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比较研究》：韩愈的杜诗继承与发展

第四节　韩愈对杜诗的继承与发展

古典诗歌到盛唐，已发展到极盛时期：各种诗体已经完备，各种题材已得到了充分的描写，各种风格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杜甫是盛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他写近体、古体与歌行，都是行家里手。杜诗的韵律、结构、意境，无一不达到完美的地步。诗到杜甫以后，已经难乎为继了。如果古典诗歌继续沿着盛唐的路子走下去，是不会越出王、孟、李、杜的藩篱，而写出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只会出现更多的毫无艺术生气的优孟衣冠。如果另辟新径，不但要有极大的艺术实践的勇气，要有超越前贤、凌轹今古的魄力，而且更重要的要有实实在在的艺术创新的本领。诗歌发展史表明，诗人只有不断的艺术创新，诗歌才会有新的发展。有出息的文学家，总是要在披荆斩棘开辟新的道路中，充分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而绝不甘心步人后尘的。在诗歌革新的道路上，杜甫早已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韩愈的诗歌，则是在杜诗革新的基础上，作了许多艰苦的探索与创造，使古典诗歌走上了一条“以文为诗”的新路。

一

盛唐诗歌继续发展，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的转变，是从杜甫开始的。罗宗强先生在《唐诗小史》中，将杜甫从盛唐诗坛划出而列入转折时期，不仅切合杜诗创作的实际，而且较清晰地勾画出唐诗发展的历史轨迹。虽然历代诗论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杜诗划到盛唐时期，然细检杜集，盛唐诗人的诗中所极力表现的盛唐气象，在杜甫诗中，已大大地淡化；盛唐诗人在诗歌上追求创造兴象玲珑的意境，在杜甫诗中已大大地减少；盛唐诗人在诗中表现的那种浪漫气质，在杜诗中也几乎泯灭殆尽。如果说盛唐诗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显现着活泼美丽的姿态，那么杜诗则已有几分苍凉的气息与老成持重的表现。这是因为杜甫现存十分之九的诗歌，都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写成的。而在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年间，唐王朝已潜伏着种种令人不安的危机与矛盾。感觉锐敏的诗人，早已察觉到唐王朝出现由顶峰向下跌落的趋势。因此，他心中不再是乐观或盲目乐观，他笔下不再是热情的赞歌或悠扬的牧歌，而开始直面现实，作认真的冷静的思索，其诗歌更多的是用史笔，对社会矛盾做出真实的描写与揭露。与诗歌表现的内容相适应，在艺术上不再追求兴象玲珑的意境，而更侧重于叙述描写与议论，并与抒情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期对复杂的现实做出真实而深刻的反映。于是诗风开始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诗的赋笔的运用与散文化的表现。在杜诗中开始出现了散文句式、拗句以及词序颠倒的现象，绝句的风格也在变化。在改变盛唐诗风上，已经迈出了新的一步。寻溯宋诗发展的源头，杜诗是为滥觞。韩愈以古文运动领袖的身份，在大张旗鼓地革新散文的同时，也着意诗歌的革新，他在杜甫革新诗歌的基础上，把诗歌的革新继续向前推进，使其诗成为唐诗到宋诗过渡的桥梁。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写下了颇为重要的一页。

古代诗论家，往往将韩诗与杜诗相提并论，称为杜、韩，这是因为韩愈曾经向杜诗认真学习并将杜诗艺术的某些方面作了发展的缘故。韩愈诗歌深受杜诗的影响，许多诗话里都谈过。其中要数赵翼的《瓯北诗话》，谈得最为切要。他说：

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别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

他一针见血地挑明了韩愈向杜诗学习的诀窍。当然，奇险处只是韩愈向杜诗学习的最重要的一面，但却不能说这是概括了全部。其实韩愈对杜诗的继承与发展，至少应含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杜诗的奇险；

