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吴耀宗卷：我们能否爱仇敌？

三、我们还能爱仇敌么

我们相信，中国的基督徒中的90%，是赞成中国的抗战的。然而除了一部分认为战争——至少是抵抗侵略的战争——并不与基督教精神冲突者外，其余的对这个问题，多数有若干的保留，而理由是很显明的。基督教是一个讲爱的宗教；耶稣教我们爱仇敌，教我们饶恕侵犯我们的人，教我们被人打右脸的时候，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他被捕的时候，门徒拔出刀来要保护他，他却说：“收刀入鞘罢！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还要说：“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对于个人是这样，他对于犹太民族，也还是这样。有人告诉他加利利人爱国者被彼拉多杀死的事，他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么？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第13章第1至3节）。他对着耶路撒冷哀哭；预言它将被毁灭（《路加福音》第19章第41至44节）。最奇怪的是：犹太人要把他钉死，而彼拉多却说，找不出他有什么错处（《路加福音》第23章第13至15节）。后来彼拉多因逾越节要释放一个囚犯，大众所要求释放的不是耶稣，而是曾经在城里作乱杀人的巴拿巴（《马可福音》第15章第7节）。

以上，这些引据是太明显了。耶稣是一个唯爱主义者，他不主张以恶报恶，他不主张武力革命。自然我们也可以从福音书里举出若干例证，证明耶稣也主张用武力（例如耶稣在圣殿里赶走做买卖的人，推倒他们的桌子凳子）。但是这些例证，远不如我们在上面所举的例证的有力而能代表耶稣整个的人格。由于这一件事实，我们在多数的基督徒中便发见一种特殊的现象。他们一方面感觉战争的不可避免——尤其是像中国抵抗侵略的战争——因而在某种条件之下，赞成战争，拥护战争，在他们宗教意识的最深处，他们晓得战争是与基督教的精神不兼容的，他们晓得耶稣所指示的爱人，饶恕，以善胜恶的道路是人类得救唯一的道路。于是他们踌躇，疑惑，既不肯做一个彻底的唯实主义者，又不能做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怎么办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现在在全世界的基督徒中，似乎有三种明显的趋势。第一种趋势是承认耶稣唯爱的理想，但认为这个理想不能，也不必，实行于现在，而理由是：人类是不完全的，是有罪恶的趋向的，以极理想的标准，用之于不完全的人类，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好坦白地承认武力与战争的需要，而设法减少其弊害。第二种趋势是承认耶稣唯爱的理想，同时主张即知即行，把它作为我们今日个人与集体行动绝对的标准。持这种见解的人反对一切的战争，甚至不主张中国抗战，以为战争的结果，是生命与财产的毁灭，是仇恨的增加，即使有一方面名义上得到胜利，也是得不偿失。第三种趋势是介乎这二者之间的。它是承认耶稣唯爱的理想，同时也因为人性中罪恶的趋向，承认这个理想不能实行于今日，甚至永远不能实行，因为人类永远没有完全之一日。但它却反对第一派的失败主义，认为我们在不理想的环境中，仍然应当向着理想追求，即使不能完全实现理想，也要努力使我们的行为，愈来愈与它接近。在另一方面，它也反对第二派不顾现实的理想主义。它并非不分皂白地反对任何战争（这一派人是赞成中国抗战的），同时它也觉得，我们即使是从事于正义之战，也是不能无疚于心的。(www.xing528.com)

以上三种意见，都没有给我们一个完全满意的解决。第一派虽说是尊重现实，而实则趋向于承认现状，与现状妥协，有时甚至替反劝的势力辩护。第二派有追求理想的美名，但这追求是完全离开现实的，因为它对于现实无力控制，所以它的结果，也等于由放任而至于纵容。第三派似乎是依违两可，但它是行动的，是带着革命性的。它既不是软弱的现实主义，也不是空虚的理想主义；它叫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中，勇敢地用不理想的方法，去应付现实，同时叫我们深深地认识我们的缺欠，不断的向着理想追求。

