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简史：魏晋南北朝时期概览

张角失败，其道也后继乏人。但《太平经》还在，也有人诵读。南朝褚伯玉，“好读《太平经》，兼修其道”（《上清道类事相》卷一《仙观品》），南齐高帝为此特建太平观，供褚居住。而这一时期所编的道经目录，也把《太平经》列为“四辅”之一。不过公开以张角为前驱或师祖的是绝对没有了。后世道教信徒用这种方式，将张角革除了教籍。

五斗米道则还在流传。只是张鲁去世后不久，就发生了分化和腐败。《正一法文天师教诫科经》说：“从建安、黄初元年以来，诸主者祭酒人人称教，各作一治，不复按旧道法。”又说：“祭酒主者，男女老壮，各尔愦愦，与俗无别。口是心非，人头虫心，房事不节，纵恣淫情。”信徒们各行其事，教义、教规都不复依旧。而其中最大的变化，当是放弃原有宗旨，而以行方术、求长生为事。前述郗愔服符致病，羊欣好黄老就是例证。

和郗愔一起修黄老术的，有王羲之和许迈。《晋书·王羲之传》载：“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而王羲之修道的内容，主要就是服食仙药：“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王不能像秦皇、汉武那样派人替自己入海，只能亲往。他如此修道，是五斗米道徒放弃政治理想的例证。《晋书》把《许迈传》附于《王羲之传》，说明二人交往密切，也说明二人思想倾向一致。该传说许迈“初采药于桐庐县之桓山，饵术涉三年，时欲断谷……常服气，一气千余息”。他曾给王羲之写信说：“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

许迈曾师事做过南海太守，后来隐遁的鲍靖（靓、静）。《晋书·艺术传》说：“靓尝见仙人阴君，授道诀，百余岁卒。”北朝道安《二教论》则说鲍靖著《三皇经》：“晋元康中，鲍靖造《三皇经》被诛，事在《晋史》。后人讳之，改为《三洞》。”唐释明概也说鲍靖撰《三皇经》：“《三皇经》，鲍静所制……”（《决对傅奕谤佛毁僧事八条》）《三皇经》未必是三洞经书的全部，但把二者并提，则当倾向一致。依道安等人所说，三洞经，则几乎全是内修、服食，以求仙为目的的方术书。鲍靖当初所信，也当是五斗米天师道，后来造作《三皇经》，推崇方术。他的转变，当是天师道放弃政治理想，转向方术仙道的关键环节。

然而，五斗米道的信仰并没有完全丢失，一些信徒还保持原来的某些教义和教规。比如羊欣“常手自书章”，就是当初所谓“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的“自首其过”的表现。早于羊欣的殷仲堪，“少奉天师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财贿”。（《晋书·殷仲堪传》）他仍然保持五斗米道“主以《老子》五千文”的传统，“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同上）《世说新语》叙述此事，其《道德论》作《道德经》，则语义更明。《三洞珠囊》卷一，说他“家有疾病，躬为章符，往往有应”。这里的“章”，就是向神灵首罪的奏章；符，就是张角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用以治病的符。殷仲堪和郗愔、羊欣一样，把符也用于自家。放弃政治理想，动辄书章用符，是天师道被称为符箓派的重要原因；并由此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即书符驱鬼乃是天师道的基本事业，进而蔑称它为“鬼道”。

魏晋南北朝时代，也还有一些天师道徒，继续为他们的政治理想而奋斗。西晋初年，有陈瑞“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鱼一头，不奉他神……其为师者曰祭酒……瑞自称天师”。唐释明概《决对傅奕废佛僧事》也说：“晋武帝咸宁二年，有道士陈瑞以左道惑众，自号天师。徒附数千，积有岁月……”这当是天师道的一个分支。从这简单的记述看，他们就是那“祭酒人人称教”，不按旧法之类。

此后就是李特、李雄父子在四川建立的割据政权。李特祖居四川东部，其祖上就归附了张鲁。他们的政权有着天师道的背景。李雄称帝后，封范长生为“天地大师”，更加显出他们的天师道背景。《晋书》李雄本传说他“性宽厚，简刑约法，甚有名称”，“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他“为国无威仪，官无禄秩，班序不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颇有清静无为的意思。他还表白“本无心于帝王”，也是五斗米道的本色。当然，历经长期的儒教统治，儒教许多教义已经深入人心，李雄也坚持要行三年之孝，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因此，李雄的政权，只可说是带有五斗米道的色彩，还不能说就是五斗米道的政权。