其二，杜诗的赋化倾向——诗的叙述描写与议论；

其三，杜诗句式的创新与创格。

这三方面，杜甫或者涉笔成趣，偶一为之；或在盛唐诗风的基础上，略有改变；或虽为创新探路，但却仅仅是起步。其主观上往往是自发的，在客观上表现了诗的表现形式自然因革的趋势。因此他的诗在略显新奇中仍觉凝重浑融，自然协和。而韩诗在这几方面不仅是有意为之，而且在大刀阔斧地开辟一条新的“以文为诗”的道路。这虽然令人佩服勇气之可嘉，然终不免过于生涩奇险，甚至某些篇章令人不忍卒读。虽然如此，韩愈毕竟是才气横溢的诗人，在他的大力提倡与实践之下，险怪诗曾经风靡一时，而他也成为诗歌史上别树一帜影响深远的大家。

二

奇险而至于怪诞，是韩愈诗的一大特点。今人称之为险怪诗派的领袖，是很有道理的。“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这是他作诗的重要信条之一。他称赞孟郊说：“及其为诗，刿目過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这也可以看做他写诗时的夫子自道。他写诗时，总要搜肠刮肚，极力夸张形容，出现种种怪异之状，令人骨悚神惊。其实，这是从杜诗那儿学来的。杜公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诗人为了追求惊人之语，难免铭心刻骨，将其描写对象，夸张形容到极致，做到令人惊心动魄的地步。形容慈恩寺塔之高，则云“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你看北斗七星就在北边的窗口，而天河星不仅在流，而且发出水流的声音。这就令人想到李贺著名的诗句：“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这两句诗，无疑是受到了杜诗的启发。又如写水涨之势：“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速”（《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状安史叛军之暴横惨烈：“川谷血横流，豺狼沸相噬”（《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写羌地猝遇战争之慌乱：“鸟惊出死树，龙怒拔老湫。”（《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杜甫诗集中这种惊险的诗句，比比皆是，不一而足。譬如：“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望岳》）；“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戏韦偃为双松图歌》）；“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木皮岭》）；“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铁堂峡》）；“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白帝城最高楼》）；“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总之，杜诗对客体的描写，往往是宁过无不及的。他不是夸张到十二三分，而是夸张到极致；不是用常人的想像力，而是以超常人的艺术家的想像，遂成此格外惊险之奇句。这些诗句，或怪奇森立，出人意外；或冥思玄构，气象耸绝。诗人通过丰富的想像，很巧妙地把读者导入一个超现实的艺术境界，再回头反思现实生活中奇绝的景象，这样看起来格外清晰，印象也更为深刻。

对杜诗的奇险处，韩愈则紧紧盯住，锲而不舍地追求。他企图通过奇险景象的描写，创造出超凡的诗的意境。所谓“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荆潭唱和诗序》），“不专一能，怪怪奇奇”（《送穷文》），“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虷”（《荐士》），虽然这些话大部分是赞扬朋友们的诗歌创作的，但确实表现了他的审美观点和对诗的艺术风格的追求。他一方面“象外逐幽好”（《荐士》），通过自己深刻的观察力，发现自然和生活中的美；同时“文字觑天巧”（《答孟郊》），通过奇巧的文字表现，充分展示自然与生活中的美，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在《调张籍》中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他在出八荒、跨汗漫的逐捕奇险怪特的事物中，使其诗歌完全以崭新的面目与雄姿出现在读者面前。这如同追逐时潮的小伙子，穿上了特制的奇装异服，显得格外精神，格外耀眼，以此引起人们的注目。他不但喜用夸张，喜欢把事物说到极致，使人震惊，而且想像之怪诞、思路之奇绝，不禁令人瞠目而结舌。如写天气之炎热则说：“自从五月困暑湿，如坐深甑遭烝炊。……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郑群赠簟》）；状寒酷则云：“啾啾窗间雀，不知已微纤；举头仰天鸣，所愿晷刻淹。不如弹射死，却得亲蚖蚔”（《苦寒》）。前者形容天热，想像之奇特已令人吃惊；后者写檐前小雀受冻不堪，却愿被弹死汤煮火炙，状天气之酷寒，翻新见奇。写遭遇风险，则云：“湖波翻日车，岭石坼天罅”（《县斋有怀》），波浪之大可以掀翻太阳神之车；岭石之硬，直使青天坼裂有隙。状诗力之豪健，则云：“鲸鹏相摩臨，两举快一啖”（《送无本师归范阳》）；为安慰孟郊失子之痛，则云：“鸱枭啄母脑，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时，坼裂肠与肝”（《孟东野失子》），他把动物生子繁衍说得如此可怕，似乎朋友丧子反倒可庆；写藤杖颜色之赤红可爱，则云：“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说这根藤杖根本不是藤条做的，而是滇水之神从赤龙颔下拔下的一根血淋淋的胡须；或是日御羲和遗下的一根火鞭。道士给他寄了点木耳，他表示感谢：“烦君自入华阳洞，直割乖龙左耳来”（《答道士寄树鸡》），想像是何等奇特。余如“今朝蹋作琼瑶迹，为有诗从凤沼来”（《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天昏地黑蛟龙移，雷惊电激雄雌随。清泉百丈化为土，鱼鳖枯死吁可悲”（《龙移》）；“男寒涩诗书，妻瘦剩腰襻”（《答孟郊》）；“浩态狂香昔未逢”（《芍药》），都是刳肠掏肾之作。他有时一反常情，居然能把蝎子这种可憎可怕的毒虫，写得可喜：“昨来得京官，照壁喜见蝎”（《送文畅师北游》）；写与挚友久别重逢时回首华年相惊老大的深情厚谊，却说：“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送侯参谋赴河中幕》），用“可鄙”、“可憎”，愈见其亲密无间。诚如欧阳修说的：“退之笔力，无施不可。……其资诙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67]

