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大全集：保持名声清白的重要性

第八章　让名声清白

对一个人的名声的“情理”，就是保持一个人声誉清白的责任。“情理”指的是一系列的美德，其中有些在西方人看来是相互对立的，而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完全统一的。它们不属于“恩的范畴”，因为它们是人的本分，是保持自身名誉清白的行为，并不是由于过去受到过别人的特殊恩惠而作出报答。因此，遵守“各就其位”所要求的各种烦琐礼仪，遇到困苦保持坚韧淡泊的态度，维护自己的职业和行业声誉等情况均属于此。对于名誉上的“情理”还要在受到诽谤或侮辱时有所反应，因为诽谤会使一个人的名誉受损，必须得到洗刷。必要时或许需要对毁损自己声誉的人进行报复，甚至必须自杀。当然，在这两种极端的行动之间或许还有多种可以采取的行动，但对这样的事只是耸耸肩便善罢甘休是绝对不行的。

我这里所说的“对名誉的情理”的东西，日本人对此没有用一种专门术语来称谓，只是简单地把它描述为一种不属于“恩”的范畴之内的“情理”。它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分类的，而不能根据以下的事实来分：对社会的“情理”是一种报答善意的义务，对名誉的“情理”主要是复仇。在西方的各种语言中，这两者分别属于感恩与复仇两个截然相反的范畴，而日本人是没有这种概念的。为什么一种德行中不能同时包括对别人的善意与对别人的侮辱或恶意都做出反应呢？

而在日本确实如此。一个善良的人对它所受到的恩惠与侮辱都会有强烈的感受，都要有认真的回报行为。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下，回报都是道德高尚的表现。他并不像我们一样，将两者区别开来，一种叫侵犯行为，而把另一种叫非侵犯行为。在他看来，仅仅是“情理”之外的行为才算侵犯行为。一个人只要遵守“情理”，只是为了清白自己的名声，就不会犯侵犯之罪。他只是在偿还债务、清算旧帐而已。日本人说，只要受到的侮辱、诽谤或者失败没有得到报复或未被清除，“世道便不公平”。有德之人必须努力使这个世界重新恢复平衡状态。报复是人的美德，而不是人性中固有的罪恶。在欧洲历史上的某个阶段，对名誉的“情理”，包括日本那种在语义上把感激和忠诚结合在一起的表达方式，也曾经是西方的一种美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意大利，这种美德曾颇为盛行。这与西班牙古典时期的“西班牙人所看重的勇气”和德意志所重视的“名誉”有许多的相通之处，甚至100多年前在欧洲盛行的决斗习惯中也隐含着某些相似的动机。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在日本还是西方各国，只要是盛行这种力图洗清一个人名誉上所蒙受到诬陷的美德，那么这种美德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它超越了任何的物质利益。一个越是为了“名誉”而牺牲自己的财产、家庭，甚至生命，就越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人。它成为美德的定义的一部分，也是这些国家经常提倡的一种精神价值的基础。这的确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也很难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衡量它的合理性。一方面还是名誉的观念，另一方面是充斥美国生活中的有你无我的激烈竞争和赤裸裸的仇恨，这两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美国某些政治和经济交易中可能双方都不受任何的限制，但却是一场获取或保持某种物质利益的战争。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肯塔基山中的家族世仇的械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荣誉感才占了上风，这才可以归于对名誉的“情理”这个范畴。

不过，在任何文化中对名誉的“情理”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一切敌意和互相戒备的态度，并不是亚洲大陆所独有的德行。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东方德行。中国人没有这种德行，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听到侮辱和诽谤就过分敏感认为是“小人”——道德水平低下的人的特征。这不像日本人把其看作是理想高尚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的伦理中，一个人纵容自己对所受的一次侮辱施加报复，突然对侮辱者施行暴力，这不会是对的。他们认为如此神经过敏让人觉得滑稽。在被人中伤时，他们不会用尽可能宽容大度的举动来证明诽谤是毫无根据的。在暹罗人身上根本就看不到对侮辱的过敏反应。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宁愿让诽谤者成为可笑的人，也不会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他们说：“让对手显示出他兽性的最好方法就是对他忍让。”

假如不将包含在名誉的“情理”之中的各种非侵略性品德考虑在内，就不能理解日本对名誉的“情理”的全部涵义。复仇只不过是特定的时间所需要具备的品德之一。“情理”还包括许多稳重和善的行动。女人在分娩时不能大声叫喊，男人也必须不畏痛苦和艰险。当洪水袭来淹没他们的村庄时，每个自尊的人都不会大喊大叫，也不会乱奔乱跑显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只会收集起必须带走的物品，去寻找地势较高的地方。当秋分前后的风雨变成狂风暴雨时，日本人也同样能自我控制。这种行为在日本是一个人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它不能完全做到。他们认为美国人的自尊心不要求自我控制。越有身份的人在日本越需要注意自我约束，因此在封建时代，对武士在美德上的要求要高于对平民的要求，尽管不算苛求，这是所有阶层之间的一个生活准则。如果要求武士能最大限度地忍受肉体上的痛苦，那平民也必须能够忍受持刀武士们的攻击。

