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与李商隐的朦胧美-唐诗比较研究成果

第六节　李贺李商隐诗的朦胧美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李商隐，都是唐王朝的宗室，他们企图攀龙附凤，借以展其平生之志，实现重振唐王朝的政治理想。但他们既无换日回天的本领，使唐王朝从腐朽衰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也未能摆脱重门阀的庸人习气。“我系本王孙”（李商隐《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欲雕小说干天官，宗室不调为谁怜”（李贺《仁和里杂叙皇甫湜》），这便是他们的自炫自耀与自悲自叹。虽然说“高帝子孙尽龙准，龙孙自与常人殊”（杜甫《哀王孙》），然作为宗室的二李，并未享受什么特权，沾到宗室一星半点的好处，反遭冷眼，困苦潦倒一生。李贺盖以诗名获得奉礼郎之类的小官，“臣妾气态间，惟欲承箕帚”（《赠陈商》）。李商隐则“为他人作嫁衣裳”，一生大部分时间做幕僚。他们之所以名垂千古，是因为他们都有独具风姿的诗歌创作。

继杜牧《李贺歌诗叙》之后，李商隐写了《李长吉小传》。传中极为生动地记载了李贺骑驴外出觅句呕心写诗的情景，写了“帝成白玉楼，召君为记”的非常著名的浪漫故事，并在传赞中，对李贺流露出无限敬仰之情。这除了李贺诗歌高度的艺术成就和不可磨灭的艺术光辉值得仰慕之外，与他曾虚心向李贺学习，深受李贺诗歌影响以及二人艺术旨趣相近有绝大的关系。李商隐在诗歌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曾经向许多诗人虚心学习，李贺则是对他很有影响的前辈诗人之一，李贺诗歌哺育了他的成长。在李商隐诗集中，有《效长吉》、《鱼射曲》、《烧香曲》、《燕台四首》、《河内诗》、《河阳诗》等十多首诗，留下了较为显明的模仿的痕迹，这些诗歌的语言、韵律、结构、意境都酷似李贺而又有自己的特色，可谓款式俨然而风神自别。对此，古代和当代学者都有较详的论述。如果李商隐向李贺学习仅及于此，那只能算作邯郸学步，写出的诗歌充其量是优孟衣冠，不会产生耀眼的艺术明珠。实际上，在他整个诗歌创作中，都创造性地向李贺学习，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诚如张采田先生所说：“玉鉆古体虽多学长吉，然长吉语意峭艳，至于命篇，尚不脱乐府本色；义山宗其体而变其意，托寓隐约，恍惚迷幻，尤驾昌谷而上之，真骚之苗裔也。”^[102]虽然如此，他们毕竟在诗歌艺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探索并比较二人诗歌艺术的得失，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他们诗歌的个性特征。故笔者不惜笔墨，对他们诗在表现朦胧美方面作一点粗浅的比较。

一

李贺与李商隐的诗歌，都表现出不同程度不同特色的朦胧美，如同磁石吸铁一样，紧紧吸引着历代无数的读者欣赏、探索，也使历代笺注家不惜笔墨地解说、笺释。他们都企图穷尽诗的意蕴，得出准确的令人信服的评说。然而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或误解了具有朦胧美诗歌特性的缘故。

什么是朦胧美呢？朦胧美就是具有朦胧意象的事物所产生的美感。客观世界，有些事物是模糊的，它本身就缺乏清晰感，如我们常见的雾中的花，朦胧的月色，细雨迷茫中的秀峰等，它本身美，但我们又不能把它看得清清楚楚。朦胧美就是这种模糊性显示出来的一种特异的引人注目的美感。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朦胧美的诗歌，有其悠久的历史与优良传统，屈原的《离骚》，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拟古》等，这类饱含讽托兴寄的诗，都具有程度不等的朦胧美。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对朦胧美作了一些有意识的追求，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因此，具有朦胧美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不可动摇的地位。随着具有朦胧美诗歌的发展，古代文论家对于诗歌中的朦胧美作了探索与研究，并提高到理论层面加以认识。戴叔伦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103]司空图则倡导“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是有真迹，如不可知”的朦胧意境^[104]。李贺、李商隐认真学习了前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创作实际，对于诗歌中如何表现朦胧美作了一定的探索。因此他们在表现朦胧美方面是充分的、成功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诗歌史上，他们所写的具有朦胧美的诗歌，其成就是空前绝后的。

