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职业意识研究：以新闻为业

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来看，本书关注的是中国新闻记者在转型社会的时代意义，之所以选择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是因为他们所讨论和关注的议题就其公共性质而言，远远高过其他新闻类型，能够彰显出本书所要探索的主题。因此，本书对过去15年间曾经和正在从事调查性报道的中国记者的职业意识进行了初步的探究。此处的职业意识指的是一套信念系统，包含记者对于媒介功能、职业角色及自我身份的认知与理解三个层面。相应地，本书主要聚焦于三个问题：第一，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如何理解媒介功能；第二，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在新闻生产实践中如何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第三，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如何理解自我。

首先，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介逐渐具备了一种混杂异质的社会意涵：有时它必须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说服、教化、动员及凝聚共识的功能；有时它又必须声称自己是市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代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舆论；有时它又必须依循经济逻辑，彻底地根据商业资本的逻辑而自我增值。在此过程中，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媒介功能的理解，他们普遍认同“第四等级”、“看门狗”、“公共领域”等一系列彰显媒介正向功能的理论，通过自己的新闻生产实践，履行公共表达的职能。但是，由于既定新闻观念的影响，这种公共表达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始终在国家的新闻监管之下进行。多数时候，媒体和记者不得不遵从来自权力机构的管制。但有时，媒体和记者也会通过临场发挥等手段伺机有所突破。总之，在传统的喉舌定位之外，媒体也渐渐履行了部分公共领域的职能。

其次，本书将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归结为两大类型：倡导者与中立者。中国记者习惯了倡导式的职业角色，这是由文人论政和党的喉舌双重传统决定的。因此，一部分调查记者在报道中并不掩饰情感，甚至失之平衡，为弱势群体代言。但随着新闻职业化的推进，以新闻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记者中开始流行，客观、平衡、中立等价值观念已经内化为部分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指导着他们的新闻生产实践。然而，新闻客观性尚未扎根，就受到更大的挑战。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使得公众更加快捷、直接、深刻地影响记者的新闻生产，汹涌的网络民意干扰了调查记者们的专业实践。

第三，伴随着中国新闻改革的持续推进，记者对于自身处境的主观感受也日益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中国记者往往以知识分子自居，以天下为己任，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然而，我们在赞赏市场作为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结构性因素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商业逻辑侵入媒介组织和新闻生产过程，势必会改变记者工作的性质。记者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新闻民工”，一些调查记者在政治、商业等外力的冲击下，渐渐丧失对于新闻专业的信念，进入一种以生存为主的工作状态。

行文至此，本书对于当代中国调查记者职业意识的研究就要告一段落了。然而，目前的工作只是完成了这一问题的第一层次，即考察了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是什么；问题的第二层次则应该分析究竟哪些因素塑造了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笔者仅在此初步提出几个可能的影响因素，更加深入的研究就要留待以后去做了。

个体 记者的社会背景会对他选择成为调查记者产生一些影响。曾为《南方周末》记者的陈涛（2002）从个人的社会背景出发概括了那一代《南方周末》记者的特质。很多受访者对他的这一经典表述耳熟能详，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认同。个人成长的环境确实会对其未来的职业选择产生影响，一些受访者表示，自己从小就有强烈的正义感，或者曾经看到不公之事，加深了他们对记者职业的认同。3号目睹过一些社会上的不公正，认为应该使自己强大起来帮助别人。在他看来，记者就是这样一个职业，因此他不惜辞掉在国企的工作去当记者。7号的家境比较贫寒，在大学期间忙于为自己打工赚学费，其间遭到别人的欺骗导致生意失败。他愤懑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被一家杂志公开发表，让他觉得新闻是有力量的。15号成为记者是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在他父亲眼中，在中国社会，从事律师和记者职业可以不受人欺负。22号虽然是一位女记者，但她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读书时受到电视上战地记者的影响，于是立下做记者的志愿。如果是出于个人兴趣选择做记者，会更看重职业的成就感，往往也更能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可能会使记者的职业生涯坚持得更久一些。16号受访者是一位年过四旬的女记者，在与她的访谈过程中，笔者能感觉出她对新闻保持着一种非常纯净的感觉。她自己也表示至今对新闻仍抱有很强烈的热情，在一个合适的平台上她也决心继续坚持下去。15号受访者对一些记者的放弃感到不满，他认为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即使所做的新闻报道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这不能成为放弃的理由，而更应坚守下去，期待一步步的改变。(www.xing528.com)

组织 也有一些受访者认为，不要过于强调个人的背景对从事记者职业的影响，有时候可能只是偶然的职业选择，或者是这个行业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或者是可以提供写作的乐趣等。5号在大学毕业准备找工作前从未想过去媒体工作，但是一位媒体朋友看了他的简历觉得他很适合从事媒体工作，他于是开始去报社实习，并最终进入南方报业集团。19号毕业于中文系，媒体也是他们的常规职业选择之一。在中国的新闻体制下，记者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媒介组织才能展开新闻实践，这也决定了调查记者必须以媒体为中心才能扮演自己的角色。此时，进入什么样的媒介组织就会极大地决定他将会成为怎样的记者。已有研究表明，媒体的组织文化是影响记者职业意识的突出因素之一（张志安、阴良，2009）。