总之，韩愈曾极力向杜诗奇险处学习，并在杜诗写怪奇现象的基础上大大地拓展。从表现怪奇现象的数量之多、方面之广，以及穷形尽相的描写与形容方面，都大大地超越了杜甫。其描写手段之工巧，表现手法之奇特，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的诗歌可谓别有洞天，在诗歌领域内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韩愈不仅自己创造了一种险怪的风格，而且在他与友人孟郊的带领下，形成了以他为首的险怪诗派，这派诗人还有卢仝、马异、刘叉等，阵容较大，声势甚盛，在中国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如果说这派诗人源远流长的话，杜甫诗不过是源头上的涓涓细流，而韩愈则推波助澜，蔚为大观，成为汹涌澎湃、波浪拍天的长河了。

三

诗歌的赋化倾向，是韩愈诗的另一突出特点。他“以文为诗”，铺张扬厉地描写，恣肆纵横地议论，逞才纵笔地叙写，使本来玲珑剔透凝练和谐的诗歌几成为押韵的大赋，在联句中表现尤为突出。诗歌的散文化现象，早在杜诗中已肇其端，而为韩愈发扬光大，以致彻底改变了盛唐诗风。(www.xing528.com)

盛唐诗人，写诗善用比兴，诗歌兴象玲珑，感情率真。读其诗，如饮美酒，醇美芳香，令人陶醉于极浓郁的诗情画意之中，不能自已。然这种诗风，已被盛唐诸公发展到极致。犹如攀登高山已达顶峰，再向前走，只好走下坡路了。而有作为的诗人，在峰回路转的迷惘中，自能审时度势，认清前途，找出一条通达的康庄大道。在唐诗发展史上，杜甫就是这样有作为的诗人，他堪当继往开来的重任，以自己艰辛的创作实践，在诗歌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兴象玲珑的诗歌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杜甫则敏锐地抓住赋化这一特点，用赋化来改造兴象玲珑的诗歌，给诗歌的表现手法，注入新的因素。赋化是诗歌表现方法上一个大的转折，它大大拓宽了诗的创作道路。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杜甫一反盛唐诗人只重抒情诗的观点，开始写较多以叙事为主的诗篇，著名的如“三吏”、“三别”、《羌村三首》、《兵车行》、《丽人行》等，在叙事中又往往有生动真实的描写，譬如“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這稳称身”（《丽人行》），真实地表现了杨氏姊妹的奢华。在他的诗中，还较多地出现了相当精警的议论。譬如：“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白丝行》）；“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醉时歌》）；“少壮几时奈老何，向来哀乐何其多”（《癆陂行》），议论中含慨叹，感染着读者的情绪。余如《醉为马坠诸公携酒来看》、《缚鸡行》、《贫交行》、《今夕行》等，都含有哲理性的议论。而其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壮游》、《遣怀》等，则很典型地融叙事、抒情、描写、议论于一炉。既有脉络清晰、层次井然的叙事，又有感情沉郁的抒情，且有画龙点睛的议论，还有极为生动的生活场景的描写，种种艺术表现手法荟萃，泱泱大观，浑然一体。这不特大大地增强了诗的艺术表现力，而且增加了诗的容量。杜甫还用散文体写诗，吴齐贤云：“有以文体作诗者，如剑南纪行《龙门阁》、《水会渡》诸诗，湖南纪行《空灵峡》诸诗，用游记体。如《赠王评事》‘我之曾老姑’一首，用传体。如《八哀诗》八首，用铭碑墓志体。如《北征》、《壮游》诸诗，用记体。”^[68]诗歌与散文的写法，本来是分道扬镳的，然作为文学创作，却是互相影响渗透的，故二者都不免有对方的因子存在。杜甫则有意识地在诗中吸取散文的某些表现手法，如叙事、描写、议论等，或以文体作诗，力图在诗歌艺术表现上，创出新的路子，这给韩愈的诗歌创作以极大的启示，是韩愈“以文为诗”的先河。