二

善于埋没意绪，是李贺、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共同特色。

二李写诗，都不喜直抒胸臆，将内心的感情一股脑儿地喷射出来，他们千方百计地用漂亮的外壳遮住自己的感情，不使外露。其诗往往仅露出一点情绪的端倪，收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效果^[105]。

关于他们善于埋没意绪，前人早有论述。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载：“刘光远，不知何许人也。慕李长吉为长短歌，尤能埋没意绪。”今刘诗不存，无以复按。但从中可以悟出李贺诗善于埋没意绪而刘诗更甚。李商隐诗，“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106]可见不直接吐露感情，有意埋没意绪，敛抑情绪，感情内向，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朦胧美，是二人诗歌艺术的共同特色。这类诗尽管露出的感情端绪不好把捉，但却能够紧紧地扣住读者的心弦，味之弥深，钻之愈坚，吸引你仔细揣摩作者微露的情思，寻寻觅觅，找寻作者意绪，经过仔细的探求，你似乎理解了作者的心境，体味到诗的真正意蕴，但又不能清晰地说出来或者不能把诗的意蕴一语道尽。对于同一首诗，不同的读者体味又不完全一样，或者竟完全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因此，二李诗的笺释者，往往是言人人殊，而又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像李贺的《蜀国弦》、《听颖师弹琴歌》、《罗敷山人与葛篇》、《雁门太守行》，李商隐的《无题》、《碧城》、《锦瑟》等，都是。譬如，《蜀国弦》或谓写音乐，或谓状蜀道之艰难，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锦瑟》或谓偷情和艳情诗，或谓写执著的爱情，或谓悼亡，或谓自伤身世，或谓写音乐的适、怨、清、和……如此等等，仔细考究起来，恐不下十种解说。歧解纷出，殆若聚讼。梁启超先生干脆说：“他说的是什么我不懂，但我觉得美”^[107]，这种说法似乎太神秘了。然这种神秘感是诗中固有的，是二李对朦胧美的创造性的追求的结果，也是诗歌艺术上一种成功的尝试。它悄悄掩藏了诗人丰富的感情和意绪，强有力地吸引着读者沉潜地体味诗人这种未公开的丰富的感情，从而深入地探索诗人心中的奥秘。

三

在追求诗歌艺术朦胧美的过程中，李贺与李商隐，都运用了各种遮蔽感情埋没意绪的艺术手法，发挥了各自的艺术天才，形成了自己诗歌的个性特征，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光辉篇章。

首先，二人都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但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曾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盖因李贺诗歌较多较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李商隐尝谓“巧啭岂能无本意”（《流莺》），“楚雨含情皆有托”（《楚州罢吟寄同舍》），虽然这两句诗都有特定的含义，但借来说明李商隐诗歌创作的艺术特点，却是十分恰切的。他的诗含有寄托，而因巧啭感情遂被遮蔽，读者不易窥其奥秘。“盖其诗外有诗，寓意深而托兴远，其隐奥幽艳，于诗家别开一洞天”^[108]，为此形成比兴多而赋句少、寄托深而意难明的特点。