第三派意见，比较上似乎是我们最能够接受的，它尤其切合于我们中国现在形势的需要。假如我们从基督教的观点根据这一派的意见，去应付中国的问题，我们便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一）耶稣是一个唯爱主义者，唯爱是社会生活的理想，这个理想的实现，是每一个基督徒所祈求的，也应当是他的追求的对象。（二）但我们不能希望这个理想社会马上实现，甚至我们不敢说它有没有实现的一日，因为我们知道人性是善恶混杂的。恶的成分一日不能消灭，则理想之完全实现，既一日不可能。至于我们自己，在不得已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永远把理想放在面前的，我们即使做了不能与理想完全适合的事，我们还是已经尽了基督徒的本分，也许我们是成全了上帝对我们此时此地的旨意。（三）说到中国的情形，我们觉得有几种事实，使中国的基督徒，甚至世界的基督徒，对中国的抗战，不能加以反对。第一是中国的抗战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抵抗侵略的战争。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日本是一个小国，除武器以外，中国具备着许多其他优胜的条件。耶稣对当时犹太的民族革命运动之所以不同情，除了原则的问题外，大概还觉得犹太是一个蕞尔小国，与庞大的罗马帝国相较，势力悬殊过甚，斗争起来，无异以卵击石，所以它对耶路撒冷哀哭，预言劫运之来到。假如这一点也是唯爱主张中的一个成分，它至少不适用于今日的中国。第三，中国的民众绝大多数是非基督徒，对于唯爱主义，不但不能接受，并且还没有了解，甚至没有意想到它的存在。因此，中国的抗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在这种情势之下，放言高论，从绝对理想的观点，说中国应当怎样怎样，这无异痴人说梦。（四）我们并不反对那些主张即知即行的，在个人生活上，努力实行唯爱，即使是不完全地。他们也许同情于中国的抗战，但他们自然拒绝直接参加战争。（他们能不能避免参加间接的战争，却是一个绝大的疑问，因为现社会的生活是机体的，是息息相关的。）他们的贡献，就是把唯爱的理想活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不至于很容易地接受现实。但他们必须把他们的理想表现在两件事上：第一，他们必须与一切被侵略者完全打成一片，即使他们只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给他们服务；第二，他们必须对侵略者加以毫不留情的攻击，即使这攻击是发源于他们对侵略者的爱惜。这两种表现可以说是唯爱的基本精神，它们也正是耶稣一生所发现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发现，其结局是十字架，因为唯爱与十字架是分不开的。没有这种精神与决心，我们便不配谈唯爱。

事实上，在现在中国的抗战，我们能不能看见这种唯爱精神的表现？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战争本来就和唯爱不兼容的。但我们若深刻地观察一下，我们便可以发见，就是在这一次惨酷的战争中，在中国方面，也有许多与唯爱的精神一致的事实。第一，大多数的中国民众都清楚地认识，这一次战争，并不是两个国家间的斗争，而只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另一个国家军事法西斯的统治者的抗战。中国的民众对日本的民众并没有丝毫的仇恨，相反的，他们十分同情于日本的民众，因为他们受着他们统治者的欺骗、蒙蔽、压迫，被他们驱逐到战场上去当炮灰。日本的反战作家鹿地亘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在中国各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便是一个明显的例。第二，各战场上日本的俘虏，受到中国当局十分优厚的待遇，这表示中国并没有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法，去对付他的敌人。第三，许多在社会认识上比较清楚的人，甚至对日本军事法西斯的侵略者，也并不抱着什么仇恨的心理。他们知道：现在的侵略者是某种社会制度的产物，他们所要打倒的是制度，而不是个人，因为制度打倒了，则侵略者亦必随之而消灭。自然，我们若要打倒侵略的制度，就不能不打倒代表这制度的军阀，但假如我们认清了我们所要消灭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我们便可以免去对人的仇恨心理，和从这心理所产生的无意识的手段。在上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交战国双方都制造许多谣言，彼此诋毁。尤其是协约国方面，把德国军人，甚至德国民众，恨到极点。他们是要拿恨来鼓起人民参战的情绪。但在中国的抗战，我们不需要恨，我们只需要爱。我们爱日本的民众，我们甚至爱日本的军阀，因为我们的抗战，是为中国的解放，也是为日本全民族的解放。在这疯狂的侵略战中，敌人的飞机大炮，炸毁我们的家室，屠杀我们的人民，谈爱是不容易的。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不还是祈祷着：“父啊，父啊，请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么？学着他的榜样，即使在抗战中，我们还是可以爱仇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