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特征及其研究成果

论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特征

高　辉

邓小平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杰出的国际战略思想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面对复杂多变、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世界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的新情况相结合，以极其敏锐的战略洞察力和大智慧，提出了有关国际战略及中国对外战略的新理论、新思维，并为中国抓住国际机遇，加快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对策。本文拟在广泛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特征作一简要归纳。

一、确立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充分展示了实事求是原则的思想力量。可以说，坚持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最突出特征。

首先，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坚持按实事求是原则正确判断国际时局，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指导性结论。

认识时代主题，是分析、判断国际战略形势的起点和核心。对时代主题的不同判断，会对一国判断国际环境的优劣及对内对外战略选择产生根本性影响。建国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领导人都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观，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疑是正确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观指导下，当时我国对国际战略环境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并为此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等战略口号，大搞三线建设，国家长期难以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现代化进程大受影响。

邓小平同志依据实事求是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对国际战略形势进行重新评判。1977年12月，他在军委会议上提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1982年，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提出“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的观点，并明确表示中国希望“至少20年不打仗”，甚至进而提出要争取“50年至70年的和平时间”。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于1984年前后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思想。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与缅甸总统吴山友谈话时正式提出了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是国际上两大“非常突出”的问题，“具有全球性、战略性”。1985年3月，邓小平更明确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时代观的转换，带来了中国国际战略观与对外政策的根本性变化与调整。此后，中国内政外交不再受“战争不可避免”论牵制，军事上，一次裁军100万，确立了质量建军原则，减少了国防开支。外交上，改变了联美抗苏战略，实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外交，既联美，也谋求与苏联改善关系。这样，中国就从“备战”重压中解放出来，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实事求是原则还体现在正确估计中国的实力与世界地位，既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乐观。

对中国的实力作正确评估，是制订正确的对外战略与目标的基本前提。“四人帮”时期，一味唱“空城计”，报纸、电台天天讲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又有原子弹，如何如何强大等，造成部分国人不愿正视国家还很落后的虚荣心。邓小平同志针对这种情况，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

邓小平对中国实力的实事求是评估又是有条件的，有很大的灵活性，这就是在顺利时，看到自己的弱点；但在困难时，则看到自己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当有人提中美苏“大三角”时，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的力量是很单薄的”。但在1990年，当美国与西方对华制裁，“黑云压城”时，邓小平又坚定地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二、服务于“三步走”发展战略

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利益，这是一国对外战略追求的根本目标。但对于“文革”时代的中国，时兴的是“国际主义”、“支援世界革命”等抽象概念，国家利益被认为是一个狭隘概念，很少有人提及。在这种理念支配下，中国对外战略重意识形态，轻国家利益。虽然当时中国仍很贫困落后，却以意识形态划线，节衣缩食，对外提供大量装备、物资援助。邓小平复出后，在重新制订对外战略原则时，首先需要拨乱反正，确立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对外战略的出发点。1989年10月，在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会谈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还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简言之，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是邓小平对外战略的另一个基本特征。(www.xing528.com)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哪些内容？单提对外战略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仍然是一句抽象的话，还必须明确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在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中，维护国家主权是第一位的。他多次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中英举行香港问题的谈判时，邓小平坚决维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明确告诉英国谈判代表：中国对香港的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没有回旋余地”。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为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创造条件。他具体提出，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第一步，是要用20年时间实现“翻两番”的发展目标；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为此，他要求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为这一宏伟目标服务，特别是要为中国的发展争取最少“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期。为此，邓小平坚持维护世界和平，设法稳定中美关系，同时又抓住机会积极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他甚至表示，为了改善中苏关系，他可以“破例”在苏联任何地点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见面。他提出香港搞“一国两制”“50年不变”以及统一台湾“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中国在21世纪“前50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等思想，也是出于创造和平环境，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实现民族振兴的战略考虑。

三、大格局、大思维、大战略、大智慧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处处充满了大格局、大思维、大战略、大智慧。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大格局、大思维、大战略、大智慧有很多具体表现。首先，成功地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主张。他特别提出中国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50年不变，说话算数，并强调50年后中国变强大了，更不会“小里小气”。他还主张“新问题用新办法来解决”。在台湾问题上，他提出了尽可能宽厚的统一条件，只除开“外国插手”一条，并表示欢迎台湾派人来大陆谈判，“保证安全、秘密”，不搞小动作。其次，以大思维处理与周边大国印、日、苏的关系。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说：中印之间“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不难解决”，并具体提出了“一揽子解决”办法，“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他特别强调要“看得远些”，“第一步放到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世纪、23世纪”。对中日钓鱼岛争端及南沙问题，他具体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对中苏关系，他在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提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八字方针。邓小平的大思维对推动中印、中日、中苏关系的改善起了积极作用。

在应对1989年“6·4风波”后的局势时，邓小平对外战略更体现了大智大勇的大思维。针对当时美国和西方的对华制裁，他提出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以及“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十二字方针。对中国战胜制裁，渡过困难时期起了指南作用。

邓小平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处处闪光的大格局、大思维、大战略、大智慧源于何处？首先源于大国领袖的气质。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有几千年文明传统。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中国是“泱泱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其次，源于战略自信和对国际战略形势清醒的估计。在谈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时，他强调香港的资本主义“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在谈到美国和西方对华制裁时，他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块头大，人口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志气。中国也不怕打仗。此外，也与他个人经历有关。三起三落，又经过战争年代，养成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英雄气质。

四、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是任何高超战略的基本属性。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也充分展示了这一特点。

什么是原则，在每一具体战略活动中，邓小平都有明确规定，都心中有数。如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发展不动摇，这是根本原则，其它一切都要服从这一总的原则。在香港问题上，邓小平坚持主权问题不能谈判，这是原则。在台湾问题上，必须统一，坚持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这也是原则。而在中美关系中，不允许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也是原则。

坚持原则不等于没有灵活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灵魂之一。保持灵活性，正是为了更有效地贯彻原则。在香港问题上提出“一国两制”50年不变，在台湾问题上提出“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以及在与周边邻国的领土分歧等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都是战略灵活性的具体表现。这种战略灵活性，在不牺牲战略原则和根本国家利益的条件下，有效促进了各种战略目标的实现，给中国争取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战略环境，使中国能够渡过各种困难，一步步实现“三步走”的长期发展战略。

(作者系军事经济学院马列理论教研室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