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名声清白，消除污名

“对名誉的道义”，就是保持自己的名声不受玷污的责任。它包含了一系列的美德，其中有些在西方人看来是互相矛盾的，日本人却认为它们是一致的，因为这些责任不是报恩，不属于“恩的范畴”。这些美德是保持个人的名誉，与曾经受人恩惠无关。因此，其内容包括：严格遵守“各安其所”的繁文缛节，面对疼痛时表现得坚忍不拔，独立维护自己在专业或技能方面的名声。“对名誉的道义”还要求清除诋毁和侮辱。诋毁会玷污良好的声誉，理应彻底清除。有时必须对诋毁自己的人实行报复，有时甚至必须要自尽。这两个极端行为之间还有其他无数种可以实施的方式，但是绝对不能善罢甘休。

我所称的“对名誉的道义”，日语中并没有单独的词语来表达。日本人只是称之为“恩”的范畴之外的“道义”。这只是分类的基础，并不是说对社会的“道义”主要是知恩图报，“对名誉的道义”就着重报复和复仇。西方语言中，这两者分别属于感恩和复仇这两个对立的范畴，日本人却不以为然。为什么一个人对他人善意的反应，或者对他人恶意及轻蔑的反应，不能包含在同一德行中呢？

在日本，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对于受人恩惠或者遭人侮辱，正直的人都会有着同样强烈的感受。无论是哪一种，给予相应的回应都是品德高尚的体现。他们与美国人不同，不会把两者区分开来，一种视为侵犯，另一种视为非侵犯。对日本人来说，侵犯只存在于“道义”范畴之外；只要一个人遵从“道义”，为自己洗刷污名，这个人就不会承担侵犯的罪名。他只不过是在清算旧账。日本人认为，如果对所受的侮辱、诋毁和失败没有进行清除或者报复，那么“世界就会失去平衡”。正直的人必须尽力恢复世界的平衡，这是人的美德，而不是人性的罪恶。在欧洲历史的某些时期，“对名誉的道义”也曾经是一种西方人的美德，其用法也如日语那样与感激及忠诚连接在一起。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意大利，它曾经盛极一时，也同古典时期西班牙的el valor Español（西班牙式英勇）以及德国的die Ehre（名誉）有着共同之处。一百多年前欧洲盛行的决斗行为，与此类似。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方，但凡是盛行这种以洗刷污名为美德的地方，其价值观的核心都是强调超越一切物质意义上的利益。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自己的财产、家庭甚至生命，越是被看作品德高尚的人。这是道德定义的一部分，也是这些国家所提倡的一种精神价值的基础。这的确让他们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却不能简单地以利害得失来衡量。在这一点上，这种名誉观念与美国人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激烈的竞争和公开的对抗，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美国，某些政治和经济交易可以不顾一切，但它是一场为了获得或者保持物质利益的战争。只有极少数例外，如肯塔基山区的世仇争斗，那里盛行名誉至上的观念，也可以归为“对名誉的道义”这个范畴。

但是，在任何文化中，“对名誉的道义”以及伴随而来的敌意和伺机报复，并不是亚洲大陆的典型道德特征，也不是所谓的东方特质。中国人没有这种特质，暹罗人和印度人也同样没有。中国人认为睚眦必报是“小人”的标志——这里的“小”是指道德上的缺失。和日本人不同，中国人不会把这作为理想中高贵品质的一部分。在中国的道德体系中，受到侮辱就使用暴力报复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这种行为过于敏感，极其可笑。他们也不会通过善良和伟大的行为，来证明别人的诋毁是毫无根据的。暹罗人也完全没有这种对侮辱的敏感反应。他们和中国人一样，把诽谤者视为一个可笑的人，而不会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他们说：“让对手暴露其蛮横无理的最佳办法就是退让。”

要完全理解“对名誉的道义”具有怎样的含义，必须全面考虑“道义”在日本所包含的各种非侵略性的德行。复仇只是其特定情景下的德行之一，“道义”还包括其他许多冷静的克制的行为。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要克制自己，这也是“对名誉的道义”的一部分。女人在分娩时不能大声哭喊，男人应该克服疼痛和危险。当洪水来临，淹没日本的村庄时，每一个持重的人都会整理好可带走的必需品，寻找地势高的地方。没有人大呼小叫，没有人四处乱跑，也没有人惊慌失措。当秋分的狂风骤雨侵袭时，日本人也同样自制。这类行为是日本人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们无法完全做到。他们认为，美国人的自尊心不要求自我控制。在日本，这种自我控制中还包含了“位高任重”的含义。因此，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更高于对平民的要求。对平民的要求即使不那么苛刻，这种德行依然是贯穿于所有阶层的生活准则。如果要求武士能够忍受极端的身体疼痛，就要求平民极其顺从地忍受持刀武士的暴力侵犯。

关于武士的坚忍，流传着很多故事。武士必须克服饥饿，这是不值一提的事。他们受到的训诫是，即使饿得快死了，也要装出一副刚刚吃撑了的样子，还得要用牙签剔牙。正如一句俗谚所说：“雏鸟嗷嗷待哺，武士口含牙签。”在刚刚过去的这场战争中，这句话成了所有士兵的箴言。他们不能屈服于疼痛。日本人对此的态度就像小士兵回答拿破仑的问话一样：“受伤了？不，陛下，我被打死了。”一个武士到死都不能流露出丝毫痛苦的迹象，他必须坚韧不拔地忍受痛苦。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1]有这样一则故事，他出身于武士家庭，但那时家道中落，一贫如洗。在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睾丸被狗咬伤了。当医生为他动手术时，他的父亲手执武士刀指着他的鼻子说：“只要你哭，我就让你死，以免你受到屈辱。”

