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对李贺诗风的影响-《唐诗比较研究》成果

第五节　杜诗对李贺诗风的影响

诗人李贺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奇才，其诗幽丽诡谲、虚荒诞幻，也是绝无仅有的。论者在惊叹这位早熟的天才诗人诗歌奇特幽渺之余，不免要探究其诗歌的渊源所自。其诗远绍屈骚，中承齐梁，近学李杜，对前代文学遗产与自己性情之近者，兼收并蓄，熔铸创造，形成并世无双、古今罕见的独特诗风。关于他受《楚辞》与齐梁诗风的影响，学者每有论述，兹不赘述。而其诗与杜甫之渊源关系，则很少有人论及。要之，只提《感讽五首》其一、《老夫采玉歌》、《黄家洞》等深刻揭露现实的诗篇受杜诗“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诸诗写实的影响。诚然，李贺这几首诗，的确受了杜甫诗歌的深刻影响，但这仅仅是一个极小的表层问题，是可一眼看穿的，根本用不着研究者探幽索隐、寻求其诗歌的渊源与发展轨迹。就创作方法而言，这类诗也非李贺诗歌的主流。而李贺受杜诗的影响，绝非一端。其主导风格的形成，受杜诗影响甚深，这是可以断言的。

谈到李贺受杜诗的影响，早在宋代，洪迈在《容斋续笔》中就曾经指出：

李长吉有《罗浮山人诗》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正用杜老《题王宰书山川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之句。长吉非蹈袭人后者，疑亦偶同，不失自为好语也。^[84]洪迈所论李贺两句诗与杜甫两句诗的意象、修辞都十分相似，蹈袭也罢，偶同也罢，却的确是好诗。李贺这两句诗是《罗浮山父与葛篇》中的警句，置于全诗中也是浑成的，若谓仿效学习，也可算取神遗貌的了。然这一成功，只是个枝节问题，并未影响到李贺的整个诗风，可以置而不论。

窃以为杜诗对李贺诗风形成的影响，不在人们常说的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对李贺诗歌创作的某些启示，也不在个别诗句的脱胎或承袭，而在于杜甫部分诗歌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与情调，对李贺诗风的形成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对李贺诗歌带有整体的根本的性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一要害问题，恰恰被当代诗论家所忽视。因此，有必要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其实，古代有眼光的诗论家，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并且作过一些剀切的论述，只是没有引起今人的注意罢了。在论及李贺对杜诗的继承时，清人钱谦益云：“盘空排虷，横纵菾诡，非得杜之一枝乎”^[85]，这才抓住了李贺诗歌受杜诗影响的要害，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对我们研究李贺诗的渊源，有着深刻的启示。“盘空排虷，横纵菾诡”的诗篇，在杜甫诗集中时或有之，然仅为其诗歌创作的一枝一叶，不足以概括其创作的整个风貌，只有到了李贺手中，这种诗风才蔚为大观，并成为其诗的主干与基石，其“横纵菾诡”，尤为特出。可以说“横纵菾诡”是打在李贺诗歌风格上的一个明显的印章，是其诗千年不朽的重要原因。而这一风格的形成，却受杜诗的影响甚深。杜甫诗集中那些带有诡谲色调的诗篇，是李贺整个诗风的先导。众所周知，诗家变化，盛唐已极，盛唐以后，我国的古典诗歌已发展到难以为继的局面。如果后来的诗人继续沿着盛唐诗人的创作路子走下去，则很难有生气勃勃的创新，只能是优孟衣冠，所写诗歌或剪彩为花，徒有其表罢了，哪里还会出现香气扑鼻的诗的鲜艳花朵呢？然而有出息的文学家，绝不愿拜倒在前人的脚下，也不甘因袭前人的成规而裹足不前，他们总是以大无畏的精神，鼓足独创的勇气，别出心裁，另辟蹊径，走出艺术创作的新路子，前无古人而自成一家的。然艺术创新并非凭空创造，而要有所凭借，其于艺术境界的创新，则往往将前代文学家偶一为之而又富于艺术活力并有开拓余裕的东西，推而广之，扩而大之，突出地发展这一特点，使涓涓细流，成巨大波澜，从而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诗风，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乏其例的。赵翼评韩愈诗云：“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86]这一段话，相当精辟地指出中唐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苦衷，也挑明他们对盛唐诗歌发展的诀窍与秘密，故虽评韩诗，却有着普遍的意义。因此，若将“奇险”换成“诡谲”，将昌黎换成李贺，以之论李贺对杜诗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十分确切的。这是因为杜甫是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后代的诗人很难跳出其诗歌创作的藩篱，只能就其某一特点突出、扩大，以至发展到极致，从而形成新的可称一家的诗风。李贺一眼觑定杜诗中偶然出现的怪奇之象、诡谲之境，发展扩大，熔铸创造，从而自成一家的。对此，兹分两层论述。