武士禁欲的故事是很有名的。他们不能向饥饿屈服，因为那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在他们受到的训诫中表明：即使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也必须要装出一副刚刚吃过饭的样子，还要用牙签剔一剔牙缝。有谚语道：“雏鸟鸣而求食，武士只能用牙签”。在过去的战争中，这句话成为服役官兵们的格言。他们不能向伤痛、苦痛屈服。日本人的态度就像一个童子兵回答拿破仑的问话一样：“负伤了吗？不！陛下，我已经被杀死了。”武士们在临死前不能表现出痛苦之态，他必须对痛苦毫不畏惧。据说于1899年辞世的胜伯爵^[1]——他虽出身武士家庭，但家境已一贫如洗。在儿时曾被狗咬破睾丸。但医生给他做手术时，他的父亲拿着刀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要敢哭一声，我就让你不愧于武士地去死。”

对名誉的“情理”还要求一个人的生活与他的身份相适应。倘若他不遵守这种“情理”，就无法得到人们的尊重。在德川时代，取缔奢侈令对各类人的衣食住行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而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这些细则，并将其作为自己自尊自重守则中的组成部分。美国人对这种按照世袭阶级地位来规定人们行为的法律感到极为震惊。在美国，自尊是与提高自己的地位紧密相联的。一成不变的节俭法令是与我们的社会基础格格不入的。德川时代的法令固定某个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购买某一种玩偶，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却只能买另外一种不同种类的玩偶。我们对这种法律感到触目惊心，而在美国，我们是运用了另一种不同的制约方法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并且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工场主的孩子可以拥有一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有一个玉米棒做成的玩偶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认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挣得高额的薪水已成为我们自尊自重体系中的一部分。由收入的高低决定拥有哪一种玩偶，这并不违背我们的道德观念。有钱的人就可以给孩子买比较好的玩偶。而在日本，发财致富会被认为是做了亏心事，而保持自己的适当身份才是好事。时至今日，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日本人都以遵守等级制度的习惯来保持自己的自尊心。这种德行在美国是看不到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便在他著作的前引中指出了这一点。尽管生于18世纪法国的托克维尔对建立在平等原则之上的美国给予了宽容的好评，但他却更熟悉并钟情于贵族制的生活。他认为美国虽然具有种种美德，但却缺少真正的尊严。他说：“真正的尊严与个人保持适合自己的身份有关，既不太高，也不太低。无论王侯农夫，同样都可以做到。”托克维尔一定能够理解日本人的态度。日本人认为阶级差别本身并没什么不体面的。

在对各类文化进行客观研究的今天，对“真正的尊严”到底是什么，不同的民族大概有不同的见解，这就像他们总是在为自己规定什么是有失体面的事情一样。今天，有些美国人叫嚷说，只有日本人接受了我们推行的那种平等主义才能获得自尊。其实他们犯了种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如果这些美国人正如他们所说的希望有一个自尊的日本，那他们就必须要承认日本人自尊的基础。我们可以像托克维尔一样，承认贵族式的“真正尊严”正从现代世界消失；我们相信，是另外一种与之不同的、更美好的尊严正取而代之。这无疑也将在日本发生。到那时日本注定将在自身的基础上重建当代的自尊，但不是在我们的基础上去重建，而是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纯净它。

对名誉的“情理”，除了需要保持其适当的身份之外，还要履行多种多样的责任。在借债的时候，借钱人要用其对名誉的“情理”作担保。二三十年前，人们经常会说这样的话：“如果我不能偿还这笔欠债的话，我愿当众受人耻笑。”而事实上，因为日本人并没有让世人在公众面前受辱的制度，所以即使借债人不能偿还债务，也不会成为笑柄。但在新年来临之际，这个无力还债的人就可能会以自杀来“使自己的名声清白”。到现在，除夕这天仍然会有许多人以自杀来挽回自己的名誉。

在日本，各行各业所承担的责任都与名誉的“情理”有关。由于某些特殊的事件使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而备受责难时，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往往是很奇怪的。比如，有一张写满了校长名字的长长的名单，这些校长们都是因为他们的学校起火而烧毁了挂在学校里的天皇肖像而引咎自杀的，而对于失火他们其实并没有任何责任。也有一些教师为了抢救天皇肖像冲进火中而被烧死。这些人以死来证明他们对名誉的“情理”和对天皇的“效忠”是多么地看重。还有许多有名的故事，讲的是有的人因为在奉读教育敕谕时读错了字，最后用自杀来洗脱自己的罪名。在当今的天皇治世期间，某个人因无意中给自己的儿子取了“裕仁”的名字——裕仁是天皇的御名，在日本是从来不能有人叫的——结果这个人杀死了孩子并且自杀了。

在日本，作为一个从业人员，对名誉的“情理”要求也非常严格；但不必用美国人所理解的高尚的职业道德标准来衡量。做教师的会说“，为了维护我作为教师的名誉，按照‘情理’的要求，我不能说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说即使他不知道青蛙的种类，也要装作知道。如果一位教师仅凭着在学校里的几年所学的那么一点点知识来教授英语，但对别人纠正他的错误也是不能容忍的。“对教师名誉的情理”就是特指这种自我防御的态度。实业家也有他们的对名誉的“情理”，这就是不能让任何人觉察到他的资产已严重枯竭，或者他为公司制定的计划已经失败。外交家的“情理”是不能承认自己的外交方针的失败。所有这些“情理”的用法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完全合为一体，对一个人的行为或能力的任何批评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对他本人的批评。

日本人这种对别人指责专业上失败与无能所做出的这种反应，在美国也同样时有发生。我们知道有些人一听到别人的恶意诽谤就会气得发疯。但是我们却很少有人会像日本人那样采取高度的自我防御。如果一位教师不知道青蛙的种属，即使他可能会掩饰自己的无知，但他会觉得老实承认自己的无知要比假装自己知道的态度要好得多。倘若实业家对自己的推行过的方针不满意，他会考虑另外一种新的方针。他不会执拗地认为，要保持自己自尊就必须靠一贯的正确来保持，也不会认为假如承认有错误，就必须辞职或退隐。只是，这种自我防御在日本人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因此不当面评论一个人的失职行为是一种明智的态度，也被当成是一般的礼节。