“对名誉的道义”还要求人们的生活应该与其身份相符。如果一个人不遵守这种“道义”，他就失去了自尊。德川时代的《奢侈取缔令》，对一个人的吃穿住用都做了繁复的规定。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事无巨细地遵守规定，并视之为自尊的组成部分。这种根据出身阶级制定的法律，会让美国人深恶痛绝。在美国，自尊是与提高自己的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成不变的《奢侈取缔令》无疑是对美国社会基础的否定。德川时代的法律规定，某个阶层的农夫只可以为孩子买某一种玩具娃娃，另一个阶层的农夫只能买另一种玩具娃娃，这让美国人难以想象，无比震惊。在美国，人们用另一种方法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拥有一套玩具火车，而佃农的孩子有玉米棒制成的娃娃就心满意足了，所有人都认可这样的事实。美国人承认收入的差别，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努力获得一份更高的收入是美国这种自尊系统里的一部分。由收入的高低决定购买哪种玩具娃娃，这并不违背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富人当然能够为孩子购买更好的娃娃。在日本，变得富有会受人质疑，安守本分则不会。甚至在今天，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依然通过遵守等级制度的习俗来确保自己的自尊。这对美国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就在他的著作[2]的前言中指出了这一点。他本人出生于18世纪的法国，尽管他对平等主义的美国给予了好评，但他依然熟悉并热爱贵族的生活方式。用他的话说，美国虽然拥有其特有的诸多美德，但缺少真正的尊严。“真正的尊严总是各安其所、不卑不亢。上至王侯，下至农夫，都是如此。”托克维尔一定能够理解日本人的态度，即认为阶级差异本身并不是一种耻辱。

今天，在对各种文化进行客观研究的时候，人们认识到不同的民族对“真正的尊严”有不同的定义，正如他们对耻辱都有自己不同的定义一样。现在有些美国人叫嚣，只有实行美国的平等主义，日本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尊，这其实是犯了种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如果这些美国人——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希望有“一个自尊的日本”，他们就必须认清日本人自尊的基础。就像托克维尔一样，我们承认这种贵族式的“真正的尊严”正在从现代社会消失，我们坚信另一种不同的也是更好的尊严正在取而代之。毫无疑问，日本也将如此。同时，日本必定会凭借自己而不是美国的基础重建其自尊，也必定会以自己的方式净化自身。

除了安分守己以外，“对名誉的道义”还有许多其他需要履行的责任。借贷的时候，借款人会以“对名誉的道义”发誓。上一代人经常会这样说：“如果不能偿还这笔欠款，就叫我在大庭广众下受尽侮辱。”实际上，即使他没有做到，也不会当众受辱。日本没有使人当众受辱的惩罚。但是当新年来临，必须还清所有欠债的时候，无力偿还的负债人可能会用自杀来“洗刷污名”。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在除夕夜自杀，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挽回自己的名誉。

各行各业都有“对名誉的道义”的相关责任。在特定的情况下，当某人成为众矢之的，备受责难时，日本人的要求经常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学校失火，即使校长对火灾完全没有责任，他也会引咎自杀，因为火灾危及到了学校中悬挂的天皇画像。还有老师因为冲进火场抢救天皇画像而被活活烧死。他们用死亡来证明自己“对名誉的道义”的重视，以及对天皇的忠诚。还有一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人在庄严地宣读天皇《教育敕谕》[3]或者《军人敕谕》时发生口误，结果用自杀来洗刷污名。现任天皇在位期间，有人不小心给儿子取名“裕仁”——这是天皇的名字，在日本必须避讳——因而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自尽。

在日本，专业人士“对名誉的道义”的要求是十分严苛的，但又未必是像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职业道德标准。当教师说出“出于教师名誉的‘道义’，我不能承认自己不知道”时，他其实是在说，即使他不知道青蛙属于哪种动物，他也要装作自己知道。即使英语老师仅凭学校教授的几年英语就去教学，他也不能允许别人来纠正他的错误。对一位教师而言，“对名誉的道义”就是特指这种自我防卫意识。同理，商人出于对商人名誉的“道义”，他们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他的资产已严重萎缩，也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自己为公司制定的计划已经失败。外交家在“道义”上也不能承认自己外交方针的失败。所有这些“道义”都是把个人与工作极度关联在一起，任何对个人行为或者能力的批评都自然而然地变成对其本人的批评。

日本人对别人指责自己失败和无能所做出的反应，在美国也屡见不鲜。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在受到诋毁时就会怒不可遏。但是，美国人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样强烈的自我防护意识。如果一位老师不知道青蛙属于什么种类，他认为与其假装知道，不如直接承认，尽管他也有可能掩饰自己的无知。如果一名商人不满意自己以前提出的策略，他会提出另一种全新的方案。他不会认为一贯正确是维持自己的自尊的前提条件，也不认为一旦承认错误就必须辞职或退休。但是在日本，这种自我防护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因此，不当面过多地指出某人专业上所犯的错误，这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礼仪。