第一，杜甫诗中多次出现的鬼的意象，对李贺诗歌有很大的影响。谈到李贺诗的谲诡，人们首先想到李贺诗中出现了众多的颇为生动的鬼的形象。对鬼的形象与意象的突出描写，使李贺诗歌蒙上了一层颇为浓郁的诞幻谲诡的色调。前人评李贺诗，往往喜欢与李白比较。宋祁说：“太白仙才，长吉鬼才。”^[87]严羽谓：“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88]宋祁与严羽的立论点有所不同，他就诗人的创作才能而言，严羽则就诗而言。合而论之，所谓“鬼才”、“鬼仙之词”是对“仙才”、“天仙之词”相较而言的，言李白、李贺写诗的构思锻意以及诗的境界都非常人所及，所不同者仙才飘逸而鬼才诡谲，白诗超凡而贺诗幽深。也可以说，“鬼才”是形容李贺写诗构思奇特、云谲波诡、变幻无常，而诗意虚荒诞幻、爱写阴森恐怖的境界，犹喜谈鬼，在诗里出现了众多的鬼的形象，这是诗论家称其“鬼才”、“鬼仙之词”的重要原因。因此，李贺诗艺术境界诞幻之一，是对鬼蜮形象的描写。

打开李贺诗集，其中谈鬼者比比皆是。如“海神山鬼来座中”（《神弦》）、“耕人半做征人鬼”（《白虎行》）、“愿携汉戟招书鬼”（《绿章封事》）、“千岁石床啼鬼工”（《罗浮山父与葛篇》）、“呼星召鬼歆杯盘”（《神弦》）。就鬼来说，这里有山鬼、征人鬼、书鬼、鬼工。不特有鬼，还可以“呼星召鬼”。在人世间不仅有鬼的存在，而且还活灵活现，生动异常。“嗷嗷鬼母秋郊哭”（《春坊正字剑子歌》）、“鬼哭复何益”（《汉唐姬饮酒歌》）、“秋坟鬼唱鲍家诗”（《秋来》）、“鬼雨洒空草”（《感讽五首》其三）、“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李贺笔下的鬼，不特可哭、可唱，有着极丰富的感情世界，而且还有“鬼雨”、“鬼灯”，事事物物都带有鬼的色彩，简直是一个鬼蜮横行的世界。“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妖魔鬼怪是何等的猖獗！对于鬼的形象的描写，在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中，有其优秀的传统。屈原《九歌》中的《山鬼》、《国殇》等篇，都是写鬼的形象的，这对李贺的诗歌创作，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施补华谓：“李长吉七古，虽幽僻多鬼气，其源实自《楚辞》来，哀艳荒怪之语，殊不可废。”^[89]因此，杜牧称之为“骚之苗裔”。而在唐代，作为李贺父执的杜甫，在诗中多次写鬼，这对李贺的诗歌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杜甫与李贺的父亲李晋肃曾有过亲密的交往，他有《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余下沔鄂》，诗云：“正解柴桑缆，仍看蜀道行。樯乌相背发，寒雁一行鸣。南纪连铜柱，西江接锦城。凭将百钱卜，飘泊问君平。”李晋肃别杜甫二十年后始生贺，则晋肃当在三十岁左右。又杜称弟，可见杜甫与李晋肃关系密迩。虽然杜甫死后二十年始生贺，然甫为李贺父执，他写的有关鬼的形象的诗，对李贺肯定是有影响的。