又如《巫山曲》中的“轻红流烟湿艳姿，行云飞去明星稀”两句，与李贺冷艳幽香、奇诡瑰丽的诗竟相似乃尔。如果这两句诗不是出自孟郊诗集，而是佚名诗作，人们与其把它认作孟郊佚句，毋宁说是李贺诗更有说服力。假设毕竟是假设，它真真确确是孟郊的诗。孟郊为什么会写出如此逼肖李贺的诗呢？那只能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他曾经模拟过李贺的诗，他的诗歌创作，曾经受到李贺的影响。

在李贺诗集中，也有颇似孟郊的诗作。譬如他写的《走马引》：

我有辞乡剑，玉锋堪截云。

襄阳走马客，意气自生春。

朝嫌剑花净，暮嫌剑光冷。

能持剑向人，不解持照身。

这首诗最后两联，很像孟郊的诗句。特别是第三联“朝嫌剑花净，暮嫌剑光冷”两句，这种类似散文中的排比句式，在孟郊诗中每每出现。例如“探春不为桑，探春不为麦”（《长安早春》）、“朝吟枯桑柘，暮泣穿杼机”（《赠韩郎中愈二首》）、“勿谓贤者喻，勿谓愚者规”（《罪松》）、“朝思除国仇，暮思除国仇”（《百忧》）、“积怨成疾疹，积恨成狂痴”（《乱离》）、“朝向公卿说，暮向公卿说”（《投所知》），如此等等，简直不胜枚举。而这类句式，在其他诗人的诗集中，是不多见的。因此，我以为李贺这样写，可能是受了孟郊诗的影响。又如李贺的《铜驼悲》：

洛魄三月罢，寻花去东家。

谁作送春曲？洛岸悲铜驼。

桥南多马客，北山饶古人。

客饮杯中酒，驼悲千万春。

生世莫徒劳，风吹盘上烛。

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

生涩、冷峻、精警，又颇含哲理的意蕴，极像孟郊的诗。如果将它杂在孟郊诗集中，即使研究孟郊诗的专家，也恐怕不易辨分。余如《南园十三首》之其十三、《七月一日晓入太行山》、《秋凉诗寄正字十二兄》、《马诗二十三首》其四等，这些诗都在精警斩截的诗调中，透露出悲凉的情思，也颇似孟郊诗的风格意趣，这种相像难道是偶然的吗？

从前者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孟郊曾经向李贺学习，并受到李贺诗的深刻影响；从后者则似可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李贺曾经向孟郊学习，并且深受其诗歌创作的影响。这两个结论似乎是互相抵触的，有矛盾的。读者不禁要问，这可能吗？其实两个结论都是合乎情理的，也是符合他们诗歌创作实际的，实际上也并无矛盾。凡是有成就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不仅追求艺术的个性，戛戛独创，力图建立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而在当代诗坛直至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与此同时，他们又努力学习并借鉴有益的诗歌创作经验，以丰富自己的艺术经验，增强自己的艺术个性与特色，从而攀登新的艺术高峰。相反，那些固守自己的艺术经验，把自己的诗歌个性、风格看做封闭式，并谨守门户，戒备森严，则很难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文学史家一般认为李贺的生卒年为公元790～816，孟郊的生卒年为公元751～814，如此作为同时代的两位著名诗人，他们一生同时有二十五年，而这二十五年都是他们诗歌创作的成熟与高峰期。据华忱之《孟郊年谱》，孟郊806～814年在洛阳居官；又据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李贺808年秋赴洛阳居仁和里，旋往长安就礼部试后809年又东归洛阳。又813～814年居昌谷。如此，极有可能两人在洛阳相识，至少他们互相知道对方，因此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有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一面。如上所述，这在他们的诗集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然这毕竟是偶然的学习与借鉴，两人都没有把对方诗歌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艺术追求，而他们的艺术旨趣又相去甚远，他们诗歌的相异点极为突出而相同点很少，因而他们诗歌创作中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一面，则被历代诗论家所忽略，未有人寻找其蛛丝马迹。虽然孟郊与李贺是不曾为人们注意的话题，然在这个话题里却可以挖掘出中国诗歌史上被人忽略但确为事实的东西。孟郊是韩、孟诗派的中坚，其诗以生涩瘦枯著称；李贺由于诗歌的崇尚与艺术旨趣的不同，则跳出了韩、孟诗派的圈子，成为当时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的诗杰，在诗歌史上的声誉更为显赫，大有压倒韩、孟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