在一个人与别人竞争失败的情况下，日本人的这种敏感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在应聘过程中别人被优先录用了，又或者是自己在选拔考试中失利了。失败者会为此感到“蒙羞”。这种耻辱感在某些情况下会促使人奋发图强，但更多情况下会让失败者感到沮丧。他会丧失信心，要么变得抑郁萎顿，要么变得怒不可遏，或者两者兼有。他的努力遭受挫败，意志就会消沉。对美国人来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日本的竞争不会产生在美国的生活体系中那样积极的社会效应。美国人高度依赖竞争，并将其视为一件“好事”。心理测试表明，竞争能够刺激美国人更好地工作，并激励其业绩不断提高。如果没有竞争，只是各自独自完成某项工作时，他们的成绩总是不如竞争中的表现。然而，日本的测试结果则恰恰相反。这一点在少儿期结束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日本的孩子们仅仅把竞争当作游戏，根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在少年和成年人中，一有竞争时，其表现就变得非常糟糕。测试对象在独自工作时，进步明显，失误减少，速度提升。但是，一旦加入竞争对手，他们的失误就开始频频出现，速度也大幅度下降。换言之，用自我标准来衡量进步，而不是与别人进行比较的情况下，他们表现得都很好。日本的实验者们正确地分析了这种竞争环境下导致纪录不佳的原因。他们认为：一旦项目引入竞争，测试对象就开始担心自己被别人比下去，工作因此受到了影响。他们对竞争异常敏感，视其为一种侵犯。于是，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与侵犯者的关系上，而不是手中的工作。[4]

接受这种测试的学生，最容易受到因失败而导致名声受损的影响。与教师或商人坚持维护其对职业名誉的“道义”相同，学生们也十分重视对学生名誉的“道义”。在竞争比赛中失利的学生队伍，会沉浸在失败中而感到耻辱——赛艇队员会扑倒在船上，抱着船桨，号啕大哭；棒球队员也会抱成一团，悲痛欲绝。如果是在美国，人们会说这些人经不起失败。在美国人的礼节中，败者应该承认胜者技高一筹，并同胜者握手致意。无论谁都不希望失败，但美国人瞧不起那些因为失败而情绪失控的人。

日本人总是想方设法回避竞争。他们的小学把竞争降到几乎没有的地步，这是美国人不可想象的。日本教师得到的指示是教育每个孩子提高自己的成绩，而不能给予他们相互比较的机会。他们的小学没有留级制度，所有的学生一起完成基础教育，又一起升入中学。学生的成绩单上记录的是学生在校的操行，而不是学习成绩。当真正的竞争不可避免时，例如中学的入学考试，孩子们的压力理所当然空前巨大。每个老师都知道一些孩子因为得知考试失利而自杀的故事。

这种尽量减少直接竞争的努力贯穿日本人的整个生活。在一个以“恩”为基础的道德体系中，几乎没有竞争的空间。美国的宗旨则是鼓励竞争，在与同辈人的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日本人的等级制度及其相关的详尽规定，都是在尽量避免直接竞争。家族体系也限制竞争，因为从制度上说，日本的父子不像美国那样存在竞争关系；他们可能相互排斥对方，但是不会直接竞争。美国家庭中父子争着使用汽车，为获得妻子/母亲的关心而争执，这让日本人总是带着惊讶的语气进行评论。

在日本，担任调停的中间人无处不在，这是消除两个竞争者的直接对抗的最典型的方法之一。如果一个人因为事情办不成而可能感到耻辱，那么中间人就必不可少。因此，从提亲、求职和离职到安排其他无数日常事务，各种场合都需要中间人，以便向当事双方转达意见。在像婚姻这样重要的事情上，双方都会聘请自己的中间人，由他们先进行细致的磋商，然后再向自己一方的当事人转达。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可以避免双方当事人听到对方的要求和指责；如果直接交流，就可能因为“对名誉的道义”而引起怨恨。中间人也因发挥其重要作用而获得声望，并因其成功的斡旋而赢得社会的尊重。中间人会因此而努力谈判，顺利达成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中间人还以同样的方式，帮助客户打探潜在雇主的看法，或者向雇主转达雇员离职的意向。

对某人名誉的“道义”进行质疑，一定会让人感到羞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日本人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礼节。因此，这些可能引发羞辱的情况被降到了最低，而且远远不限于直接竞争的范围。日本人认为，主人应该衣着考究并用特定的欢迎仪式迎接客人。所以，如果在拜访某个农夫时发现他还穿着工作服，那么客人就不得不等一会儿。农夫不会马上招待客人，直到他换上合适的衣服并准备好相应的礼仪。甚至主人不得不在客人等待的房间里更换衣服时，情形也没有什么不同，在换上得体的衣服前，主人会视若无睹，就像客人不存在一样。同样，在农村，男孩会在夜晚拜访女孩，那时女孩的全家都已熟睡，女孩也已经躺在床上。女孩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男孩的求爱，但是男孩必须在脸上蒙上手巾，这样如果他被拒绝，第二天也不会感到羞耻。这种伪装不是为了让女孩认不出他，而是纯粹的掩耳盗铃，以至于日后不必承认自己曾经受到羞辱。日本的礼节还要求，在事情确定成功之前，尽可能地不要引起注意。媒人的职责之一就是在订婚之前安排未来的新郎新娘见面。他们必须想尽办法将见面安排成一次偶遇，因为如果在这个阶段就确定了见面的目的，一旦谈不成，就会危及一方或者双方家庭的名誉。两个年轻人必须由各自的父母或其中一人陪同，媒人充当主人或者女主人的角色。最合适的安排就是在一年一度的菊花展或者观赏樱花时，或在著名的公园里，或在娱乐场所中，让他们“不期而遇”。

通过以上方法以及其他更多的方法，日本人尽力避免可能因失败而带来的羞辱。尽管他们一再强调每个人都有洗刷自己污名的责任，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总是尽量减少受到侮辱的可能。这与太平洋群岛上的许多部落存在显著差异，虽然他们同日本人一样，十分重视洗刷污名。