杜甫写鬼的形象的诗有“山鬼迷春行”（《祠南夕望》）、“山鬼吹灯灭”（《移居长安山馆》）、“卧病识山鬼”（《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山鬼独一脚”（《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战哭多新鬼”（《对雪》）、“鬼妾与鬼母”（《草堂》）、“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转石惊魑魅”（《自阆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之三），这里有山鬼、鬼妾、鬼母、魑魅等，可见杜甫和李贺都喜欢写鬼。在他们的诗中，出现了众多的鬼的形象，由此形成谲诡诞幻的诗境，造成了阴森恐怖的气氛。如此等等，李贺都受了杜甫深刻的影响，而在写鬼的形象方面，李贺与杜甫相较，却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然同样是写鬼，却有很大的不同，甚而有质的区别。同是写鬼，杜甫以叙事的笔法往往一笔带过，其实是为了写一种凄清冷幽的环境，抒发心中的郁闷与不平，并非相信真的有鬼存在，读者也不以真鬼视之，因此，诗的境界凄凉阴暗而不恐怖。李贺是唯物主义者，从他的心底压根儿是不相信有鬼的。他写鬼，实际是对现实中鬼蜮横行的严肃批判。他以浪漫主义的笔法，写了妖魔鬼怪的种种活动，并通过氛围的渲染与烘托，将鬼写得活灵活现，直可呼之欲出，鬼的形象更加鲜明生动，甚而把神灵扫妖除怪、福佑人民的活动也写得有些恐怖，诗境更加阴森幽冷，给读者精神上以沉压之感。如《感讽五首》其三、《南山田中行》、《苏小小墓》等，都写得冷幽凄清，阴气逼人。第二，就以写鬼的形象而言，杜甫写鬼的诗篇中仅有一句或数句写鬼，未尝有通篇写鬼者，因此，诗中的写鬼部分，只是增加了诗的悲凉阴冷的气氛，而不在于塑造完整的鬼的形象。甚至，他笔下的山鬼、魑魅等，只是鬼怪的别名或抽象的概念与意象。李贺写鬼的诗，则往往是通篇写鬼的活动，如《神弦》、《神弦曲》、《苏小小墓》，鬼的形象十分生动，因而也更为阴森恐怖。也可以说，杜甫诗中偶然有鬼的意象出现，而李贺诗中出现的则是经过特意描写的生动的鬼的形象。因此，我们认为李贺诗虽然受到了杜诗写鬼的启发，但经过他创造性的学习，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并有了本质的区别。无论是鬼的意象与形象，都是现实生活的折射与反照。因此，这种鬼的形象的出现，除了诗人主观情思与艺术趣味外，与时代盛衰有绝大的关系。杜甫处在由盛唐到中唐过渡之际，当时大唐帝国虽然危机四伏，然许多社会矛盾还没有表面化，还有挽回的可能与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并非全然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想。而李贺所处的时代，大唐帝国已大有不可救药之势，诚如宋琬所说：“贺，王孙也，所忧宗国也，和亲之非也，求仙之妄也，藩镇之专权也，阉宦之典兵也，朋党之衅成而戎寇之祸结也。”^[90]诗人徒然哀叹“秦王不可见，旦夕成内热”（《长歌续短歌》），时代阴暗的投影太深了，诗人笔下怎么能不鬼蜮连篇呢？