韩愈沿着杜甫开创的诗的赋化道路向前迈进，他善于以古文章法为诗，把古文谋篇、布局、结构的方法，以及起承转合的气脉，贯彻到诗歌创作里。这与其说是对诗歌特点的大张旗鼓的破坏，毋宁说是想对诗歌创作作一些改革和推进，从而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就是“一篇古文章法。前叙，中间以正意、苦语、重语作宾，避实法也。收应起，笔力转换”^[69]。此诗用韵变化多端，声情配合极好，有一唱三叹之妙，是韩愈“以文为诗”成功的范例。《山石》、《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石鼓歌》、《雉带箭》等，都用了散文的结构、章法与句式，写得明白晓畅而又极有气势，也颇有诗意。《南山》诗对终南山作了铺张扬厉的描写，一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状山之形态可谓穷形尽相；《谢自然诗》中，竟有长达三十六句的议论；《忽忽》、《嗟哉董生行》等，用散文的句式写诗，特别是后者，散文化尤为突出。对此，历代诗论家有种种议论。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70]潘德舆说：“韩昌黎、苏眉山皆以文为诗，故诗笔健崛骏爽，而终非本色。”^[71]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72]他们站在盛唐诗的立场上，对韩愈诗的有意革新，作了指斥与非难。叶燮则谓：“愈尝自谓‘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使天下之人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73]对韩诗革新的文化背景，作了初步的探求。有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给予极高的评价。彭邦畴云：“即太白之奇境别开，少陵之中峰独峙，然皆有门户之可倚，睧径之可寻。惟韩诗如高山乔岳，无不包孕；洪波巨浸，莫可端倪。局声调者病其艰涩，蹈空虚者厌其精详，故学诗难，读韩诗亦不易。”^[74]范献之曰：“韩愈七古，气势盘空生硬，浑灏流转，貌似杜工部，而典丽矞皇，有清庙明堂气象，当时诗人已奉之如泰山北斗。”^[75]这样吹捧，失之过当。平心而论，韩诗的赋化倾向，有得有失。其得在于能发挥散文笔法的某些特长，对抒写对象作穷形尽相痛快淋漓的描写，“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76]，使当时诗风为之一变，开出宋诗一派。诚如叶燮所云：“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77]其失在于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诗的含蓄、精警、凝练的特点，使其意与语尽，文散意浮，诗的韵味也大大地减弱。诚如钟嵘所云：“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78]