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5]，以种植为生的原住民中，部落或个人行为的主要动力就是那些必定引起怨恨的侮辱。他们每次举行部落宴会，都必然是这样的——一个村子情绪高涨地数落另一个村子，说他们穷得连十个宾客都无法招待；又如此小气，以至于连芋头和椰子也要藏起来；或者说他们的首领愚蠢无比，就算想要组织宴会也无法办成。然后，被挑拨的村落就大摆筵席，盛情款待所有宾客，以此洗刷污名。婚姻的安排和金钱交易也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即便是作战，在开弓射箭前，双方也要激烈地对骂一番。他们对微不足道的琐事的处理，也好像会引发一场殊死搏斗一样。这种羞辱对采取行动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这些部落也因此充满活力。但是，没有人会称这些部落为礼仪之邦。

与此相反，日本人则是礼貌待人的典范。正是这种极其明显的礼貌，可以衡量日本人如何避免必须洗清污名的情况出现的能力。他们依旧把受辱引起的愤怒作为获得成功的激励手段，但又尽量减少可能产生怨恨的事态。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或者因为限制受辱的传统手段在压力下失效时，这种积极作用才会发生。毫无疑问，日本能够在东亚称霸，以及在过去这十年间顺利实施对英美战争的策略，这种激励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西方人关于日本人对侮辱过度敏感、热衷于复仇的讨论，相较于日本，其实更适用于新几内亚那些善于使用侮辱手段的部落。而且很多西方人对日本战后行为进行了预测，结果与事实相差甚远，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对名誉的道义”在日本所受到的特殊限制。

美国人不应该因为日本人谦逊有礼就低估他们对玷污名誉的敏感。美国人经常随意地评论他人，认为这是一种游戏。我们很难想象得到，在日本，一个随意的评价会引发致命的后果。牧野芳雄是一位日本画家，他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英文自传，书中生动地描写了日本人在认为自己受到嘲笑后的典型反应。当他撰写自传时，他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度过了大部分的成人时光，但是他对这件事的感受如此强烈，仿佛依然生活在他的家乡——爱知县的乡村里。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名望的地主，他是家中幼子，在温馨的环境下长大，备受宠爱。童年快结束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随后父亲也破产了。为了还债，他们不得不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家道中落，牧野没有钱实现自己的抱负。学习英语，就是他的抱负之一。为此他找到附近的教会学校，做了看门人。直到十八岁时，他从未去过周围几个乡镇之外的地方，但他下定决心要去美国。

我拜访了一位曾经我最信任的传教士。我告诉了他我想去美国的心意，希望他能向我提供点有用的信息。但让我大失所望的是，他惊呼道：“什么，你想去美国？”

他的妻子也在房间里，两个人一起嘲笑我！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头部的血液都沉到了脚底！我在原地默默地站了几秒钟，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连“再见”也没有说。我告诉自己：“一切都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走了。现在，我想写下离开的原因。我始终认为，不真诚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罪恶，而没有什么比嘲笑更加不真诚的了！

我总是能够谅解别人的愤怒，因为发脾气是人类的本性。如果有人对我说谎，我通常也能原谅他，因为人类的天性是软弱的，很多时候人们没有坚定的意志去面对困难并说出真相。如果有人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我，我也会原谅他，因为人云亦云，这种诱惑很难抵挡。

甚至对杀人犯，根据实际情况，我也可能会原谅他们。但是，对于嘲笑，我决不原谅。只有故意不真诚的人，才会去嘲笑一个无辜的人。

请允许我给出我对这两个词的定义。杀人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灵魂和心灵的人。

灵魂和心灵远比肉体珍贵，所以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实际上，那名传教士和他的妻子试图杀害的，正是我的灵魂和心灵。我心中痛苦万分，它在大喊：“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6]

第二天早上，他把自己的所有东西放进一个包袱，离开了那里。

一个身无分文的日本乡村少年想去美国当画家，那个传教士难以置信。这种态度让牧野觉得自己被“杀害”了。他感觉自己的声誉遭到了玷污，只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洗刷污名。在遭受到传教士的嘲笑后，他只能离开那里，并且证明自己有能力到美国去。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他用“insincerity（不真诚）”这个词来指责传教士，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奇怪。就美国人对“真诚”的理解，那个传教士的感叹其实相当“真诚”。但作者用的是这个词在日文中的含义，不希望挑起争端却又贬低别人的人是不够真诚的。这种嘲笑充满恶意，是“不真诚”的有力证明。

“甚至对杀人犯，根据实际情况，我也可能会原谅他们。但是，对于嘲笑，我决不原谅。”既然无法“原谅”，那么对待诋毁的唯一可行的反应就是报复。牧野以到达美国的方式洗刷了污名。在日本传统中，当一个人受到侮辱或者诋毁后，复仇是一件等级颇高的“好事”。为西方读者写书的日本人，有时会用生动的比喻来描述日本人对于复仇的态度。新渡户稻造[7]是日本最仁慈的人之一，他在1900年写道：“在复仇中有一些东西，能够满足人们的正义感。我们对复仇的感觉就好像数学计算那样精确，直到方程式的两边都相等，我们才不会感觉还有什么事情未完成。”[8]冈仓由三郎[9]在《日本的生活与思维》一书中，将一个日本特有的习俗与之作比较：

许多所谓的日本人的心理特征，都是源于对纯净的热爱，以及相应地对污秽的憎恶。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事实上，我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当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受到轻蔑时，就会如我们身上的污秽和伤口一样，污秽不清洗干净，伤口就无法愈合。你可能注意到在日本的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经常有仇杀的案件发生，你不妨将它们看作是一个有洁癖的民族进行的一种晨浴习惯。[10]