虽然二李在写诗时，都善于隐蔽情思，埋没意绪，但两人隐蔽自己情思的方法却各有特色，互不雷同。李贺爱用层层的比喻，充分地渲染与展示自己的情思，而在比喻中又掺杂一些象征的手法，他似乎要让读者很好地了解自己的情思，实则又将自己的情思遮蔽得严严实实。譬如《李凭箜篌引》，诗中用“空白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描摹李凭弹箜篌的声音之动听。它不仅将响遏行云的成语人格化了，而且用传说中具有真挚丰富感情的江娥，善于鼓瑟的素女为之发愁，以写李凭弹箜篌的绝妙动人；用“昆山玉碎凤凰叫”以状乐音之清脆和谐；用“芙蓉泣露香兰笑”以写乐声之幽妙；用“十二门前融冷光”以状声音之热烈，乐声之热烈竟使长安冷空气为之一扫；声音之绝妙动听竟使“石破天惊逗秋雨”。诗人想像之丰富奇特，比喻之精妙绝伦，古今罕有其匹。读此诗，谁能不为之想像丰富而击节赞赏？虽然诗人的比喻是精妙绝伦的，但由于喻体或是象征性的，或是渺冥的幻境中的事物，它尽管可以启迪读者的想像，打开读者的思路，但终究是抽象的含混的。有谁听过“昆山玉碎凤凰叫”？又有谁见过“芙蓉泣露香兰笑”？乐声的热烈怎么会使“十二门前融冷光”？热烈的气氛怎能使气温上升？因此，李凭弹箜篌声音之妙，读者无法体味。比喻的基本要求是用具体的比喻抽象的，用浅显的比喻深奥的，用人们熟知的比喻不熟知的。总之，喻体贵明确。而李贺之用比喻则反是，因此不能给人以具体真切的感受。而他所表达的情思，也令人莫测高深。李商隐则主要用典故和象征手法，来表现自己的情思。典故本身就是一层幕布，作者象征什么，你又得仔细地考究与探索。因此，诗的旨趣是极不容易弄明白的。譬如《锦瑟》中间两联：“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四句诗用了四个典故，而这四个典故比喻什么？本体又不明确。诗人用典故作象喻，而象喻又很朦胧，对他抒写的对象搞不清楚，因此歧解纷出。“一篇《锦瑟》解人难”^[109]，“独恨无人作郑笺”^[110]，注家断言“再拖一千年，也不可能有定谳”^[111]。就是因为中间两联用了象征手法。这种象征暗示过于隐晦，谁也摸不透作者的本意。

二李的诗歌因其用了比兴、象征、暗示等艺术手法，形成了朦胧的意象，诗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朦胧美。同样含有朦胧美，但二人表现的特点却不同。李商隐的诗通过意象的巧妙组合，非常和谐地组成一个整体的意象。他的《无题》诗（包括以首句前两字为题的诗），都能组成一个浑然完整的朦胧的意象。这些诗都程度不等地表现出重主观感情的抒发而轻视客观的描写，重艺术想像而轻视现实再现，重暗示启发而轻视正面宣泄的特点。它抒写的对象不清楚，诗的内容不够醒豁。它究竟是爱情诗还是含有寄托的政治诗？若有寄托，它寄托什么？对牛李党争的抗争？对皇帝输忠款？抑是对令狐錛的讽求？若是爱情诗，他追求的对象是宫女、道士，抑是某权豪的婢女？他钟情的女子究竟是谁，何以写得那么迷惘？李贺虽然也有整首写得朦胧的，像《听颖师弹琴歌》对于琴声的描摹，《雁门太守行》对于战争过程的描写，在诗中表现的意象都是朦胧的，含义是十分模糊的。解说起来，言人人殊。但类似这样的诗在李贺诗集中毕竟是不多的。其诗朦胧的意象多系个别诗句。譬如“毒蛇浓吁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罗敷山人与葛篇》），王琦注谓“蛇因湿闷熏蒸而毒气不散，江鱼因水热沸郁而静伏不食。极言暑溽之象，以引起下文命人剪葛制衣之意”^[112]，姚文燮注谓“葛多生于深谷，或垂于江边，故蛇凭鱼依焉”^[113]，方扶南谓“此二句言葛之难得，申上出洞之致”^[114]。这两句诗，诗人是描写天热，还是强调“葛之难得”？又如“十二门前融冷光”（《李凭箜篌引》），“琢作步摇徒好色”，“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老夫采玉歌》），“长歌破衣襟，短歌悲白发”（《长歌续短歌》）等，都是歧解纷出的诗句。李贺诗的朦胧主要是个别诗句，然却影响了对整首诗的理解。与李商隐诗比较，义山的重心在全诗的朦胧，而李贺诗的特点，毕竟主要是个别诗句的朦胧。

李贺、李商隐两人诗歌意象朦胧的重心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艺术水准。李商隐多是全诗意象朦胧，因此意境浑成。李贺往往在同一首诗中，有些诗句意象明朗，有些诗句意象朦胧，因而意境不够浑成，画面不很协调。这种语言色调的不协调，给人以杂凑零乱之感。

