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吴耀宗卷：唯爱与革命的哲学思考

唯爱与革命⁽¹¹⁾

在一切充满着矛盾，似乎再没有路可走的今日，我们不能不想到比较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现在社会制度的全盘改造。因此，我们在今日谈到唯爱主义，就不能不谈到革命。其实唯爱与革命是不能分开的。

唯爱主义是一种积极的主义，不妥协的主义，我们在前几期的《唯爱》早已说过。惟其爱，所以对于一切压迫人的制度，剥削人的阶级，都要反对，都要消灭。如果以唯爱相号召，而对于现在不合理的社会，只是袖手旁观，姑息容忍，那只是伪善，只是助桀为虐，何有于唯爱！

从哲学的立场上来说，唯爱与其说是主观的、唯心的，毋宁说是客观的、唯物的。唯爱只是从人类社会的生活里所发见的人的生活的原则。这个原则的特点，就是利他与互助：没有利他与互助，人就不能有社会，就是有了，也不能在里面美满地生活着。唯爱不是完全主张性“善”的：唯爱是充分地承认人的“恶”性。人类一方面需要利他与互助，同时因为有“物”的需求，也有必然的自利与纷争。既有自利与纷争，就不能不设法裁制，使一个为公共利益而生存的社会得以实现。所谓革命，就是建设这样一个社会所必需的手段。

革命的对象是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凡是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以有效的手段，与享特殊利益的阶级斗争，去建设一个平等的共劳共享的社会，都是革命。但是革命的目的，虽然只有一个，而革命的方法则未必相同。唯爱的革命是主张非武力的，其他的革命，如共产主义的革命，是主张用武力的；其目的虽同，而其手段则异。

革命是不能避免的。凡是享着特殊利益的阶级，都要维持它的特殊利益，和产生这个特殊利益的社会制度。这样的阶级，时常用种种的方法，为它的特殊利益作辩护；它还要把持着社会里面为公共谋利益的许多工具，如政府，军队，教育，宣传的机关，去维持和增进它自己的利益。不管它是明明地这样做，还是不知不觉地这样做，这个局势的结果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人出来消灭这个阶级，推翻这个制度，它便要继续的生存下去。教育的方法，改良的方法，当然不是没有用处的，但是它的成功，恐怕是遥遥无期，因为阶级意识不是个人意识那样容易改变的。改变阶级的意识必须用若干的“强制”（coercion）。假如辩证法是对的话，从事实的方面来说，到了一个相当的时期，一个不合理的制度，自然会产生推倒这个制度的人；但从人的方面来说，我们却不能袖手旁观，以为这样的变革，可以离开人的努力，自动地机械地来到。因此，革命便是我们当然的任务了。

为什么唯爱要主张非武力的革命呢？唯爱所以主张非武力，不是根据一个纯情感的理由。武力固然是残忍的，但如果武力是必需的代价，如果只有武力能产生我们所希望的效果，我们便只好采取武力的方法。但从唯爱的观点来看，事实上未必是如此的。第一，武力革命的目的虽然只是要把阶级消灭，但结果总是连阶级里面的人也要消灭——除非他们肯降服。但唯爱并不相信必定要以武力把对方消灭，才能将社会制度改变。况且大规模的武力，总是不分皂白，玉石俱焚，常把许多无辜的人牵连在内。第二，用武力的时候，必然的引起情感作用，容易使双方或一方丧失冷静的头脑，淆乱是非，互憎嫌怨。因为这个原故，所以就是革命成功，社会里还是充满着不健全的空气，非经过一个长久的时期，不能使社会里面的各个分子，充分地有新社会的意识。(www.xing528.com)

社会的变革是否可以不用武力而成功的呢？我们要举出些例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世界的历史就是一个战争的历史、暴力的历史。人的“兽”性，是已经得着充分的证据，但是人的“人”性还没有多少人具着信心去探索、去试验。我们现在只能在无例可举的当中，引证一些近似的事实，拿它作我们讨论这问题的起点。最先主张唯爱的自然是基督教。在312年康士但丁利用基督教去扩充他自己的势力以前，基督徒都是反对武力的。自此以后，基督教里面，有许多主张非武力的小团体产生，最著名的就是友爱会（Quakery）。但是除了主张唯爱的个人和小团体以外，用唯爱的方法去作积极改革社会的运动的，在历史上几乎完全找不到；因为唯爱在已往只是一种个人生活的法则，到了最近，才有人想到将它应用到政治的生活上去。甘地在印度的不合作运动，就是唯一的例子。甘地在南非洲曾把这一种抵抗的方法，小试过而成功。至于他在印度的运动，现在还进行着，它的前途，它的成败，没有人敢预断。但我们相信，这种方法如果应用得当，是有极大成功的可能的。用在一个被压迫的民族的斗争上，尤为相宜；因这样的民族，就是相信武力的话，也没有相当的武力可以与强权对抗。我们希望东方其他被压迫的民族，也能够试用这个非武力的方法，作为他们改造社会和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使我们在以后的世界历史里，可以造成发展“人”性的唯爱革命的一页。

非武力的革命我们不但以为是可能的，而且它还有一些特殊的优点。我们曾说过，要改变阶级的意识，必须有若干的强制，不能专靠教育或个人感化这一类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觉得，武力的强制，必然的引起情感的偏蔽，妨碍了双方或一方理性和判断力的运用。因此，我们在革命的斗争上，就主张用非武力的强制。Reinhold Niebuhr在他新近出版的“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里，对于非武力运动有以下的一段话：

非武力的强制与抵抗，最容易与社会生活里的道德和理性的因素，发生融洽的关系。在抵抗的时候，他没有把利益与利益之间彼此用道德和理性来解决冲突的程序完全毁灭。对享着特殊利益的人抗争，容易使这些人愈加倔强。斗争的本身，复把双力潜藏着的热情鼓动起来，使斗争所争之点完全被隐蔽。非武力使这一切的危险可以减少至最低的限度。它在斗争的领域里保存着道德、理智，和合作的态度，因而使道德的力量益加有力，而不致把它毁灭。

由此看来，非武力强制的优点就在它能将必须有的强制和不可少的道德和理性的力量联合起来，使斗争可以收到强制的实效，而没有把人的“兽”性放在一个不可控制的情势里。

因为世界的历史是一个战争的历史、暴力的历史，所以必定有人说：以往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必定是如此。这种“逻辑”，似乎是很动听的，但它并没有一个正确的因果律的根据。一个本来没有恶意的人，可以因对方以恶意相加而生出恶意。对方是假定他有恶意的，而结果竟证明他是有恶意的。他的假定似乎是对了，而实在是不对，因为他的恶意本来并不存在，只因对方有了恶意才产生出来。同样地，即使他本来有恶意，而对方不以恶意相待，则他的反应，也当然与彼此均以恶意相待而产生的反应有异。我们并不是不主张用有效的方法去对付遗害社会的人。我们说过：人的“恶”性——特别是属于阶级的——是必然的；并且不能不用强制的方法，使其就范。我们只是主张用非武力的强制，使一方或双方不致因情感的作用而完全失却理性控制的力量而已。

若将唯爱主义应用在具体的社会问题上，可以说是一件无例可援的开创工作，但是我们相信人类是进步的：以前不可能的事，以后未必不可能，只要我们的信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相当客观的根据，而不是乌托邦的虚构。我们愿意本着这一点信心，与我们的同志努力追求，努力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