他接着说，因此日本人“过着纯净不染的生活，像盛开的樱花那样美丽而宁静”。换言之，这种“晨浴”是为了清洗掉别人加在你身上的污秽，只要还有一点黏在身上，就不能说德行高尚。日本人没有这样的道德观：只要自己不觉得受到侮辱，就不算是受辱；只有“自身的行为”才会玷污自己，而不是别人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

日本的传统不断在公众面前宣扬这种如“晨浴”的复仇理念。无数的事件和英雄故事家喻户晓，其中最著名的是历史故事《四十七士物语》[11]。这些故事被写入教科书，在剧院中演出，改编成现代电影，还出版成流行读物，已经成为日本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些故事中，有很多是讲述对偶然失败的敏感。例如，一位大名让他的三个家臣说出一把好刀的锻造者是谁，而他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在请来专家鉴定之后，发现只有名古屋山三正确地认出了这是村正锻造的一把宝刀。鉴别错误的另外两人将此视为耻辱，决定要杀了山三。其中一人趁山三熟睡时用山三的刀刺伤了他，但是山三活了下来。谋害他的人从此专事报复，最后终于成功地杀了山三，维护了自己的“道义”。

《武士道》封面

《武士道》是由新渡户稻造创作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99年。它是一本研究武士之路的畅销书，许多有影响力的外国人都读过这本书，其中包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约翰·肯尼迪总统和童子军创始人罗伯特·巴登鲍威尔。(www.xing528.com)

还有其他一些故事，讲的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对自己的主君进行报复。在日本的道德观中，“道义”既意味着家臣对主君的誓死效忠，也同样意味着当家臣感到自己受辱时，就会反目成仇。有关德川第一任将军——德川家康的故事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川家康的一个家臣，听到家康这样评价他：“他是那种会被喉咙里的鱼刺卡死的家伙。”这是一种诋毁，暗指他将死得毫无尊严。不用说，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诽谤。于是这个家臣发誓，终身不忘这个耻辱。那时德川家康刚刚定都江户，正准备统一全国，但敌对势力仍然存在，情势并不平稳。这个家臣就暗中勾结了敌方领主，愿意作为内应火烧江户。他用这种方式维护了“道义”，报复了家康。西方人对日本人的忠诚的讨论大多不切实际，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道义”并不仅仅只是忠诚，在特定情况下背叛也是一种德行。正如他们所言，“挨打的人会变成叛徒”，受辱也同样如此。

历史故事中存在这两个主题：一个是犯错的人向正确的人进行报复，另一个是因受辱而报复，甚至报复的对象是自己的主君。在日本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中，这两个主题司空见惯，而且被描写得异彩缤纷。但是只要探究一下近代日本的各种传记、小说和生活实录就会发现，无论日本人在传统上多么推崇复仇，在今天的日本，复仇故事同西方国家一样稀少，甚至更为罕见。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对名誉的执着有所减弱，而是他们对侮辱和诋毁的反应越来越趋向于防御，而不是进攻。人们依旧将耻辱看得跟以前一样严重，但更多的时候选择了忍气吞声，而不是挑起争斗。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法律缺失，为复仇直接攻击的可能性更大。到了近代，有了法律和秩序的严密约束，要管理好相互间息息相关的经济事务也越来越困难，人们不得不注意复仇行为的隐秘性，或者藏在自己的心中。可以私下做手脚来报复自己的仇敌，但是绝不会公开，就像一个古老的故事中所塑造的，主人将粪便混在招待敌人的美味佳肴中，敌人无法察觉，其他人也不知道这一切。但是，即使是这种暗招在今天也很少见了，更多的是将矛头转向自己。当矛头转向自己时，人们会有两种选择：将耻辱当作一种激励，促使自己去实现“不能成”的事；或者让它吞噬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对失败、诋毁和排斥的脆弱，使他们很容易陷入自我谴责，而不是怨天尤人。过去几十年间，日本小说反复描述了有教养的日本人是怎样沉溺于抑郁寡欢和怒不可遏之间，无法自拔。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普遍拥有厌倦情绪——厌倦周围生活的一切，厌倦自己的家庭，厌倦城市，厌倦乡村。但这种厌倦不是源自目标遥不可及，而是比之于心目中所构想的远大理想，所有的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这厌倦也不是因为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反差。日本人一旦拥有对伟大使命的憧憬，他们的厌倦情绪就会消失。无论这个目标多么遥远，他们也会彻底摒弃厌倦情绪。日本人特有的这种厌倦，是一个民族因过于敏感而罹患的疾病。他们对遭受拒绝感到恐惧，并把这种恐惧埋藏在心里，让自己陷于苦恼之中。日本小说对厌倦心态的描述，与我们熟悉的俄国小说不同。在俄国小说里，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差距是造成主人公所有倦怠生涯的基础。乔治·桑塞姆爵士曾经说过，日本人缺乏这种现实和理想对比的感觉。他不是以此说明日本人拥有厌倦情绪的原因，而是说明他们的人生哲学和基本人生观是怎样形成的。诚然，日本与西方在基本观点上的巨大差异，远远超出了这里所提到的特例，却与日本人备受抑郁困扰的情况有特殊的联系。日本和俄国都是擅长在小说中描写厌倦的国家，这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小说里很少涉及这类题材。美国的小说家总是将书中人物的苦难归咎于性格上的缺陷，或者残酷世界的打击；他们很少描写简单而纯粹的厌倦。当个人对环境不适应时，美国小说家必然会写出引发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以激起读者从道德上谴责男女主人公的某些缺陷或社会秩序的某些罪恶。日本也有关于无产阶级的小说，抗议城市中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以及商业渔船上的恐怖事件。但是，日本的人物小说所描绘的世界——就像一名作者所说的——人物的情绪总是突然爆发，就好比一阵飘忽的有毒气体。无论是书中人物还是作者，都认为没有必要分析当时的情况或主人公的生平，来解释这团愁云的来源。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让人无比伤感。传统故事中的主人公用攻击来对付敌人，而现在他们将这种攻击转向自己的内心。对他们来说，抑郁的出现没有明确的缘由。他们也可能会归咎于某件小事，但这些事给人留下的印象很奇怪，即它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