其二，他们写诗都不是心血来潮，一挥而就，而是经过较长的酝酿，并反复推敲，反复锤炼，以期最准确、最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情思。“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李贺《伤心行》），“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改成人寂寂，寄与路绵绵”（李商隐《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生动地记录了他们长夜吟诗苦苦锤炼的情景。

二李写诗，虽然都善于推敲，然推敲与锤炼的重心不同。李贺对诗的推敲锤炼主要表现在字句上，如重视词的色彩，诗句的精警凝练，想像的奇瑰，尤喜在表现的新异与奇特上下功夫。所谓“辞尚奇瑰，所得皆警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115]，“李长吉诗，如镂玉雕琼，无一字不经百炼，真呕心而出者也”^[116]，他的诗字字句句都经过千锤百炼。“但他的特别技能不仅在字句的锤炼，实在想像力的锤炼”^[117]。因此，在他的诗集中有好多想像丰富、构思奇特、比喻新异的名句。如“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罗敷山人与葛篇》），“古竹老梢惹碧云”（《昌谷北园新笋》），“杨花扑帐春云热”（《蝴蝶飞》），“大江翻澜神曳烟”（《巫山高》），等等，其名句可谓俯拾即是，不胜枚举。然对诗境的锤炼远没有对诗句锤炼的用力，因此难免“有句无篇”之讥。李商隐也特别注意诗句的锤炼，譬如“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隋宫》），何焯谓“著玉玺一联，直说出狂王抵死不悟，方有江都之祸，非出于偶然不幸，后半讽刺更有力”^[118]。又如“百里阴云覆雪泥，行人只在雪云西”（《西南行却寄相送者》），“只”字用得很沉练，王汝弼等谓“下一‘只’字，而旅程濡滞，友谊绸缪，俱在言外。具见推敲冶锻之功”^[119]，然纵观李商隐全部诗歌，他对诗意境的锤炼比对诗句的锤炼，更为重视。《锦瑟》、《碧城》、《无题》诸作，无不意境浑成，诗意凑泊，不可句摘字赏。这是因为诗人不但能全力以赴地精心提炼诗的意境，而且抒情叙事表达情思的手段高超，如神龙无迹。这一点，远比李贺诗高明。

其三，两人都成功地运用讽刺手法，写了大量的讽刺现实抨击时政的诗篇。这些诗都用了较隐蔽的表现手法，从而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

李贺善用乐府讽谕现实。以乐府诗题写时事，是一种大胆的创造。它虽不自李贺始，但李贺在这方面却取得了惊人的艺术成就。《屏风曲》、《贵主征行乐》、《宫娃歌》、《猛虎行》、《江楼曲》等，都是成功地干预现实的乐府诗篇。它的特点在于通过铺叙、描写或渲染，将现实的黑暗面揭露得痛快淋漓。譬如《贵主征行乐》：

奚骑黄铜连锁甲，罗旗香干金画叶。

中军留醉河阳城，娇嘶紫燕踏花行。

春营骑将如红玉，走马捎鞭上空绿。

女垣素月角咿咿，牙帐未开分锦衣。

此诗写贵主模仿行军以为游乐，极力描绘贵主的华靡艳丽，渲染其奢侈放纵的行为，从而对贵主的骄纵作了有力的鞭笞和讽刺。但此诗讽刺的“贵主”指谁，也是歧说纷出。可见，这首诗表面似不难懂，实则意旨朦胧，不易确解。

