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象征主义诗人布伦南

克里斯托弗·布伦南出生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酿酒商家庭，原本立志成为一个牧师，后来终因丧失信仰而放弃了初衷，改在悉尼大学攻读文科，并获哲学硕士学位。1892年他得到一笔奖学金去德国留学，一面在柏林大学听课，一面孜孜不倦地阅读他所喜爱的法国文学作品。他第一次接触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对马拉梅的杰作赞赏备至。在柏林的几年里，他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安娜，当时写成的许多爱情诗就是献给安娜的。两年后，布伦南返回澳大利亚，正逢经济萧条袭击澳洲，他不得不去悉尼大学图书馆编撰索引聊以为生。1897年他与来澳大利亚的安娜结婚。1909年在悉尼大学担任教职，讲授现代语言，1920年被授予德文和比较文学教授职位。但他与妻子之间感情上的裂痕日益加深，至1925年，安娜终于向法院提出申诉与他离了婚。同年，悉尼大学因此开除了他的教职，使他在经济上立即堕入困顿。他不得不变卖心爱的藏书和靠私人辅导学生糊口，直至1932年病故。布伦南学识渊博，文学修养深湛，人们认为他可以当上至少五门学科（哲学、古典文学、法文、德文、英文）的教授而毫无愧色。他生前除了坎坷的经历引人注目外，作品并未在澳洲文坛产生多大影响。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他的诗歌引起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家的关注，他的声名日盛，直至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当年开除了他教职的悉尼大学，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大楼。

布伦南虽是劳森、佩特森等民谣体诗人的同时代人，但他的诗歌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继承了19世纪英国和欧洲诗歌的传统，与具有澳洲特色的民谣体诗歌迥异，丝毫没有烙上澳大利亚本地印记。这一方面由于他被关闭在高等学府的象牙塔里，在政治上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几乎绝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所受的教育（特别是在德国的两年），使他转向欧洲文学传统吸取养料，把异国的文学家（而不是本土作家）当作了自己的楷模。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众多欧洲作家，诸如英国的丁尼生和济慈、法国的波德莱尔和马拉梅、德国的诺瓦利斯等，都曾施予他影响，其中以他极力推崇的马拉梅的影响为最大。他赞同马拉梅所主张的在诗中追求“绝对境界”的观点，认为“我们不是用诗来表达完美，而是表达我们缺少完美，期求完美”。因此他的诗总是暗示一种理想，一种生活中不可企及的完美。他运用象征手法来表达这种完美，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唯一的一位象征主义诗人。

布伦南的代表作是《诗集：1913》（Poems 1913，1914）。收在集子中的诗，原先都散见于1894—1913年间的报章杂志上。后来布伦南仿效波德莱尔的做法，“放弃分散的题材，把所有的诗汇集成一部统一的、有着内在结构的书”^[3]，这部书就是《诗集：1913》。作者把对伊甸园（象征完美）的追求作为贯串全书的主线，使这些零散的诗篇融合成为一部寓有统一主题的长诗，同时辅以巧妙的编排方式，使其在形式上也显得浑然一体。作者把全部诗篇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冠以标题，表示其相对独立性。但每部分用两种不同字体印刷，正文部分用普通印刷体，起着衔接和过渡作用的引言与插曲则采用粗体字印刷体，以突出诗歌各部分之间的连贯性。经过这番精心布局以后，《诗集：1913》便成了一个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提起一根线来便会牵动整个面纱”的和谐统一的整体。

组成全诗的五部分是：一、“向着源泉”；二、“暗夜中的森林”；三、“流浪者”；四、“波克弥”；五、“尾声”。

“向着源泉”主要写人对完美的追求，也即对理想中的伊甸园的向往。这一思想是由作者个人的恋爱经历所触发，通过爱情诗的形式来表达的。这一部分的诗写于1894年作者告别德国恋人安娜到1897年安娜到达澳大利亚之前的三年间。诗歌抒发了缠绵的离情别绪和失望之感，表达了抒情的主人公求索伊甸而毫无结果时的苦恼。

“暗夜中的森林”描述主人公在失去了伊甸的欢乐之后，与自己“第一个新娘”的斗争。这个新娘就是“暗夜”，在诗中以拟人化的形式出现，名叫“力利斯”。“力利斯”是集许多相反的特点于一身的多面体。她既是庇护者，又是充满仇恨的恶魔，既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又是执着的恋人。她始终要把亚当从夏娃的怀抱中夺回，并阻碍他进入伊甸园。尽管主人公认识到只有通过不断的认识和觉悟，才能击败“力利斯”，打开通往伊甸的道路，但遗憾的是，“力利斯”最后还是击败了众神，继续引诱着亚当离开夏娃，使其无法进入伊甸。而人间则依旧大夜弥天，处于一片沉寂的空漠之中。

第三部分“流浪者”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诗中的“我”是个“流浪者”，一个未被征服的“亚当”，他继续着求索的行程：

我是一个多年的流浪汉，
不知可曾戴过王冠，
或是建立过王权，
但我明白我是世途上的流浪汉，
对我来说，晴天雨天都一样，
或者留住，或者匆匆把路赶，
因为我知道路途没有尽头，
我没有家，也没有任何目标。