现代日本人对自身采取的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根据他们的信条，自杀只要得当，就能够洗刷自己的污名，恢复往昔的名誉。美国人谴责自杀，将其看作对绝望的屈服；日本人则尊崇自杀，认为它是一种高尚的、有意义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名誉的“道义”，自杀是最为光荣的选择。在新年无力还债的人，因某些不幸事件而引咎自杀的官员，因毫无希望的爱情而双双殉情的恋人，为了抗议政府推迟对华战争而自杀的爱国者，他们与考试失败的男孩、避免被俘的士兵一样，都将最终的暴力转向自己。一些日本权威人士认为，在日本这种自杀倾向是新近出现的。是否如此很难判断，但统计数字显示，社会观察家们近年来过高估计了自杀的发生率。从比例上看，19世纪的丹麦和纳粹上台前的德国，其自杀率比日本过去任何时期都高。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日本人崇尚自杀这一主题。就像美国人大肆渲染犯罪题材一样，日本人大肆宣传自杀题材，感同身受，乐在其中。相比毁灭他人，他们更愿意选择毁灭自己。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让自杀成为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人们从谈论自杀事件中获得的某种满足，是其他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与封建时代的历史故事相比，近代日本的自杀更加自虐。在那些历史故事中，一位武士遵照政府的命令自杀身亡，以避免死于不名誉的处决，如同西方士兵宁愿被枪打死也不愿上敌人的绞刑架，或者为避免落入敌人之手惨遭折磨而自杀。武士被允许“切腹”，就好像遭受耻辱的普鲁士军官有时被允许用手枪秘密自杀。当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其他方式挽回名誉时，他的上级会在房间的桌上留下一瓶威士忌和一把手枪。对日本武士来说，自杀是此时此刻唯一可选择的方式，死亡是注定的。在现代，自杀是主动选择去死。人们不再去刺杀别人，反而时常把暴力加诸自身。在封建时代，自杀行为是一个人勇气和决心的最终体现，在今天，自杀却成了一种可供选择的自我毁灭方式。在过去的两代人中，每当日本人觉得“世道不公平”，或者“方程的两端”不相等，或者需要通过“晨浴”来洗刷污秽时，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别人。

将自杀当作最终的表达方式为己方赢得胜利，虽然它在封建时代和现代社会都有，但是在今天已经有了方向上的改变。德川时期有一个著名故事，讲的是幕府里有位地位很高的老顾问，他在顾问团全体成员和将军本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袒露身体，将刀放在肚子上，准备随时剖腹。这种自杀的威胁持续了一天，最终奏效了，他举荐的人得以继承将军之位。他达到了目的，就不必自杀了。用西方的表达方式来说，这位老顾问依靠胁迫手段赢得了那个位置。但是在现代，这种因抗议而自杀的行为是信念坚定的烈士在殉道，而不是谈判代表用来谈判的手段。自杀一般发生在自己的提议失败之后，或者是因为对某些已签署的协议（如《海军裁军条约》[12]）抗议无效，以求名留青史。这时，自杀绝不是一种威胁，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足以影响公众舆论。

切腹仪式

切腹是一种日本自杀仪式。它最初是为武士保留的，但后来也被其他日本人用来为自己或家人保护荣誉。为了不落入敌人手中（并避免可能遭受酷刑）或为了避免对犯有严重罪行的武士判处死刑，武士选择自愿切腹。仪式包括将一把短刀片（传统上是武士刀）插入腹部并从左向右拉动刀片，将腹部切开。如果切割进行得足够深，它可以切断主动脉，导致腹部大量失血，使人迅速死亡。

当“对名誉的道义”受到威胁，就把攻击的矛头转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逐渐加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然采取自杀这种极端的手段。自我攻击可能仅仅表现为抑郁和消沉，以及在日本知识分子阶层盛行的那种厌世情绪。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厌世情绪之所以在这一特定阶层广泛蔓延，是因为知识分子人数众多，在等级制度中地位还不稳固。他们之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更加脆弱，因为当局害怕他们带着“危险的思想”，对他们很是怀疑。日本知识分子通常将自己的抑郁归咎于欧化带来的混乱，但是这种解释不够深入。日本人典型的情绪波动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变成强烈的厌倦情绪，这一传统让许多日本知识分子备受折磨。20世纪30年代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传统方式来摆脱这种厌倦情绪：他们接受了民族主义的目标，再次将攻击的矛头从自身转向外界。通过对外的极权主义侵略，他们终于再次“找到自我”。他们摆脱了不愉快的情绪，感受到内心有一股全新的巨大力量。他们知道，在处理自己的人际关系时做不到这一点，作为一个征服者却能够做到。