据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篇》，还有一个兴于三国吴国、崇尚无为的李家道。其创始人李阿、李宽，以符水疗病，又兼导引、行气，颇类汉末张角和五斗米道所为。且信徒众多，“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其号为李八百。之后则不断有托名李弘者聚众起义。《太上洞渊神咒经》些微透露了这些起义者的思想状况。该经说，两晋之际，天下大乱，人不安居。“但闻有哭尸之声，不闻有仙歌之响。”但是在大乱之后，必定会有真君出世，拯救天下。而“真君者，李子弓口，王治天下”，“真君出世，无为而治，无有刀兵刑狱之苦。圣人治世，人民丰乐”。这时“道士为大臣，男女贞洁，无有淫心”。这显然是要实行老子的清静无为之治，在思想体系上属于张角、张鲁系统，是道教没有放弃自己政治理想的余音。

东晋后期，有五斗米道孙恩起义。孙氏世奉五斗米道，其叔父孙泰以传教得到了大批徒众：“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被流放到广州，广州刺史让他做郁林太守，“南越亦归之”。后被召还，做徐州主簿，“犹以道术眩惑士庶”。在平定王恭的叛乱中，孙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后来，他发动了起义：

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煽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晋书·孙恩传》）

这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才能又深得民心的人。他的支持者，不只是所谓愚民，还有“士”。“士庶多从之”，也说明他不是一个土匪、草寇，而是一个有政治目标的宗教领袖。这是张角的重现，是黄老道教又一次试图亲自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努力。

孙泰的起义准备似乎不能在完全秘密的条件下进行，“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晋书·孙恩传》）由于有人告发，孙泰被王道子所杀。这时孙恩逃到海上，立志复仇。此后孙恩与晋朝的战争，当是孙泰与晋朝斗争的延续。一场有着政治目标的起义变成了一场复仇战争。然而孙恩还是一呼百应，最盛时，响应者有数十万人。这说明了五斗米道政治理想能得人心。当时，“吴会承平日久，人不习战，又无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然而孙恩把复仇当做主要目标，没有大志大略，并且多行烧杀抢掠，终于遭致失败。这当是五斗米道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又一次尝试。

从陈瑞自称天师，到孙恩的失败，其间虽然有李雄的巴蜀政权，但从大体看来，这些斗争还是零散的和局部的。这些斗争不仅没有影响全国政局，也没能影响道教的主流。道教徒一步步地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转向追求个人长生。随着这个目标的转变，老子和《老子》书在道教中的地位也随之降低。

葛洪以后，上清派、灵宝派相继形成，并逐渐成为道教中的主要派别。

上清派的主要经典是《上清大洞真经》和《黄庭经》。这两部经，都是主张通过内修，主要是存思、行气等手段，来求成仙。《上清大洞真经》的存思对象，有五气，有日月，有星辰；《黄庭经》存思的对象，主要是体内的神灵。其存思过程，都是要念诵神名，想象神的形象，求它们永远守护自己身体各部，而不要离去。这些在《太平经》中仅处于极其次要地位的手段，在这里成了道士们的主要事业；《太平经》中对这种存思、内守的方法仅仅是一带而过，《上清经》则将它们不厌其详地加以发挥。黑格尔所谓的量变到质变，所谓后来哲学把此前哲学的次要命题变为主要命题，在这里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上清派的另一重要经书是《真诰》。《真诰》虽然首先论述的是道，说“道者混然，是生元气”，保持着《老子》的见解，但和《抱朴子内篇》以《畅玄》一样，哲学探讨并不是它的目的，也不是它的主要内容。它的主要内容，是上清派以存神为主的方术：“既存天神，亦存身中之神，并及服气、胎息、服符饮水、诵咒、守真一、辟谷食药、餐霞服雾、步罡朝斗、腾飞隐遁、守戒行善诸术及针灸、按摩、慎食等。”（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它可说是上清派方术的荟萃。

方术凌驾于道之上，老子也就必然屈居于新出的神灵之下。《真诰·甄命授》说，“太上者，道之子孙。审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为上清真人，为老君之师”，“老君者，太上之弟子，年七岁而知长生之要，是以为太极真人”。这样，老子的学说不再是清虚无为、清静自正的大道，而是长生方术；老子本人也不再是“太上”，而是“太上”之弟子。