四

诗格创新与句法创新，是韩愈诗的又一特色。这些创新，在杜诗中早肇其端而为韩愈发扬并光大之。

所谓句法革新，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颠倒词的排列次序，二是句式结构有所变化，即改变句子停顿的位置。前者如杜诗《秋兴八首》之八：“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按其诗意词序应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其词序颠倒是为了突出香稻与碧梧。又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词序应为：“风折笋垂绿，雨肥梅绽红。”其词序颠倒是为了强调风雨中笋绿梅红，给人以突出的印象。余如“翠乾危栈竹，红腻小湖莲”（《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云”（《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无名江上草，随意岭头云”（《南楚》）等，都颠倒了词的顺序，从而使作者着意表现的事物得到了强调，并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关于句式结构的变化，吴齐贤在《论杜》中有较详的论述。他说：

文章句法参差，随意易于见工。诗则束于五字七字中，而各有段落转折，工巧之极，遂成自然，而非纂组雕绘之谓也。亦举一二以概其余。五字句，有五字一句者：“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有上一字下四字者：“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有上二字下三字者：“晚看洗马，森木乱鸣蝉。”有上三字下二字者：“夜郎溪日暖，白帝峡风寒。”有上四字下一字者：“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七字句，有七字一句者：“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有上一字下六字者：“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有上二字下五字者：“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雨在挥毫。”有上三下四者：“渔人网集寒潭下，估客舟随反照来。”有上四字下三字者：“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有上五字下二字者：“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79]

五言诗常见的句式是上二字下三字，七言诗常见的句式是上四字下三字，这是句式的正格，其余则为变格。上引吴齐贤《论杜》的举例，杜诗句式变格之繁多，的为罕见。他努力打破句式的定格，这些大大地增强了诗的艺术表现活力。

杜甫还以虚字入诗，在他的诗中还出现了较多散文化的句式。譬如：“重为告曰：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桃竹杖引赠章留后》）；“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同元使君舂陵行》）；“杖藜叹世者谁子”（《白帝城最高楼》）；“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据心”（《峡口两首》）；“古人称逝矣，吾道卜终焉”（《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梓中豪俊大者谁”（《相从行赠严二别驾》），都是典型的散文句式。这些散文句式的出现，促进了诗的散文化。

另外，杜甫在有些诗中有意重复，借以渲染氛围，遂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譬如：“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石龛》）；“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杜鹃》）。前者一再重复“我”字，极力突现我的危险处境；后者重复地描写，诗人拙中示巧。这种有意识的重复，使诗的格调发生了变化。

杜甫在诗的句法创新方面，贡献是很突出的。其形式之新颖、花样之繁多，都是空前的。这对有志于诗的革新、主张务去陈言、善于戛戛独创的韩愈，又是一大启示。他紧步杜公的后尘，在诗的句法方面，向杜甫学习，努力打破诗句的定式。譬如《春雪》：“入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其词序应为：“鸾窥沼入镜，马度桥行天。”意谓鸾窥沼则如入镜，马度桥则如行天！这两句状景奇确，巧于装点，的是名句。五言诗有上一字下四字者，如：“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路傍堠》），赵翼赞扬说：“此创句之佳者”^[80]。又如“时天晦大雪”（《南山》），“事不待说委”（《泷吏》），均是。有上三字下二字句式：“官随名共美，花与思俱新”（《和席八十二韵》）。七言诗有上三字下四字的：“虽欲悔舌不可扪”（《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子去矣时若发机”（《送区弘南归》）。还有一三三句式：“命黑魑侦焚其元”（《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或采于薄渔于矶”（《送区弘南归》）。韩愈诗中还有许多散文句式，如：“乃一龙一猪”（《符读书城南》）；“顾未知之耳”（《嘲鲁连》）；“无曰既蹙矣”（《古风》）；“溺厥邑囚之昆仑”（《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可见他在打破古典诗句的定式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如果韩愈仅仅在句式上耍点花样，那也未跳出杜诗的藩篱，充其量也不过是杜甫第二，就不成其为韩愈了。才气恢宏的韩愈，要斗险出奇，大量的虚词入诗，大量的散文句式，押险韵，以虚字入韵，无怪不生，无奇不有，气势恢张，语句杈錪。如《城南联句》、《赠崔立之评事》、《赠张籍》等，都是斗险出奇之作。诚如赵翼所云：“至昌黎又斩新开辟，务为前人所未有。如《南山》诗内铺列春夏秋冬四时之景；《月蚀诗》铺列东西南北四方之神；《谴疟鬼》诗内历数医师灸师诅师符师是也。又如《南山》诗连用数十‘或’字；《双鸟诗》连用‘不停两鸟鸣’四句；《杂诗》四首内一首连用五‘鸣’字；《赠别元十八》诗连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答张彻》五律一首，自起至结，句句对偶，又全用拗体，转觉生峭，此则创体之最佳者。”^[81]他在诗的创格创体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他的创格创体以及以才学为诗，对宋诗有极深的影响。