李商隐对现实的揭露与讽刺，主要采用了咏史的形式。他把对朝政黑暗腐朽特别是皇帝的淫昏的满腔愤懑情绪，借咏历史上类似事件以表现，对其作了极尖锐的讽刺。《富平少侯》、《咏史》、《汉宫词》、《贾生）、《陈宫》、《齐宫词》、《隋宫》、《南朝》、《华清宫》等，都是借古喻今、批判现实之作。他的咏史诗善于使事用典，并能寓精警议论于抒情之中，使感情深沉而神韵悠然。所谓“襞绩重重，长于讽谕”^[120]，“使事尖新，设色浓至”^[121]，“以议论驱驾书卷，而神韵不乏”^[122]，都是的评。如《齐宫词》：“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此诗通过两三个事件，十分典型地反映了齐、梁两朝最高统治集团的窳败腐朽的情景。不言而喻，这首诗并非诗人发古之幽思，而是对当代皇帝腐朽荒淫生活的揭露与批判。李商隐的讽刺诗写得十分尖刻，譬如《华清宫》诗：“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娥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诗颇刻薄，因此每每遭到封建文人的攻击。因为他对统治阶级中腐败现象的鄙视与愤激，他对杨妃的谴责与嘲讽，已超出了封建道德所许可的范畴，表现了诗人的真诚与可贵的勇气。精警尖刻，正是这首诗的特点，也是李商隐讽刺诗的主要特征。诚如朱鹤龄所说：“深著色荒之戒，意最警策。”^[123]总之，他对封建统治阶级包括对当代皇帝的尖刻讽刺，毕竟不是直接的揭露与批判，而是经过巧妙精心的打扮，给诗包裹了一层华美的历史外衣，从而使诗意朦胧、诗旨含蕴不露。

其四，李贺与李商隐虽然都诗意朦胧，然风格意趣各别，其诗各自展示着独特的风姿。贺诗奇崛怪丽，或如牛头马面，狰狞怪异；或如妖娆女鬼，幽气逼人。义山诗则绮丽蕴深，或如古寺菩萨，面目良善；或如大家闺秀，大方可人。文学史家对他们诗歌的风格，曾经作过一些颇为精当的比较。陈兆奎说：“一以涩炼为奇，一以纤丽为巧。”^[124]缪钺先生说：“李贺诗造境虽新，而过于诡异，能悦好奇者之心，而不能餍常人之望；义山则去其奇诡而变为凄美芳悱。”^[125]这些比较，对我们读二李的诗，是很有启示的。

“李长吉语奇而入怪。”^[126]读其诗，往往给人以特异的刺激。一是他的诗以奇特的想像与奇特的语言，表现出奇特的风格。譬如“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致酒行》）；“洞庭雨脚来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饮酒》）。这种奇特的想像，令人产生奇异之感；一是意趣幽冷、悲怆，甚至写出阴森可怖令人毛骨悚然的环境。“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呼星招鬼歆杯盘，山鬼食时人森寒”（《神弦》）；“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漆炬迎新人，幽塘营扰扰”（《感讽》五首其三）；“访古氵丸澜收断镞，折锋赤璺曾錜肉”（《长平箭头歌》）；“毒錝相视振金环，狻猊錧蚷吐馋涎”（《公无出门》），不但有鬼气森森幽气逼人的描写，而且也有一些怪诞与丑陋，以丑为美。

李商隐诗绮丽沉郁，感情内敛，寄托深而措词婉。所谓义山“学优奥博，性爱风流，往往有正言之不可，而迷离烦乱，掩抑纡回，寄其恨而晦其迹者”^[127]，“隐词诡寄，哀感绵渺，往往假闺錞琐言，以寓其忧生念乱之恫”^[128]，因此诗意隐晦曲折，以致“循诵而莫喻其赋何事耳”^[129]。当然，他的诗感情内敛不全是出于对时政的忌讳或惧泄私秘的考虑，更重要的则是他有一种缠绵悱恻的情绪，有一种隐约滞宣的情思，朦胧诗境则是这种情思的表现。因此，诗人写这类感情内敛的诗，与其说是对政局或个人安危及名节的考虑，毋宁说是对象征手法与朦胧诗境的喜爱与自觉追求。譬如《无题》四首之一：“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此诗写一位男子对远隔天涯所爱女子的深切思念，诗先从梦醒时的情景写起，然后再将梦中与梦后、实境与幻境糅合在一起描写，诗人着意渲染梦醒时的迷离恍惚、真幻莫辨、孤寂凄清的境况，从惆怅而失望的情绪中表现出对对方强烈的思念。诗人措词委婉，感情内敛，又用“无题”以隐写诗之缘由，诗人的情思隐蔽，无由窥破，因此诗意难明。