特别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竞争失败时，他就会表现得特别敏感。比如，在招聘中他没被录用，而录用的是另外一个应聘者，或者他在竞争考试中落选了，这时失败者就会觉得自己因此而“出了丑”。虽然这种情况有时会促使人去做更大的努力，但更多情况下则成了失败者的一种危险的压抑意志的因素。他会因此而失去了自信，变得忧郁不振或愤世嫉俗，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觉得自己的努力总是挫败。而对美国人来说极为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竞争在日本并没有产生像在美国的生活体系中所收到的符合社会期望的同等作用。在美国，人们都把竞争看作是一件“好事情”，对它的作用也深信不疑。心理实验的结果也证明，竞争可以刺激我们尽可能地提高工作效率，干好本职工作。而让我们独自去做某件事时就达不到有竞争者时所创造的效果。但在日本这种心理测验的结果却正好相反，这种情况在孩提时代结束后尤为明显。因为日本的儿童们多半把竞争看作是一个游戏，对它并不怎么在意。而对青年和成年人来说，一有竞争存在就会大大降低他们的工作效率。人们在单独工作时，进步会较快，错误较少，速度也就相对较快。而一旦有了竞争对手的加入，错误便会增加，速度也就自然地下降了。日本人衡量工作业绩的标准是与自己以前的成绩相比，这样他会做得更好；他们绝不是以别人的标准来测定自己的进步的。日本的专家正确地进行了实验，对竞争状态下成绩下降的原因作了认真的分析。他们认为，当测试项目变成竞争的性质，那么被测试者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失败的危险上，因而使工作受到了干扰。他们感到竞争就像一场侵略性的进攻一样激烈，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被侵犯的状态，因而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处理与竞争对手的关系上，而不是手头的工作。^[2]

测验表明，担心可能失败的羞辱最容易影响接受这种测验学生的心理。正如教师或实业家要重视自己名誉上的“情理”一样，学生们对他们“名誉的情理”看得也很重。在竞赛中失利的学生队会因为失败而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摆脱这种耻辱感；划船选手会一下子扑在船上嚎啕大哭；输了的棒球队员也会趴在一起失声痛哭。这种情况在美国，我们会说这些人实在太没气度了。按照礼节，我们会比较绅士地承认更强的一方会取得胜利，然后向胜利者伸手致意。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在比赛中输掉，但我们更看不起那种因失败而情绪冲动、悲痛欲绝的人。

因而，日本人常常会想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的竞争。日本的小学中几乎不存在什么竞争，这是美国人实在难以想象的。教师的天职只是帮助每一个小孩在自己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而不能为学生创造机会和另外一个学生相比较。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制或重读制，同年入学的儿童都要一起读完小学教育的全部课程，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他们平时在学校的操行品质表现，而不是他们的学业成绩。当竞争不可避免时，比如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孩子们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任何一位教师都能讲出他所认识的学生在知道没通过考试的消息后企图自杀的故事。

尽量避免直接竞争的努力贯穿了在日本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在日本以“恩”为基础的伦理中，竞争的余地是极为有限的。而美国人必须要履行的责任就是在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对各个阶级有详细复杂规则的日本等级制度把直接的竞争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严格的家族制度也把竞争限制在最小的范围里。因为制度规定父亲与儿子不能像美国那样成为真正的竞争对手。他们可能会相互指责，但绝不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当看到在美国家庭生活中，儿子与父亲经常会为谁使用汽车、或为引起母亲或妻子的注意而发生争执时，日本人会感到特别的不可理解。

无处不在的中间人制度是日本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正面接触的比较特殊的方法之一。在人们因失败而会感到耻辱的任何场合都需要中间人。比如，在提亲、找工作、离职或者其他无数的日常事务中，中间人都起着为当事者交涉的作用。中间人向当事者双方转达对方的意愿。在诸如婚姻之类的重要交涉中，双方都会各自聘请中间人进行细致的交流，然后再将对方的意愿分别告知自己的当事人。如果在双方直接的接触中，一些要求或是指责会使自己的名誉受辱，这时当事人为了履行对自己名誉的“情理”，无论如何是不能忍受的；而有了这种间接交涉，当事者往往会借助中间人来推进事情的进展，也就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中间人也以这种正式的身份进行活动而赢得声望，他自己成熟的斡旋技巧博得社会的尊敬。顺利的谈判会使中间人的名利增多，经过中间人的努力，事情顺利地达成协定的几率很高。另外，中间人还以同样的手段来帮助求职者打探雇主的招工意向，或将雇员的辞职意向转达给雇主。