其次，李贺诗中谲诡的意境与情调，也导源于杜诗。这虽然是无可否认的铁一般的事实，但却为当今论者所忽视。杜甫有些诗，特别是有些七言歌行，波谲云诡，诞幻怪奇，极类李贺诗者，如“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戏作花卿歌》）、“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百年死树中琴瑟，一斛泪水藏蛟龙。……深山穷谷不可处，霹雳魍魉兼狂风”（《君不见简苏錫》），这是何等幽冷而又谲诡的诗境。这种诗的情境的描写，在李贺诗集中是不乏其例的。杜甫还有一些诗，在诗境、情调、韵味诸方面，都与李贺诗十分相似，甚至是神似。无疑杜甫这类诗歌，对李贺诗风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李贺正是创造性地学习了杜甫这类诗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诗风的。我们无妨举几首杜甫诗歌，请读者仔细品味。

蛮夷长老怨苦寒，昆仑天关冻应折。
玄猿口噤不能啸，白鹄翅垂眼流血，
安得春泥补地裂。　　　　　　　　

——《后苦寒行二首》之一

鬼神撇捩辞坑壕，苍水使者扪赤绦。(www.xing528.com)

龙伯国人罢钓鳌，芮公回首颜色劳，
分阃救世用贤豪！　　　　　　　　

——《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

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

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枝翠旗光有无。

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

——《癆陂行》

读了以上诸诗，我们再读李贺《绿章封事》、《秋来》、《帝子歌》、《李夫人》、《湘妃》等诗，其神情风调、谲诡多变，何其相似乃尔！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后苦寒行》等诗是杜甫所作，我们就可能误以为是李贺或其追随者所作，因为这些诗太像李贺的诗了。不言而喻，李贺曾经认真地学习过杜甫这类诗歌，并受其深刻的影响。余如《玄都坛歌》的“屋前太古玄都坛，青石漠漠常风寒。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虎牙行》的“秋风欻吸吹南国，天地惨惨无颜色。洞庭扬波江河回，虎牙铜柱皆倾侧。巫峡阴岑朔漠气，峰峦窈窕溪谷黑。杜鹃不来猿苨寒，山鬼幽阴霜雪逼。”《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的“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都有神似李贺诗歌之处。可见李贺诗歌受杜诗影响之深。以上所举诸例，杜甫诗只是某些歌行诗中的摘句，而李贺诸诗的全篇情调都是这样，这是李贺诗不同于杜甫某些诗的地方。惟其如此，李贺诗才有不同于杜诗的独立品格，独特的风貌，而绝非杜诗的附庸。李贺学习杜诗，并非依葫芦画瓢，而是得其神髓并有所发展。比起杜诗来，李贺诗境似更为幽凄、阴冷，读来更多幽渺之感。可以说，李贺将杜诗中可以发展并茁壮成长的枝叶，经过辛勤的培植，形成自己诗的主导风格，诚如前人所云：“其创作之体，亦不外就李、杜之一体而扩充之耳！”^[91]“长吉、义山，亦致力于杜诗者甚深，而后变体。其集俱在，可考也。”^[92]杜诗博大精深，地负海涵，其影响于李贺诗者，绝非一端。而李贺诗风格之谲诡，则是重要的一点。当然，李贺诗自成一体，所谓“于李、杜后别开一境为李贺”^[93]，他不为集大成的杜诗所范围，卓然有以自立，这是他诗歌的伟大之处，也是他的成功之处。