二李诗独特风格的形成，除了他们生活经历、创作道路、艺术趣味不同外，与他们学习前人接受不同的影响也有绝大的关系。他们都曾经努力学习《楚辞》，各得其性情之近。李贺侧重学习继承了《楚辞》瑰奇的特色，使诗中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所谓“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130]。李商隐则侧重学其象征与寄托。义山诗虽不像《楚辞》那样引类取譬之广，然诗中时用象征，时用寄托，使诗意深蕴。

就以唐诗而言，李贺受了李白的深刻影响，所谓“太白幻语为长吉之滥觞”^[131]，“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132]。刘辰翁评李白《远别离》曰：“参差曲屈，幽人鬼语，而动盈自然，无长吉之苦。”^[133]这都说明李贺瑰奇幽幻的风格导源于李白。李贺的《神弦曲》、《南山田中行》逼肖李白的《过四皓墓》，而李白的《题舒州司空山瀑布》诗，其雕字琢句，苦心经营，喜用怪字眼的做法，对李贺诗风也极有影响。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则得力于老杜，因此其诗歌风格绮丽中含沉郁之致，沉练深蕴为李贺所不及。所谓“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也”^[134]。

四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贺、李商隐诗歌在表现朦胧意象的同时，表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以诗的结构而论，李贺将诗歌创作的注意力放在诗的字句的推敲与锤炼上，然对于诗的整体结构则用力不够，因此他能写出大量的惊魂摄魄的诗句，而未能留下较多的意境浑成的诗篇。李商隐的诗虽然也不放过字和句的精心推敲，然其注意力却集中凝聚在意境的提炼与深化方面，因此留下大量的意境浑成的诗篇。

以诗的表情而论，李贺多自创之语，对语言的色彩情态用力尤勤，诗中较多地用了“通感”、“拟人”、“比喻”等辞格，以修辞手段使诗意人格化、主观化，并蒙上了一层荒诞虚幻的色彩，五光十色、炫人眼目的诗句，表现出刹那间对客观事物的强烈印象。李商隐诗语言多有所本，沉博绮丽，尤喜用典，将其丰富的感情融化在客观描写之中，并较多地用了比兴、象征等艺术手法，使感情内敛沉潜。因此，李贺诗表现了天才的独创，李商隐则更多地得力于历史文化的积淀。

以诗的创作方法而论，李贺诗集虽有若干现实主义的诗篇，然其诗的主调，则是理想与浪漫，诗中放射着奇特与怪诞的色彩。李商隐诗歌，虽然也不乏浪漫与奇想，然其基调是现实的，他是脚踏实地地歌吟着自己的苦闷与牢骚，歌唱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因此在瑰丽奇想中，表现出平实的生活经验。

李贺积学有素，然他的创作素质是天才的，尽管这天才带有几分怪异。李商隐根底深厚，他沉溺于历史文化的积淀几乎不能自拔，然也不乏洋溢的诗才。他们在中国诗歌史上，都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

【注释】

[1]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第4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第1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何文焕：《历代诗话》，第487页，中华书局，1981。

[4]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第6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第4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第4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7]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第4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丁福保：《清诗话》，第9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9]沈德潜：《唐诗别裁》，第11页，商务印书馆，1958。

[10]郭绍虞等：《万首论诗绝句》，第12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1]郭绍虞等：《万首论诗绝句》，第11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011页，中华书局，1983。

[13]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5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4]胡震亨：《唐音癸签》，第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5]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第6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6]丁福保：《清诗话》，第5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17]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第4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8]闻一多：《唐诗杂论》，第35页，古籍出版社，1956。

[19]沈德潜：《唐诗别裁》，第72页，商务印书馆，1958。

[20]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13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1]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第4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2]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第4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3]吴文治：《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第209页，中华书局，1964。

[24]王尧衢：《古唐诗合解》，第150页，岳麓书社，1989。

[25]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第2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6]王达津：《唐诗丛考》，第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7]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第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8]韩泉欣：《孟郊集校注》，第47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29]韩泉欣：《孟郊集校注》，第48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30]韩泉欣：《孟郊集校注》，第49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31]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5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2]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第258页，中华书局，1983。

[33]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699～7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4]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13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5]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第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6]吴文治：《韩昌黎资料汇编》，第1313页，中华书局，1983。