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法来避免发生使人受辱的情况，它们会让人怀疑这个人是否对自己的名誉尽了“情理”。因而这些限于最低限度的情况，远远超出了直接竞争的范围。在日本人看来，主人在迎接客人时必须换上新衣并按一定的礼节来接待。因此，如果去访问一个农民家庭时，发现农民还穿着劳动服装，那拜访的人就必须先在外边稍待片刻。在没有换上适当衣服并安排好适当的礼节以前，那个农民要装作不知道有客人来访的样子。即使有时主人不得已在客人所等的同一间屋子里更换衣服，但在他没有打扮齐整之前也不能和客人搭腔，仿佛客人根本就不在场一样。在乡村，男青年都是在夜色阑珊、姑娘们已经就寝的时间去拜访自己心爱的姑娘。对男青年所献的殷勤，姑娘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男青年去时都是用毛巾蒙上自己头的，这样即便是遭到拒绝后，第二天也不会感到羞耻。这种装扮并不是为了怕姑娘们认出他是谁，这纯粹是一个鸵鸟式的小技巧而已，并且日后再见面时他也不必承认自己曾受辱。另外，日本人的礼节还要求对于任何计划在确保成功之前尽可能少得让人知道，除非他有十足的把握。比如在谈婚论嫁时，媒人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在双方没有确立婚期前，安排让未来的新娘、新郎以一种特别偶然的方式会面相亲。媒人要尽力使会面显得很偶然，因为如果在这个阶段就公开了意图，万一以后谈不成功，就势必会损害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名誉。在相亲时年轻的男女都必须要由自己的双亲或其中的一个陪同，这时媒人就扮演主要的角色。最经常的做法就是安排男、女双方去参观一年一度的菊展或去观赏樱花时，抑或去比较著名的公园或游乐园安排他们的“偶然”相遇。

通过以上的种种方法，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而引起耻辱的场合。虽然他们非常强调在受到侮辱时受辱者有义务要洗刷污名，但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会尽可能地做一些安排，尽可能地使人们减少受辱的可能性。这一点与太平洋诸岛上的许多民族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在那些地方几乎和日本一样，使自己的名声清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在新几内亚及美拉尼西亚这些从事园艺的原始民族中，人们对受到侮辱必定会怒不可遏，这成为整个民族或是个人行动的主要动力。他们之所以举行盛大的部族宴会，必定是因为另一个村子的人说他们太穷了，穷得连十个客人也招待不起；说他们还特别吝啬，把芋头和椰子都藏了起来；还说他们的首领们蠢得连宴会都组织不起来等等。因此，为了显示他们村子的慷慨和好客，被挑动的村就特办一场宴会，请来众多宾客，以此来洗刷自己的污名。在婚姻安排和经济上的往来也是如此。在他们要交战时，双方在搭弓射箭之前，必定会激烈地互相谩骂一番。不管事情是多么琐细，他们也会当作值得一拼的事情来看待。这是他们采取行动的一大动力，这些部落往往具有巨大的活力。但从来没有人把这些部落说成是礼仪之邦。

与此相反，日本人却是崇尚礼貌的典型。而且这些显著的礼貌可以用来衡量他们如何去减少使自己的名誉受损的事端发生。虽然他们会把侮辱转化为刺激人获取成功的动力，但他们仍旧会用限制这种事件的发生。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或传统刺激的手段不能奏效的时候它才会发生。毋庸置疑，正是由于这种侮辱的刺激作用帮助日本取得了在远东的统治地位，并在10年间对英美战争推行的政策起了作用。然而，西方人关于日本人对侮辱的敏感度以及他们对复仇的热衷度的许多评论，其实更适合在新几内亚那些喜欢使用侮辱方法的部落，而不适合于日本人。西欧人之所以在预测日本战败后的反应时不太切合实际，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在提到对名誉的“情理”时，其实往往还加有种种特殊限制。

日本确实是一个讲究礼貌的民族，但美国人不能因此就低估了他们对诽谤的敏感度。美国人发表涉及私人的评论是很随意，等同游戏。因而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为何对那些轻描淡写的评论如此较真。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他美国出版的英文自传中曾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日本人对他所讲的“嘲笑”的事情做出的正宗日本式的反应。当画家在撰写这本自传的时候，他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度过了他大部分的成年时代，但他却感到仍然生活在自己日本爱知县农村的故乡一样。他是个很有身份的地主的小儿子，他在欢乐的家庭中倍受宠爱中长大。但在童年即将结束时他的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也破产了。为了偿还欠债，他们变卖了全部家产，一家人从此离散。牧野的抱负之一就是学习英语，可他没有钱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牧野就寄身于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当看门人，一边看门，一边学习英语。到18岁的时候，除了附近的几个乡镇以外，他还未出过远门。他决心要到美国去。

“于是我去拜访一个我最信任的传教士。我向他表明了想去美国的愿望，希望他或许能给我一些有益的知识。可令我大失所望的是，这位传教士竟然喊道：‘什么？你想去美国？’此时传教士的夫人也在房间里，他们两个一起大声地嘲笑我！霎时间，我觉得头上的血仿佛一下子流到了脚底！我在原地默默地站了两三秒钟，然后连声‘再见’也没说，就返回了自己的房间。我自言自语地说道：‘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想说一说我离开的原因。我始终以为，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再没有比嘲笑他人更大的不诚恳了！

“我常常原谅那些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而发火的人，因为发怒是人的天性。如果有人对我撒谎，一般我也会原谅他，因为人性本来就很脆弱，在面对困难时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别人散布关于我的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我也能够原谅。因为人们在听到闲话时往往难辨是非，难免会陷进去。

“甚至对于杀人犯，我都可以酌情体谅。而对于嘲笑，我却没有原谅的余地。因为人只有在待人不真诚时，才会嘲笑无辜者。

“请允许我讲一讲我对两个词语的认识。所谓杀人犯就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而嘲笑者则是杀害他人灵魂与心灵的人。

“而灵魂与心灵远远比肉体宝贵得多，因而，嘲笑别人是最卑鄙的罪行。事实上，那对传教士夫妇是想杀害我的灵魂与心灵，我心中感到了剧烈的疼痛，我的心在呐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3]