诗是语言的艺术，古今中外的诗人，对于诗的语言的推敲锤炼，都是下过一番功夫的。诗圣杜甫在诗的语言上精思殚虑，其追求之认真执著是十分惊人的。他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他为了诗律的谐和与意境的醇美，对于诗句反复地推敲锤炼，这种在诗的语言与艺术技巧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为后代诗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李贺也是以锤炼诗句著称的，他赞扬韩愈“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笔补造化”又何尝不是他的艺术追求呢？他经常寻章琢句，辛苦吟哦，夜深不寐。“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南园十三首》其六），这是他苦吟的写照。“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伤心行》），他刻苦学习诗艺，以致百病缠身，体格孱弱。李贺诗的研究者对他锤炼诗的语言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王琦云：“长吉下笔，务为劲拔，不屑作经人道过语。”^[94]黎简称赞说：“从来琢句之妙无有过于长吉者。”^[95]叶衍兰谓：“李长吉诗如镂玉雕琼，无一字不经百炼，真呕心而出者也。”^[96]方拱乾谓：“直欲穷人以所不能言，并欲穷人以所不能解。”^[97]在诗意精警的苦心追求上，在呕心沥血的锤字炼句上，李贺都受到杜甫的深刻影响，而且在认真程度上比起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同样是对诗句的锤炼，李贺与杜甫却有很大的差异：杜甫对诗句的锤炼，其孜孜以求的是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对客观境界的精确表达，从而使主观感情得到真实的表现。“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兴》）、“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诗人观察细致入微，诗里显示了体物之妙。“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表达了诗人当时真实的感情。《北征》中对子女衣着、感情的细致生动的细节描写，《赠卫八处士》写在老友家一宿的情景，都在于表现情境的真实。如此等等，都说明杜甫对诗句的精心推敲与锤炼，是以对现实生活的准确表现为鹄的的。李贺对诗句的锤炼，不在于对现实生活的精细表现，而在于表现的奇特新异。因此，他写诗时“思接千载”、“神游万里”，神魂驰骋于天地宇宙之间，发挥了极丰富的想像力。“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太阳可敲，而且敲时发出像玻璃碰撞的声音，简直不可思议！“忆君清泪如铅水”（《金铜仙人辞汉歌》），铜人不仅可以“忆君”，而且因忆君流出铅水般的眼泪，想像力何等丰富、奇特！又如“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山头老桂吹古香，雌龙怨吟寒水光”（《帝子歌》），如此等等，真亏他想得出。《李凭箜篌引》对于李凭绝技的形容，《听颖师弹琴歌》对颖师弹琴时声音的描摹，都发挥了海阔天空般的想像力。故梁启超云：“浪漫派文学，总是想像力愈丰富奇诡便愈见精彩……李长吉也称浪漫派的别动队。他的诗字字句句都经过千锤百炼。但他的特别技能不仅在字句的锤炼，实在想像力的锤炼。”^[98]“想像力的锤炼”，是李贺诗歌创作的重要特色。当然，作为诗歌创作，如没有想像力，就不可能写出好诗。同是要求想像力，浪漫主义诗人与现实主义诗人却有很大的不同。浪漫主义诗人想像力直如天马行空，纵收无常，不受拘检，似无规律可循。李贺诗那种凿险追幽、“笔补造化”的诗篇，想像奇特而语多独造，典型地表现出浪漫主义诗人想像力的特色。他又善用比兴，使“词旨多寓篇外”^[99]。现实主义诗人的想像，则依循一定的规律，要求做到曲尽物理而淋漓尽致。杜甫在诗中曾经谈过诗人的想像力：“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这不特强调了艺术想像力，而且要求艺术想像力能“律中”，应遵循诗的创作规律，字斟句酌结构谋篇都能穷形尽相而委曲尽致，从而做到“毫发无遗憾”。杜甫正是这样做的，因而其诗才得到“冥思玄构，矫如飞龙”的赞誉^[100]。总之，杜甫对诗的字句的推敲锤炼，是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李贺对诗的字句的锤炼推敲，是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为准绳的。方法虽异，然对诗的精确、生动、绝妙表现的执著追求，对诗歌创作的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却是一致的。然李贺对诗句的锤炼未免过甚，因此受到诗论家尖锐的批评：“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使其皆工，则峭急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101]“李长吉诗字字句句欲传世，顾过于刿過，无天真自然之趣。”^[102]可谓中的之言。

综上所述，杜甫诗中对于鬼的意象的描写，对于谲诡情调的追求以及对诗句的精心锤炼，对李贺诗的主导风格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当然，李贺也广泛地学习并继承了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学《离骚》，学李白，学韩愈，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师出多门而非专师杜甫。然杜甫是对李贺诗歌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这是可以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