[37]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8]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9]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13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0]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13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1]均见韩泉欣：《孟郊集校注》，第47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42]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3]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4]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9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5]齐文榜：《贾岛集校注》，第5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46]华忱之编校：《孟东野诗集》，第2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7]华忱之编校：《孟东野诗集》，第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8]华忱之编校：《孟东野诗集》，第2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www.xing528.com)

[49]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851页，中华书局，1983。

[50]李嘉言：《长江集新校》，第2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1]华忱之编校：《孟东野诗集》，第2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52]韩泉欣：《孟郊集校注》，第48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53]李嘉言：《长江集新校》，第2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4]华忱之编校：《孟东野诗集》，第2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55]华忱之编校：《孟东野诗集》，第2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56]章泰笙：《贾岛研究》，引自《古典文学三百题》，第2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7]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第9页，中华书局，1994。

[58]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第387页，中华书局，1994。

[59]叶葱奇编订：《李贺诗集》，第3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60]高癢：《唐诗品汇》，第2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1]叶葱奇编订：《李贺诗集》，第3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62]计有功：《唐诗纪事》，第6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3]皮日休：《皮子文薮》，第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4]吴庚舜等：《唐代文学史》下册，第3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65]《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

[66]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20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7]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第14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68]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13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9]《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

[70]《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

[71]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第29页，中华书局，1994。

[72]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第121页，中华书局，1994。

[73]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第120页，中华书局，1994。

[74]许学夷：《诗源辩体》，第2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75]《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第379～3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6]《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77]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第129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78]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第6页，中华书局，1994。

[79]《旧唐书》，第2772页，中华书局，1975。

[80]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第19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81]许学夷：《诗源辩体》，第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82]钱钟书：《谈艺录》，第46页，中华书局，1984。

[83]钱钟书：《谈艺录》，第46页，中华书局，1984。

[84]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9页，中华书局，1988。

[85]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第20页，中华书局，1988。

[86]陈永正：《李商隐诗选》，第24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87]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第134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88]胡震亨：《唐音癸签》，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9]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第134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90]陈治国：《李贺研究资料》，第10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91]参见《李嘉言古典文学论集》，第2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2]钱钟书：《谈艺录》，第46页，中华书局，1988。

[93]计有功：《唐诗纪事》，第6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94]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第14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95]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第24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96]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第24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97]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第27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98]钱钟书：《谈艺录》，第47页，中华书局，1984。

[99]胡应麟：《诗薮》，第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0]胡应麟：《诗薮》，第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1]阙名：《静居绪言》，转引自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第350页，中华书局，1994。

[102]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第414页，中华书局，1994。

[10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第203～2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第2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6]冯浩：《玉鉆生诗集笺注》，第6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7]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432页，中华书局，1988。

[108]刘学锴等：《李商隐资料汇编》，第827页，中华书局，2001。

[109]郭绍虞等：《万首论诗绝句》，第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10]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423页，中华书局，1988。

[111]陈永正：《李商隐诗选》，第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112]王琦等：《李贺诗歌集注》，第1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

[113]王琦等：《李贺诗歌集注》，第4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

[114]王琦等：《李贺诗歌集注》，第5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

[115]陈治国：《李贺研究资料》，第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16]陈治国：《李贺研究资料》，第5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17]陈治国：《李贺研究资料》，第10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18]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398页，中华书局，1988。

[119]王汝弼等：《玉鉆生诗醇》，第32页，齐鲁书社，1987。

[120]丁福保：《清诗话》，第5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121]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2]丁福保：《清诗话》，第9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123]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506页，中华书局，1988。

[124]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第213页，上海书店，1990。

[125]缪钺：《诗词散论》，第65页，开明书店，民国三十七年。

[126]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第36页，中华书局，1994。

[127]刘学锴等：《李商隐资料汇编》，第763页，中华书局，2001。。

[128]张采田：《玉鉆生年谱会笺》，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9]刘学锴等：《李商隐资料汇编》，第399页，中华书局，2001。

[130]杜牧：《樊川文集》，第1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31]胡应麟：《诗薮》，第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32]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第29页，中华书局，1994。

[133]弘历：《御选唐宋诗醇》，卷之二第1页，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光绪乙未年。

[134]刘学锴等：《李商隐资料汇编》，第243页，中华书局，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