在从事调查性报道的媒体中，《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是两个带有标杆性意义的媒体。调查性报道一直是《中国青年报》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品种之一。该报虽是隶属于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但又与其他机关报有着显著的不同，从80年代以来就在业界享有盛誉，是当时一个敢说真话的代表，也是一张有着浓厚报人文化的报纸。卢跃刚（1999：4）将《中国青年报》的传统概括为两点：“理想主义加业务民主空气。”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青年报》狂飙突进领中国新闻界之风骚”，《中国青年报》的许多报道给中国新闻界带来强烈的冲击，如张建伟的深度报道、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报道等，“《中国青年报》充满了机会，是培养名编辑名记者的摇篮，成了公认的事实”（卢跃刚，1999：7）。李大同、卢跃刚、张建伟、叶研等人都是8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知名记者和编辑。90年代，《中国青年报》又相继涌现出刘畅、刘万永等知名记者。17号受访者在大学期间就曾在《中国青年报》的湖南记者站实习，硕士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在接受笔者访谈前不久，新华社的一家分社邀请他加盟，但出于对报社传统的尊重和认可，他谢绝了新华社的邀请。

《南方周末》的调查性报道主要是从1998年开始的。1995年，报社组建了记者部，一批“流浪记者”进入《南方周末》，从此奠定了报纸的一个黄金时代。早年间，《南方周末》招聘的都是各地第一流的记者。如张平曾经是《成都商报》的部门主任；江华以对“张金柱案件”的报道也已声名鹊起。9号受访者目前也是全国知名调查记者，但他在几年前却被《南方周末》拒绝，理由是尚未达到《南方周末》的水平。招募熟手是早年《南方周末》记者的主要来源，但也没有关闭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大门，1997、1998、1999三年间，每年有一位应届生进入《南方周末》工作，两位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是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之前均有在《南方周末》实习的经历。2000年以后，应届生的比例大大提高，许多在《南方周末》实习过的应届大学生有机会成为《南方周末》的记者。30号受访者在读研究生期间，两度赴《南方周末》实习，最终留在《南方周末》工作。不管是熟手还是新人，在经过《南方周末》的组织文化洗礼后，都认可了该报的价值观。组织因素会影响个人职业生涯的转变，同时个人的职业生涯转变也会影响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群人的聚集反过来也塑造了《南方周末》在90年代中后期的组织文化。原《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2006）就提到这样一个例子，他在听闻该报因为某篇“不合时宜”的报道而被撤换主编一事后，致电一位编辑坦言自己担心报纸的思路会因此夭折，没想到这位编辑安慰他说：这份报纸没那么容易被改变，倒是那位省委宣传部派来的总编，最后会被我们改变。而事实多少印证了这位编辑的判断。

社会 中国自1978年后持续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这是90年代以后入行的记者面临的共同背景。笔者访谈的31位调查记者基本处于60后、70后和80后三个时间段出生的人。在他们成长的人生经历中，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社会转型就一直是他们所处的大环境。陈涛的描述表明，对很多出生于农村或者城镇贫困家庭的记者而言，走进新闻界的最初理想就是获得一个“扒粪”的机会。这些伴随着城乡二元结构成长起来的、对农村生活有过苦难体验的记者，更容易成为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扒粪者”（章敬平，2009）。但是在90年代和新世纪以后，在具体的一些行业环境、媒介发展、舆论空间等方面却各自有所不同。一些入行较早的受访者就无比怀念90年代的氛围，那时还能够做一些突破性的稿件出来，而现在的环境让不少记者感到颇为沮丧。

在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中，个人意志、组织因素、社会环境的诱因与限制贯穿这群人的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其中虽然组织和环境因素有所改变，但个人意志较为固定，变化不大。同时，尽管个人主观意志可以决定自己要走的路，但是组织和环境提供的机会与限制，有时候更胜于个人主观意愿。例如政治和资本对新闻的压制，即使调查记者在专业上如何不断精进，却也无法改变整体大环境的趋势，结果就是不断在各个媒体间来来去去，工作满意度与成就感逐渐下降，甚至愤而离开新闻行业。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虽然受到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影响，但是个人生命、组织和社会这三大因素并非截然可以划分，而是往往纠结在一起，在记者的生命历程中展现错综复杂的影响力量。相对而言，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在其职业生涯中，由于受到个人、组织和社会等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刺激和影响，他们对于记者的角色、媒介的功能等问题有较为清晰的概念。他们在媒介组织内主动累积专业知识，同时身处媒介的独特组织文化，无形中强化或改变对记者角色的原有认知。除了个人努力及组织塑造之外，外部社会环境给予的引导或刺激也非常重要，因此记者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态度，也影响了他如何看待记者的价值和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