第二天早晨，他把全部东西放进一个包袱，离开了。

正像他的感觉那样，他感到自己“被杀害了”。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只想去美国当一名画家，却遭到了传教士的嘲笑。他感到自己的名誉受到了玷污，只有用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才会使名誉清白。因而，他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里并依靠自己的能力到美国去。这样他才能洗清污名。他指责传教士时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insincerity”（不真诚、不诚恳）。这在英文中读起来是令人奇怪的。因为在美国人看来，那位传教士的“惊讶”是十分符合“sincere”（诚实、正直）的标准的。画家显然是按日本人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语的。日本人认为那种蔑视对方却不想挑起吵架的人是不诚实、没有诚意的人。这种嘲笑肆无忌惮、毫无理由，是对人不诚恳的最好证明。

“甚至对于杀人犯，我都可以酌情体谅。而对于嘲笑，我却没有原谅的余地。”既然“原谅”不是正确的态度，那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报复。牧野用到达美国的行动为自己洗刷了污名。在遭受侮辱或失败的情况下，报复成为一种“善行”，在日本传统中享有很高的地位。那些以西方读者为对象传播日本文化的日本作家，常常使用生动的比喻来描写日本人对待报仇的态度。日本作家新渡户稻造是位极富博爱思想的人，他在1900年所著的书中写道：“在报复中具有某种满足人们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复仇观念就像数学中的技能那样严密，只有报仇才能使方程式的两边保持平衡。否则，我们总感到心事未了。”^[4]冈仓由三郎在他的《日本的生活与思想》这本著作中，把报复与日本独特的行为习惯作了比较，他写道：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日本人喜爱洁净、讨厌污秽东西的缘故。请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吗？实际上，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把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受到了别人的侮蔑当作是污秽和伤痛，只有通过彻底的洗刷和治疗才能最后恢复清洁和健康。对那些不论是公众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的一系列报仇事件，人们都可以把其看作是一个洁净成癖的民族正在进行的一场晨浴。”^[5](www.xing528.com)

他接着说，如果这样，日本人会“过着清净无尘的生活，犹如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安静。”换而言之，“晨浴”就是洗净别人向你投来的污泥，只要你身上还有一点污泥，你就不是有德性的人。在日本人的伦理观中，那种只要一个人自己不感到受到了侮辱就不能算受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样，那种认为他人的所作所为不能使自己后悔、使自己受辱的观点，也不被日本人所接受。

在日本有经常公开倡导这种“晨浴”式的报仇理想的传统。这其中不乏许多家喻户晓的事例和英雄故事，其中最流行的恐怕要数《四十七士》了。这些故事都被编入教科书，成为戏剧上演，拍成电影，印成通俗读物。现在它们已成为生机盎然的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中有很多是描写人们面对偶然失败的神经过敏。例如，有一位大名让他的三个家臣猜一猜他的名刀的锻造者。这三人各说出了一个名字，等到邀请的专家鉴别后，专家说只有名古屋山三一个人是准确地猜出了这把刀是出自“村正”之手。于是另外两位家臣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便要伺机杀掉山三。其中的一个趁山三熟睡的时候用山三自己的刀刺入了他的身体，但山三却未被刺死。此后，那两个人还是不甘心，更是寻机复仇，最后终于把山三杀了，保全了他们所谓的“对名誉的情理”。

还有一些故事是说，在必要的时候也要向自己的主君复仇。按照日本的伦理观，“情理”既意味着家臣一定要对主君“尽忠”，同时，如果家臣感受到了主君的侮辱，也必定会向主君复仇。德川家康的故事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家康的一个家臣听说家康曾说他是个“会被鱼刺卡死的家伙”，“不会庄重地死去”。这种诽谤对一个武士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耻辱。于是，这位家臣发誓，至死也不会忘记这种羞辱。当时，德川刚刚定都江户，正在着手统一全国，平定各地叛乱。于是，这位家臣暗中勾结敌对诸侯，答应从内部纵火烧毁江户。他认为这样就向德川报了仇，实现了“对自己名誉的情理”。西方人在讨论日本人的忠诚很多都不太符合实际。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不了解“情理”对日本人而言，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可能是教人叛逆的武器。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挨了打会成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同样。

日本历史故事中有两个主题：一种是犯错的人向正确者进行报复；另一种是向侮辱自己的人进行报复，即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这种主题在日本文学作品中最常见，情节也被描写的异彩纷呈。但如果人们查阅当代的传记、小说及记录实况，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尽管日本人在古代故事中非常崇尚报复，但在现实生活中的复仇行动并不比西欧多，甚至比西欧还要少。这并不意味人们对他们的名誉不再看重，而是意味人们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日益由进攻性转变成自卫性的了。人们仍像以前一样非常看重耻辱感，但耻辱愈来愈使人们更多地是以忍受来代替争斗。在明治以前缺少法律的时代，人们为了报复而进行直接攻击的可能性比较大。到了近代，要维持比以往更趋于相互依赖的经济更加困难，加之法律及秩序上的约束，使复仇行动变得更为隐秘或者只是藏在人们的心底了。人们会不动声色地耍弄一些伎俩偷偷对敌人进行报复。这多少有些像古代故事中的做法。为了不让仇家有所觉察，故事的主人公将粪便藏在精美可口的食物中给仇敌吃，而客人竟也真的丝毫未觉察。但时至今日，就连这种隐秘的手段也很少了，人们更多的把矛头指向了自己。人们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这种侮辱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就是把它独自吞咽、埋在心底。