现在，战争的结果证明这种信念是错误的。消沉再次成为日本人的一种巨大的心理威胁。无论日本人的意愿如何，他们总是无法轻松克服这种情绪。心理威胁已深入人心。“再也不用担心炸弹了，”东京的一位日本人这样说道，“这真是一种解脱。但是，我们不打仗了，生活也失去了目标。每个人都很茫然，心不在焉。我是这样，我的妻子也是这样，所有的日本人就像住院的病人一样，做什么事都慢慢吞吞，茫然无措。人们抱怨政府对战后的清理和救援工作进展太慢，但我认为那是因为政府官员的感觉和我们一样。”日本这种精神萎靡的状态，其危险与法国解放后的情况一样。在德国，投降后的最初半年到八个月里，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日本却不然。美国人能够理解这种反应，但让他们不敢相信的是，日本人竟然对战胜者的态度极度友好。几乎战争刚一结束，美国人就意识到日本民众接受了战败及其所有后果，并且是以极端友好的态度对待这一切。他们用鞠躬微笑来欢迎美国人，挥手致意，大声欢呼。这些人既不抑郁，也不愤怒。用天皇宣布投降时的话来说，他们“接受了不可能接受的结果”。那么，这些人为何不重建家园呢？根据占领条件，他们完全有机会这么做。占领军并没有驻扎在每个村落，行政权力也仍然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整个国家似乎都在微笑着挥手致意，却将自己的事务置之不顾。然而，正是这个国家，在明治早期实现了复兴的奇迹，在20世纪30年代倾注充沛的精力准备军事扩张，它的士兵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奋不顾身，一个岛接一个岛地拼死战斗。

这的确是同一个民族。他们的反应是与其本性相一致的。他们的情绪在奋发努力和消磨时光之间摇摆，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此刻，日本人关注的是如何在战败的情况下维持自己良好的声誉，他们认为表示友好就能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据此推断出一个结论：依附美国就能获得安全。因此，他们轻易地认为，努力会招来怀疑，还是消磨时光更稳妥。于是，消沉的情绪就蔓延开来。

但是，日本人并不喜欢消沉。“从消沉中奋发而起”，“将别人从消沉中唤醒”，这些就是日本常见的号召大家改善生活的口号。甚至在战时，这些话也是电台里时常播放的内容。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同消极态度做斗争。1946年春天，日本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提及日本名誉遭受的玷污：轰炸后的废墟还没有清理完毕，某些公共事业还没有得到恢复，“我们正处于全世界的瞩目之下”。媒体还抱怨那些无家可归的家庭，指责他们态度消沉，聚集在火车站过夜，让美国人看到了他们的惨状。日本人对这种唤醒他们的名誉心的呼吁是能够理解的。他们也希望做出最大的努力，以便将来能够为日本在联合国里赢得一席之地。这也是为了名誉而努力，但方向则焕然一新了。如果未来大国之间实现了和平，日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赢回自尊。

名誉是日本人永恒的追求。这是赢得尊敬的必要条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则可以随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一旦情况有变，日本人就会转变态度，重新踏上新的道路。不同于西方人，变化立场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道德问题。西方人追求的是“原则”及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即使失败了，立场也不改变。欧洲在战败之后，人们都团结起来，到处组织地下反抗活动。在日本，除了少数极端顽固分子，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认为没有必要对美国的占领军采取抵抗运动或者组织地下反抗活动。他们不认为有坚持旧的道德的必要。从占领的第一个月起，美国人即便是独自一人，也可以安全地搭乘拥挤的火车去日本的偏远乡下游历，还会受到官员们的礼貌接待，尽管这些官员曾经可能都是民族主义者。时至今日，没有发生过一起复仇行为。当美国人的吉普车从乡村穿过时，孩子们夹道用英语高呼“你好”和“再见”。婴儿太小无法自己挥手，母亲就会摇动他们的小手向美国士兵致意。

日本人战败后的这种彻底转变，美国人很难理解。这是他们无法做到的。对美国人来说，相比战俘营中日本战俘的态度转变，这是更加难以理解的。因为战俘认为，对日本来说，自己已经死了，而“死人”会做什么谁也无法知道。在了解日本的西方人中，几乎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与战俘态度转变相同的变化在战败后的日本也会发生。大部分人认为日本“只知胜败”，失败对他们而言是奇耻大辱，必然会铤而走险持续不断地报复。有些人甚至相信，日本的民族特性会导致他们无法接受任何媾和条款。其实，这些研究日本的学者都没有真正理解“道义”。从维护名誉的可选择的手段中，他们只挑选了复仇和侵略性这两种显著的传统方式，而没有考虑到日本人另辟蹊径的习惯。他们将日本攻击性的道德观与欧洲模式混为一谈。根据欧洲模式，任何个人或国家要战斗，必须先确信战斗的理由是永远正义的，并从憎恨和义愤中汲取力量。

日本人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侵略行为的理由。他们迫切需要全世界的尊敬。他们看到强大的国家通过武力赢得尊敬，从而开始走上相同的道路。由于资源匮乏，技术落后，他们不得不采取比希律王[13]更残暴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归于失败，这就意味着对他们来说侵略不是最终获得名誉的途径。“道义”总是同等地意味着进行侵略和遵守互敬互重的关系。因此，战败后的日本人从前者转向了后者，而且没有任何的心理挣扎。他们的目的仍然是维护名誉。

