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转向方术，也影响到对老子的注释。河上公注和想尔注本已经有许多地方把《老子》一书的概念和命题说成是房中等术，这个倾向到后来有了更大的发展。据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他之前的《老子》注本共有六十一家，其中第一家是《老子节解》，并且认为它是“老君与尹喜解”。它的出现，当不会晚于唐初，甚至可能是唐代之前留下的思想遗产。
《老子节解》的内容残存于《正统道藏》中署名“顾欢述”的八卷本《道德真经注疏》中。该书完全依内修方术解释老子，《老子》说“当其无，有器之用”，《节解》道：“谓古人为土器，不烧炼，得水则败，为不成器也。子欲为道，不入室依时修炼者，则为俗人，必死也。”《老子》说“善闭，无关楗，不可开”，《节解》道：“谓闭气握固。上闭天牝，下闭地牡，故曰‘无关楗’。”《老子》说“塞其兑，闭其门”，《节解》道：“谓闭塞九窍，固精守气也。”《老子》说“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节解》道：“谓泥丸居上为大国，丹田处下为小国。行一之道，闭气咽液，下流丹田，液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气。胎息引之，还补其脑，推而引之，云布四海。”《老子》说“勇于敢则杀”，《节解》道：“谓贪为交接阴阳，欲得快心，生往死还，此曰勇也；轻道慢神，则致身夭，此曰敢也。二者皆自杀也。”它完全不讲治国之道，把一切普遍的概念和命题都说成是具体的方术举动。《老子节解》可说是唐之前《老子》方术化的典型代表。
唐代初年，河上公注本流行，玄奘译《老》以河上公本为底本，就说明了这个注本在唐代初年的地位。河上公注本不仅有个被玄奘斥为“同巫觋淫哇，等禽兽浅术”的讲叩齿咽液的序言，而且有把老子方术化的倾向。如它把“谷神不死”解释为“养神不死”：
谷，养也，人能养神则不死。神，谓五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肾藏精，脾藏志。五脏尽伤，则五神去矣。
《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河上公注认为“玄牝”就是鼻和口：
言不死之道，在于玄牝。玄，天也，于人为鼻；牝，地也，于人为口。天食人以五气，从鼻入，藏于心。五气清微，为精神聪明，音声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与天通，故鼻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从口入，藏于胃。五味浊辱，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人口，与地通，故口为牝也。
这样，《老子》说的“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就被解释为鼻口通天地，是元气往来出入的门户；而“绵绵若存”则被认为是讲胎息的呼吸微细，若有若无；“用之不勤”，则被说成是“用气当宽舒，不当急疾勤劳”；而《老子》说的“深根固蒂”，则被说成是藏气守精的长生之道：
人能以气为根，以精为蒂，如树根不深则拔，果蒂不坚则落。言当深藏其气，固守其精，无使漏泄。(www.xing528.com)
在这些地方，河上公注本和《老子节解》有着共同的思想倾向。河上公注本在唐初的流行，也就是以《老子》为方术书的思想在流行。所以当傅奕把老庄说成名教的时候，虽然有人埋怨道士们多以《老子》为业，而轻视三洞，但傅奕仍然感到孤独。
后来，围绕河上公注本，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开元七年（719），历史学家刘知几主张，废除河上公注本，专用王弼注本。他说：
岂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说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讹……岂如王弼英才俊识，探赜索隐。考其所注，义旨为优。（刘知几《孝经、老子注、易传议》）
但是宰相宋璟、博士司马贞不同意刘的意见，司马贞认为：
注老子《道德经》者，实谓玄言，注家多罕穷厥旨。河上公盖凭虚立号，汉史实无其人。然其注以养神为宗，以无为为体，其词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洁诚，大足以宁神安国。且河上公虽曰注书，即文立教，皆体旨明近，用斯可谓知言矣。王辅嗣雅善玄谈……在于玄学，颇是所长。至若近人立教，修身宏道，则河上为得。今请望王河二注，今学者俱行。（司马贞《孝经、老子注、易传议》）
两个《老子》注本的争论，实质是如何看待方术的争论。刘知几排斥河上公注，和玄奘等人一样，也是排斥其中的方术。刘指责河上公注“其言鄙陋，其理乖讹”，和玄奘指责该书为巫觋、禽兽之语，异曲同工。虽然这两次争论都未能使朝廷废除河上公注本，却严重打击了把《老子》方术化的倾向。其基本表现，就是唐代《老子》注本中，方术思想的削弱甚至消失，代之以讲治国修身之道、清通玄虚之理的注释。而在否定将《老子》方术化的倾向的时候，首先代之而起的，是注《老》的重玄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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