由于失败、诽谤或排斥很容易使日本人受到创伤，因而他们很容易自我怨恨，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日本小说反复描写近几十年中有教养的日本人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的心理困境。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具有厌倦情绪。他们厌倦日常生活、厌倦家庭、厌倦城市、厌倦乡村。他们的厌倦感并非来自上天揽月摘星的难以实现，所有的努力与心中理想的宏伟目标比起来都会显得异常渺小；同时，这种厌倦感也不是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因为一旦日本人有了崇高的使命感，他们就会摆脱厌倦的情绪。不管这个目标多么遥远，他们都会完全地摆脱厌倦的情绪，使之不留下任何痕迹。其实，日本人这种特有的厌倦是一种太容易受伤的整个民族的疾病。他们害怕遭人拒绝并把这种恐惧感深藏于内心深处，从而迷失了自己。日本小说中所描写的厌倦心理状态与我们熟悉的俄国小说不同。在俄国小说中，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对立是小说主人公一切苦闷的根源。乔治·桑塞姆爵士曾经说过，日本人缺乏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他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想说明自己对日本人厌烦根源的看法，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人生的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其实，与西方人根本观念的差异大大超出了这里所论述的一些特例，这些做法与日本人难以摆脱的忧郁是有很大关系的。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和俄国一样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的民族。而美国的小说不太涉及烦闷的题材。美国小说往往把书中人物的不幸遭遇归咎于性格缺陷或是凶险世界的戕害，但他们很少单纯描写厌烦的情绪。描写一个人与周围环境不能协调相处，必然会交待出其形成的原因及过程，作者总是想让读者从道义上对男女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会秩序中存在的某种邪恶进行指责。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谴责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以及渔船上的恐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日本的性格小说所展现的世界里，人们的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浮荡。不论小说中的人物还是作家自身，都认为没有必要对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进行分析，以弄清阴云来自何处。尽管它来去匆匆，但人们却很容易生发伤感。古代故事中的人物惯于向敌人进行攻击，而如今人们则把这种攻击转向自己的内心。在他们看来，消极情绪似乎是无缘无故的。虽然有时也会找出某个事件当作原因，但这个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奇特，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种象征罢了。

自杀是现代日本人攻击自己时采取的最极端的方式。他们认为选择比较得体的方式自杀可以洗刷自己的污名，使自己的名声清白。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自杀只不过是人们因彻底对境遇绝望而试图自我毁灭的表现。但崇拜自杀的日本人则认为自杀是一种目的明确的高尚行径。在特定的场合，自杀是保全人们“对名誉的情理”的最体面的方式。这就像那些考试不及格的少年以及那些不当俘虏的士兵们一样，为了保全名誉，那些到年末无法还债的人，那些因工作失职而引咎自杀的官员，那些因恋爱无望而双双自尽的恋人，以及那些抗议政府迟迟不对中国宣战的日本志士等等，最后都以暴力的方式朝向自己。有些日本权威人士说，这种自杀现象是日本最近出现的新事物。很难判断这是否是事实。统计数据表明分析人士们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自杀率。按比率计算，19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这两个国家的自杀率要比日本任何时代都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很偏爱自杀这个主题。日本人对待自杀的态度就像美国人渲染和欣赏犯罪一样。他们对伤害自己的自杀事件比伤害别人的事件更为热衷和关注。用培根的话来说，日本人是把自杀当成某种最合心意的“重大的事”。在其中他们可以获取在其他行为上得不到的满足。

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近代日本社会中的自杀事件更加具有自虐性。历史故事中武士之所以选择自杀，是遵照幕府的命令免受处决的耻辱，就如同西方的士兵被敌军俘获后，为了不受绞刑或者免受意料之中的严刑拷打而宁愿选择自杀一样。日本武士获准切腹自尽如同蒙耻的普鲁士军官被允许秘密自杀一样。当普鲁士军官知道除了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还能捍卫他的名誉，他的上司会在他房间的桌上放一瓶威士忌和一把手枪。日本的武士也是如此，死亡对他们来说是必然的，只不过是选择哪一种死亡的方式罢了。而在近代社会中自杀是人们选择死的方式。在封建时代，自杀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勇敢与果断，而今人们往往把暴力转向自己，人们选择自杀意味着他们主动选择了自我毁灭。在日本最近的四五十年间，当人们感到“世道不公平”、“混乱无秩序”，感到“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感到需要用“晨浴”以洗净污秽的时候，人们就越来越倾向于自杀，毁灭自己，而不是毁灭别人。

将自杀作为赢得胜利的最后论据的手段，这不论是在封建时代还是在近代，都曾经发生过。但在近代，事态的发展有所变化。在德川时代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一位幕府顾问担任将军监护^[6]的职务，在一次推荐将军人选中，他曾经在全体顾问官和将军代理人面前袒腹抽刀，以自杀相威胁。最后这种威胁奏效，他推荐的候选人继承了将军职位。而这位将军监护人达到了目的，也不用再自杀了。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位监护人是在用“切腹”讹诈反对派。而在现代，这种抗议性自杀已不再是一种策略行为，顶多只能算是一种殉道。在目的未能实现之后自杀，或是为了表明自己是已经签订的“裁减海军军备条约”之类条约的反对者自杀，这种抗议性自杀是为了以绝决的方式影响公众舆论，并不是一种威胁。