在日本历史的其他场合中，他们也曾有过类似行为，这让西方人感到十分困惑。1862年，日本结束了漫长的封建锁国。在这帷幕刚刚拉起的时候，一位名叫理查德森的英国人在萨摩藩被杀害[14]。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发源地，萨摩武士是公认的全日本最傲慢、最好战的武士。英国派远征军讨伐，轰炸了萨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虽然在整个德川时期，日本人一直在制造火器，但是他们只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枪炮，鹿儿岛自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但这次狂轰滥炸的结果却令人惊讶，萨摩藩没有向英国誓死报复，而是寻求与之建立友谊。他们目睹了对手的强大，试图向对手学习。于是他们与英国建立了贸易关系，并于第二年在萨摩建立了一所学校[15]。根据当时一位日本人的描述，在这所学校里，“教授的是西方科学和知识的奥秘……由‘生麦事件’而引发的友谊在不断发展”。[16]“生麦事件”就是指英国讨伐萨摩和炮轰鹿儿岛事件。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例。另一个与萨摩藩不相上下，同样以好战和排外著称的是长州藩。两个藩都是提倡天皇复辟的领导者。没有正式权力的天皇宫廷曾颁布敕令，命令将军在1863年5月11日之前将所有的夷狄赶出日本本土。幕府将军无视这道命令，长州藩却没有等闲视之。它从要塞里向穿越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了炮。日本的枪炮和火药太过落后，无法对商船造成伤害。但是，为了给长州藩一个教训，一支西方各国的联合舰队很快摧毁了那些要塞。尽管西方列强要求三百万美元的赔偿，轰炸的结果如萨摩一样让人感到奇怪。正如诺曼在论及萨摩和长州事件时所说：“这些攘夷派领袖们做出了完全的转变，无论其背后有着多么复杂的动机，这种行为都表现出了现实主义和沉着镇定的态度，这不得不让人表示敬佩。”[17]

这种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是日本“对名誉的道义”的光明面。“道义”就像月亮一样，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其阴暗面使日本将美国的《限制移民法案》和《海军裁军条约》视为国耻，进而驱使他们推行了灾难性的战争计划。其光明面又使日本能够在1945年善意地接受投降的后果。日本仍然是依其本性行事。

近代的日本作家和评论家从“道义”所包含的责任中筛选出一部分内容，并介绍给西方人，称之为“武士道”，字面意思为“武士的道路”。这种说法造成了一定的误解，而且有很多原因。“武士道”是近代才出现的正式用语，其背后没有“迫于道义”“完全出于道义”和“为道义竭尽全力”这类说法所拥有的深厚民族感情，也没有包括“道义”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它只是评论家们臆造的产物。除此之外，它还曾变成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并随着他们的倒台而受到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从此不再“讲道义”。对西方人来说，现在理解“道义”在日本的含义，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将“武士道”等同于武士阶级也是误解的来源之一。“道义”是所有阶级共有的美德。与日本的其他责任及规矩一样，社会地位越高，“道义”就越沉重。但是，即便日本人认为“道义”对武士来说更为沉重，也同时会要求所有社会阶层都要履行“道义”。外国观察家则可能认为，“道义”对平民的要求最高，因为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更少。对日本人来说，只要他在自己的圈子里获得尊敬，他就获得了足够多的回报；而且，“一个不讲道义的人”始终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坏蛋”。他将遭到同伴的鄙视和排斥。

[1]胜伯爵，即胜海舟（1823—1899年），日本江户时代末期至明治时代初期政治家，幕府海军创始人，历任外务大丞、兵部大丞、海军大辅、参议兼海军卿及元老院议官等职，与山冈铁舟、高桥泥舟并称“幕末三舟”。——编者注

[2]即《论美国的民主》，参见本书第三章有关注释。——译者注

[3]《教育敕谕》，是明治天皇1890年10月颁发的关于国民精神和各级学校教育的诏书。——译者注

[4]参见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的《日本人的性格与道德》。——原注

[5]美拉尼西亚，太平洋三大岛屿群之一。岛名源自希腊语，意为“黑人群岛”。——译者注

[6]牧野芳雄，《我的童年》，1912，159—160页，（原文斜体字部分）。——原注

[7]新渡户稻造（1862—1933年），日本农学家、教育家、国际政治活动家，东京女子大学创立者。——编者注

[8]语出《武士道》。——原注

[9]冈仓由三郎，日本语言学家、词典学家和教育家，编撰的《新和英中词典》在日本影响深远。——译者注

[10]语出《日本的生活和思维》，17页。——原注

[11]《四十七士物语》，日本民族史诗。参见本书第十章。——编者注

[12]《海军裁军条约》，1930年4月22日，由华盛顿海军条约缔约国——英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召开伦敦海军军备会议，商议签订《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最终，法国与意大利未参加该条约。该条约有效期至1936年12月31日为止，史称第一次伦敦海军条约。1936年1月，日本宣布退出该条约。1936年3月25日，美国、英国和法国签署了新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意大利依然未参加该条约。该条约有效期至1942年12月31日止，史称第二次伦敦海军条约。——译者注

[13]希律王，犹太统治者（前37年至前4年在位），以残暴而闻名于世。耶稣诞生那一天，为了防范这位未来的“犹太王”，希律王在四处寻找不得时，竟下令在一夜间将伯利恒全城及周边两岁以下的男孩全部杀死。——编者注

[14]即“生麦事件”。1862年8月，萨摩藩武士在横滨附近的生麦村肇事，以英国人挡道为由，砍死欲横穿队列的理查德森，并砍伤其同行二人。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向幕府及萨摩藩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并于次年派舰队炮轰了萨摩藩。挑起事端的是萨摩藩武士，作者因此误以为发生在萨摩。——译者注

[15]即开成所，成立于1863年，是幕府的洋学机构。1877年，与其他机构组成东京大学。——译者注

[16]参见赫伯特·诺曼《日本近代国家的诞生》，44—45页。——原注

[17]参见赫伯特·诺曼《日本近代国家的诞生》，45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