尽管流浪者明白，他对伊甸的寻觅仍然会毫无结果，但他决心继续努力追求，不半途而废。(www.xing528.com)

第四和第五部分“波克弥”和“尾声”描写了路途上的继续求索，并回顾了整个历程，表达了失望、痛苦与自怜之情。

布伦南曾经说过：“《诗集：1913》没有两个主题，也没有三个或四个，它只有一个主题——对伊甸园的寻觅。”“伊甸园”就是诗人所说的现实生活中所期求而缺少的完美，因此，对伊甸园的追求就是对人类理想境界的追求。诗歌以寻觅开始，以寻觅告终的构思表明，人对完美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真正的完美是不可企及的。但人决不能因此放弃自己的努力，因为这种求索本身赋予生活以某种意义。

诗歌还寓有现实的意义，表现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个人的层次和社会的层次。布伦南在《从布莱克到阿诺德英国诗选（1783—1853）》的序言中写道：“诗歌受到雪莱所说的‘生活中的生活’的启发，既然我们并未享受过这样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在艺术中创造它，于是诗歌成了我们‘生活的补充’。”对布伦南个人来说，《诗集：1913》所作的是两个方面的“补充”，一是他早年失去了宗教信仰，对伊甸园的追求是用来填补失去信仰以后所留下的虚空；二是他与妻子的关系由不和发展到破裂，以致给他的一生蒙上了阴影，所以对伊甸园的追求也是对真正的意中人及和谐的家庭关系的追求。这一点也充分表现在作者对“向着源泉”这一章的改动上。当1897年诗歌初次发表时，布伦南与安娜处在热恋而尚未结婚的阶段，因此“向着源泉”以一种期待的热情作结束。但这一部分在1914年再版时，由于夫妇之间的婚姻危机加剧，作者添加了不少表现出不安和分裂的痕迹的诗句，并把继续求索作为这一部分的结束。这就进一步证实“个人的经历是布伦南作品的重要核心”^[4]。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到了诗集所出版的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平庸腐朽的现代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纷纷探求出路，因此布伦南在诗中所发出的“谁能归还给我早就失去的天真……？”的呼喊，以及对伊甸园的执着的追求，也是带有时代的和社会的色彩的。

《诗集：1913》最显著的特色是象征手法的频繁运用。布伦南曾经说过“象征就是诗歌”。贯串他诗歌始终的象征物有伊甸、黑夜、力利斯、流浪者等，而零星的象征物则几乎处处可见，黑夜与星空、钥匙和大门、荒漠与森林、风和海、宝石与玫瑰等。布伦南的象征手法有两个特点，一是他所使用的象征物本身往往是精神的东西，是一个经过归纳的概念，而不是取自现实世界的实物，如“伊甸”本身就是一个精神王国，而并不是指亚当与夏娃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诗中这个已经被抽象化了的精神王国，又用来象征人所要追求的最高尚的境界。同样，诗中反复出现的“玫瑰”也是一个代表着美和完善的抽象的概念，而不是现实中的玫瑰花。另一个特点是，他的象征物是不固定的，有时他甚至运用含义相反的象征物来象征同一个东西。如他先是用光、白天、拂晓来象征伊甸，而用黑暗、黄昏、夜来象征人的堕落，但后来又用白天来象征人的堕落、人的卑微琐屑的活动，而用笼罩着一种神秘气氛的夜来象征带着面纱的伊甸。这种独特的象征手法固然使他的诗显得更为丰富，但也造成了诗意的模糊与含混，给读者在理解上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布伦南在诗歌的句法上也刻意求工，几乎每字每句都经过雕琢，并撷取诸家的特点。他采用了弥尔顿所擅长的倒装与同位，并结合马拉梅惯用的艰涩的分隔式句型，同时还吸取了詹姆斯的长句。其结果是，他的诗长句难句很多，有时一首诗仅由一句话构成，由“因为”、“所以”等连词连接起来，读者往往感到虽反复细看仍找不到句子的主要成分的苦恼。

布伦南的诗歌朦胧、晦涩，很不好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的独特象征手法和奇特的句法所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外，还因为他反对维多利亚时代为了表达的清晰而牺牲内容的丰富性的做法；他认为诗歌是靠情绪和直感而不是靠理智和逻辑来理解的；此外，他的不少诗歌与他个人生活中的某一细节或与他某一方面的阅读内容有关，不了解内中的联系是无从理解他的诗歌的。

布伦南还写过一些政治诗，如《轮胎的负荷》（“The Burden of Tyre”）和《灭亡之歌》（“A Chant of Death”）。前者反对澳大利亚参加英国镇压波尔人的战争，认为英国剥削、压迫的不仅是殖民地人民，而且还有本国人民，他希望受压迫的波尔人在战争中获胜。在后一首诗中他却错误地支持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谴责那些反对它的人。

奠定布伦南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是他的力作《诗集：1913》，遗憾的是诗集出版于战争阴云笼罩世界的1914年，人们无暇顾及他的作品，加之澳大利亚还没有出现能掌握其作品全部意义的批评家和读者，因此这部诗集久久未曾引起批评界的注意，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对待。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批评家们像发现国宝一样发现了布伦南，对他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深刻理解欧洲文化，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根本问题。布伦南声名鹊起，被称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对世界文学作出贡献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