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倾向就是人们在自己的“名誉”受到威胁时更容易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要采取自杀这种极端的手段。自我攻击有时会表现为忧郁、消沉或那种在日本知识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厌倦情绪。有充分的社会学原因能解释这种情绪为何会在这个阶层中广泛蔓延。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普遍过剩，他们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并不稳固，他们缺乏安全感。他们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大展宏图。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当局害怕知识分子思考“危险的思想”，对他们很怀疑，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双倍折磨。日本的知识分子常常认为是欧化给社会造成了混乱，使他们失意。但这种说法于事无补。典型的日本人在情绪上都会经历一种从强烈的献身感、贡献感到极度厌倦的过程，许多知识分子亲身经历的精神崩溃的过程是传统的日本式。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中很多人也用传统的办法自我救赎了出来：他们高举国家利益的旗号，把攻击的矛头再次从自己内心转向了外部。在对外发动的极权主义侵略战争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们摆脱了不快乐的情绪，重新获得了一种新的巨大力量。这一点虽然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没能做到，但他们相信在对外的征服中他们是能够那样做的。

现在，战争的结果宣告了日本人上述信念是错误的，消沉再次成为日本人的心理威胁。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他们仍然很难应付此种威胁。它已根深蒂固。一位居住在东京的日本人说：“不再有炸弹了。轻松的感觉好极了。但我们没有仗打了，也没有了目标。每个人都在迷茫中，干事情心不在焉。我自己是这样，我的妻子也是这样，全体日本人都像住院的病人。我们干什么事情都是慢慢吞吞、茫然若失。人们抱怨政府没有对战后的清理及救济工作进行妥善的解决。但我认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些官员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这种危险的虚脱状态与解放后的法国是差不多的。这个问题在德国投降后最初的半年至八个月里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在日本则成了问题。美国人能够充分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反应，但让我们感到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却同时对战胜国表示出友善的态度。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极端善意地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他们以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以欢呼来欢迎美国人。他们既不抑郁，也没有怨恨。用天皇在宣读投降令时的话来说，他们是在“接受看似不可接受的事情”。假如果真如此，为什么这些人不着手重建家园呢？根据占领条件的规定，日本人得到很多机会。占领军并没有逐一占领每个村庄，行政事务的管理权仍掌握在日本人自己的手中。但当时的整个日本民族全都在欢笑、致敬，欢迎占领军的到来，他们似乎把自己的事情抛到了脑后。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期便创造了国家复兴的种种奇迹，在20世纪30年代投入巨大的精力完成军事征服的准备，他们的士兵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不顾一切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岛屿。

但事实上这个民族丝毫未变。他们的反应仍和禀性相行不悖。他们有时顽强而努力，有时却又极度懒散，消磨时光，日本人在这两种情绪中不断摇摆是他们的天性使然。当前，日本人将主要精力专注于保全战败后的声誉，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作为一种推论，许多日本人认为依赖是达到此目的最安全的办法。再进一步说，既然要依赖，很积极会招人猜忌，还不如消磨时光。于是，慵散情绪便蔓延开来。

但是，日本人绝不会喜欢倦怠。“在慵散中唤醒自己”，“在慵散中唤醒别人”，这是日本号召人民奔向更加美好生活常用的口号，这些话也经常挂在战时电台广播员的嘴边。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与消极无为作着斗争。1946年的春天，日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在报纸上连续报道：“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但他们却没有清理轰炸之后废墟的瓦砾，也无暇顾及处于瘫痪状态的公共事业。这对日本的名誉该是何等玷污啊！日本人还指责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居然选择夜宿车站，睡在地上，让美国人看到了流浪家庭的可怜相！日本人能够理解这些为了唤醒自己名誉心的呼声。而且他们都希望能倾注自身最大的努力，将日本建成一个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国家。他们要再一次为了名誉而努力工作，只是这次要遵循新的方向了。如果未来大国间能够实现和平，日本将会沿着这条恢复自尊的道路一直走下去。

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获得普遍尊敬的前提。这意味着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所要采取的手段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决定。当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也能转换他的方向并采取相应的新方式。与西方人不同，在日本人看来改变并不涉及人的品德问题。而我们却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观念。即便是失败了，我们的信念也不会改变。在欧洲，战败者不管在哪里都会召集开展地下活动。而在日本，除了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外，人们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展开抵抗运动或地下运动和美国占领部队较量。日本人觉得没有必要固守陈旧的道德准则。在占领几个月后，美国人即使是单身一人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去日本的穷乡僻壤旅行，他也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到达目的地后，他还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至今还未发生任何一件报复事件。当我们的吉普车穿过村庄时，孩子们会站在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母亲们会抱着婴儿并用他们的小手向美国士兵挥舞致意。

从表面价值来看，美国人很难理解战败后的日本人这种根本性的转变。这对我们来说是无法做到的。在我们看来，这比那些被收容的日本战俘的转变还要难以理解。因为战俘们认为自己对于日本来说已经死了，而我们也不知道“死人”到底能干些什么。熟知日本的西方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预测到战败后的日本态度的转变会跟战俘相同。他们大多数人相信日本只知道“要么胜利，要么失败”，而在日本人的眼里，失败就等于受到侮辱，一定要以暴力来报复。有些人认为以日本的国民性是不会接受任何媾和条件的。可见他们是些没有理解日本的“情理”的问题研究者。他们只从日本人获取名誉的种种抉择中选出了复仇和进攻这两种最传统的方式。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转向另一面的习惯。他们把日本人的攻击伦理和欧洲人的方式混为一谈。在欧洲方式中，任何个人和民族在作战时必须首先确信战争的正义性，胸中的憎恨和义愤积蓄了攻击的力量。