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杜甫诗中的赋化现象与某些怪奇的表现以及句式的创新，在扭转与改变盛唐诗风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尽管步子很小，步履蹒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还处于自发阶段，这却给有志于诗歌革新的韩愈以极大的启示，并开宋诗的先河。宋之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著名诗人，都是远绍杜甫而近承韩愈的。而他在句式的创新方面，对宋诗尤其是江西诗派，影响是超过韩愈的。与杜甫并称在创作成就上和他旗鼓相当的李白，在诗歌史上的影响远不及杜甫那样深远，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然杜诗是宋诗的源头，这不能说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点往往为唐诗研究者所忽略。韩愈是中唐大力改变诗风的一位伟大诗人，他学习并继承了杜诗中赋化现象与怪奇的表现，又从而光大之，扩张之，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终于闯出了“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的新路子。在唐诗转向宋诗中，起了极关键的作用，使中国古典诗歌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唐诗宋诗，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宋以后之诗歌创作，或崇唐，或尊宋，均未超越唐宋诗的藩篱。可见宋诗衣蔽之广、影响之大，而杜、韩对宋诗形成上影响深远，其功绩难以抹杀。虽然作为诗歌革新的某些试验品，韩愈的一些诗，如《南山》、《嗟哉董生行》、《谢自然诗》、《龊龊》等，我是不敢恭维的，读者也是不大喜欢的。因为他在破坏旧的诗歌体制中，尚未建立起成功的令人仰止的新的诗歌体，因此难免出现一些失败之作，但其开创之功不可泯灭，他大刀阔斧的革新精神与勇气，是很值得我们钦佩的。而像《山石》、《石鼓歌》、《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雉带箭》、《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这些明白晓畅、痛快淋漓的诗歌，也无疑对宋诗起了某种示范作用，其影响确实是十分深远的。

其次，韩诗之奇崛与“以文为诗”是别开生面的，以他为首的险怪诗派，曾以摧枯拉朽之势纠正了大历平弱诗风，在百花争艳的中唐诗坛，别树一帜，格外耀眼。晚唐著名的诗论家司空图是盛唐诗风的拥护者与崇拜者，他主张写诗要有诗味，推崇“不著一字，尽得风流”^[82]的诗歌意境，然对与盛唐诗风背道而驰的韩诗却不胜钦佩。他说：“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如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83]这固然表现了司空图理论家的风度，能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不以个人审美情趣的好恶作准绳，然也说明了韩愈气魄之大，影响之深远。杜甫诗的诗意是十分浓郁的，其诗中出现的怪奇现象与赋化现象，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客观事物，表现诗人对客观事物的浓烈感情。换句话说，他是为了写好诗而出现了某些怪奇现象，而非有意识地追求怪奇以炫人耳目；他诗中虽然有较严重的赋化现象出现，然其语言、节奏、韵律仍然是诗的，他写诗的基调是遵循诗的规律而不是散文的，故说到底仍是诗人之诗。韩愈诗中的怪奇现象，大部分是有意识的追求，有意识的创造，有意识的标新立异，并以散文的句式、章法、结构写诗，以此闯出一条非诗之诗的路子，也就是“以文为诗”了。如果以哲学上的量变质变为喻，在改变盛唐诗风上，杜甫诗只是在发生着量变作用，而韩愈的某些诗篇，已起了质的飞跃了。因此，韩愈诗的创作成就，虽然远逊杜甫，但在扭转与改变诗风上的作用，却是远远超过了杜甫的。宋人器重韩诗，并以杜、韩并提，其奥秘或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