日本人则用其他的方法为他们寻找侵略的依据，日本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他们看到大国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采取和大国相平等的方针。但日本资源缺乏、技术粗糙，所以他们迫不得已采用的手段比凶暴的希律王^[7]更加凶残。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他们认为这意味着武力侵略不是赢得名誉的途径。“对名誉的情理”包含着两种同等的含义：或是武力侵略，或是遵守现有的互敬关系。在战败之后，日本人便从一个转到了另一个，而且他们没有对自己的心理上施加任何压力，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为了名誉。

在历史上，日本在其他许多场合也有过类似举动，常常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日本国内实行的长期的封建隔离政策即将结束，近代日本即将到来。一位名叫理查森的英国人在萨摩^[8]惨遭杀害，英国派了远征军对萨摩进行惩罚。萨摩藩也是日本攘夷运动的温床，萨摩武士的傲慢、好战闻名于整个日本。英军炮轰了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鹿儿岛的日军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因为日本在整个德川时代所有武器的制造全是仿旧式葡萄牙枪式的。而这次炮击的结果却大大出人意外。在战败后，萨摩藩并没有寻求无休无止的报复，反而希望能够与英国建立某种友谊。他们亲身体验到了敌人的强大，并试图向敌人求教。随即，他们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学校^[9]。据当时一位日本人的记录，在这所学校里“教授的是西方学术奥义，……友好关系因生麦事件而持续发展”^[10]。所谓生麦事件指的是英国为惩罚萨摩而炮轰鹿儿岛港的事件。

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例。另外一个可以与萨摩藩相提并论、最为彪勇好战和最仇视外国人的藩是长州藩。这两个藩是“王政复古”势力的领导者。毫无实权的天皇朝廷发布一道敕令，将以1863年5月11日为期限，命令将军将所有蛮夷赶出日本国土。当时将军对这道命令置若罔闻，而长州藩却没有等闲视之。他们在要塞向每艘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由于日本的火炮和炮药过于原始，外国船只并未受到损失。为了惩罚长州藩，西方国家组建一支联合舰队迅速击毁了长州藩的要塞，还向日本索取三百万美元的战争赔偿。炮击带来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后果。诺曼在谈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曾这样写道：“不管他们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态度却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转变。人们不得不对这种决定所表现出的现实性处事和镇静的态度表示敬意。”^[11]

这种随形势而变的现实主义正是日本人对名誉的“情理”光明的一面。像月亮一样，“情理”也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其黑暗面使日本人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裁减海军军备条约”之类的条款看作是国际社会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从而最终驱使他们推行了不幸的战争计划。其光明面则在于它使日本能够以善意平和的心态来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其实，日本所有的这些行动都是与他们的秉性相吻合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日本的“情理”时，往往挑选“情理”的种种义务中的某些部分，称之为“武士道”，字面的意思为“武士之道”，这种介绍在几方面都会使人们产生误解。“武士道”这个正式术语是近代才出现的。它不像“迫于情理”、“完全出于情理”、“为情理而竭尽全力”等术语那样在日本能够激起人们深厚的民族感情，也不像“情理”具体内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是评论家们的创造。由于这个词已成为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口号，随着这些领导人身败名裂，武士道这一概念也已名声扫地。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日本人今后就不再“懂情理”了。对西方人来说，怎样理解“情理”在日本人中的真正含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把武士道和武士阶层相提并论是造成误解的根源“。情理”是所有阶级都遵从的道德规范。在日本，与其他的义务、规约一样，人的身份越高，他所承担的“情理”就越重。日本人要求所有的阶层都要尽其“情理”，但武士对“情理”的要求高于对平民的“情理”的要求。外国观察者则认为，似乎“情理”对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为社会对他们的回报最少。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在自己的圈子里受到了充分的尊敬，那他得到的回报就是巨大的；否则，“不懂情理的人”仍会是被同伴藐视和厌恶的“可悲的人”。

【注释】

[1]胜伯爵：即胜海舟（1823～1899），日本幕府末年明治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任幕府陆军总裁和明治政府的外务大臣、枢密顾问等职。——译注

[2]此种测验的概况见《日本人：性恪与道德》（油印品），由拉弟斯拉斯·法拉格为国民意志测试委员会而作，纽约市东9区89街。——原注

[3]牧野芳雄《我的童年》，1912年，第159～160页。——原注

[4]新渡户稻造《武士道，日本的灵魂》，1900年，第83页。——原注

[5]冈仓由三郎《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伦敦，1913年，第17页。——原注

[6]监护，即日本幕府中的“傅育役”，负责将军继承人的事务，一般由较有资历的幕府顾问担任。——译注

[7]希律王（King Herod），耶稣诞生时的犹太王，前37～前4年在位，以残暴著称，见《马太福音》第二章。——译注

[8]当为生麦，该事件即生麦事件，1862年8月萨摩藩武士队列通过横滨市的生麦村，与四名骑马过路的英国人发生纠纷，其中名叫理查森的英国人被杀死。之后英国政府向日本幕府提出强烈抗议，并于次年派舰队进攻萨摩藩，在鹿儿岛取得胜利。——译注

[9]即开成所，前身为洋书调所，1863年生麦事件后改扩而成，专事研究学习西方文化。——译注

[10]见诺曼《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出现》，中译本名为《日本维新史》，商务出版社1962年版，第47页及注③。——译注

[11]诺曼《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出现》，第45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