与上清派约略同时形成的灵宝派，大约以先前就存在的《灵宝经》得名。灵宝派的主要经典是《度人经》，即《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这部经书，已经把元始天尊尊为至上神。其第一卷为经书本文，“主要叙述元始天尊在始青天中向十方天真大神、上圣高尊、妙行真人等演说灵宝度人经教，宣扬‘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之旨。其中正经二章，主要叙述诸天之中，有度人不死之神及其他司命、司禄、延寿、益算、度厄诸神，诸天之上各有生门，中有空洞谣歌之章，有闻灵音者得受诸神卫护，免除苦难，七祖升迁。诵之万遍，飞升太空，位登仙公等”。（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从司命、司禄、延寿和“七祖升迁”还可看出传统宗教和传统道教的影子，但认为诵经可以登仙，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而以天尊说法为基本内容，那就几乎是佛经的翻版。如果说，上清派还是把传统道教中的次要因素加以放大，从而改变了道教面貌；那么，灵宝派则几乎是照搬佛经，而另起炉灶了。

反映道教性质改变的重要文献之一，是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道教从汉初开始，因为本是从改造传统宗教而来，其神灵系统的基础也是传统宗教中的神灵。传统宗教中的神灵不过是现实国家组织的投影，在现实中，道教的领袖人物和儒者一样，要做帝王之师；在神灵系统中，道教的领袖则是上帝之师。其至上神，一直都是上帝。老子，其神名为老君，就是其最高领袖。老君为历代帝王之师，也是当时上帝黄帝之师，所以道教也称黄老。其宗教目标，也是要承天命而治理国家，致达天下太平。现在，宗教目标变了，传统宗教的神灵长期由儒教祭祀，他们已无望重祭这套神灵系统，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开始重新创造自己的神灵。《真灵位业图》是对这一时期道教创神成果的总结。(www.xing528.com)

《真灵位业图》把道教神灵分为七个等级。第一等以元始天尊为主神，其他是各位天帝、道君和元君。这就是说，道教的天尊，位于上帝之上。第二等以玉晨玄皇大道君为主神，配以魏华存、许穆等上清派创始人，这显然是上清派系的神灵。第三等以太极金阙帝君为主神，配以葛玄等灵宝派创始人，这是灵宝派系的神灵。第四等主神为太清太上老君，配以张道陵等天师道领袖人物，这是天师道的神灵。此下一直到第七等管理鬼魂之神。神灵系统的等级，大体上反映了当时道教中各种成分的配比，因而反映了当时道教的基本面貌。卿希泰等所著《中国道教史》对此评论道：

至东晋中、后期，上清派和灵宝派出，不再尊太上老君为最高神，上清派以元始天王或太上大道君地位最尊，灵宝派以元始天尊和太上道君地位最显，这两派的经书中虽也提到太上老君，但往往摆在稍次的地位，有些经书甚至把它作为元始天尊、元始天王和太上大道君的弟子来看待。如上清经书《洞玄灵宝大有妙经》就有老君“上启元始天王”、《智慧消魔真经》有“太上老君侍太上太道君之左”等说法。过去把老子作为“道”的化身，这时有些道书也把“道”的化身转给了元始天尊或元始天王。⁽¹⁾

除去认为太上老君曾为道教至上神外，其他叙述都完全符合这一时期道教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这一变化还体现为《老子》地位降低。南朝初年，陆修静为道书编目。虽然陆修静本人可能还保留着一点天师道的影响和对老子的崇敬，但他编的《三洞经书目录》却不收录《老子》，至少是未把《老子》放在重要地位。以至后来出现“三洞四辅”说时，《老子》只能作为“四辅”之一，而不能入洞。“三洞四辅”通称“七部”，见于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署名“孟安排”的《道教义枢·太部义》引《正一经图科戒品》叙述“三洞四辅”义道：

《太清经》辅《洞神部》，金丹以下仙品；《太平经》辅《洞玄部》，甲乙十部以下真业；《太玄经》辅《洞真部》，《五千文》以下圣业。《正一法文》，宗道德，崇三洞，遍陈三乘。

《老子》，和张角“颇有”的《太平经》，以及五斗米道的经书，此时都只是“三洞”的辅佐。道教中谁主谁次，也就一清二楚。这个分类还表明，金丹术虽然经葛洪大力宣扬，但魏晋南北朝时期似乎仍未得到特别重视，所以也只能是一辅，而不能入洞。

上述变化主要是在东晋到南朝发生的，到南北朝末年，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北方。《续高僧传·释彦琮传》载，“及周武平齐”，“武帝自缵道书，号《无上秘要》”，学术界对此没有异议。该书原为一百卷，今存六十八卷，一百三十五品。一至十品，依次为日品、月品、星品、三界品、九地品、灵山品等，所述从天下到地上，从天神到道教十大洞天，是一部道教的天文地理学；十一人品，十二身神品，十三人寿品，这是从天地讲到人；然后是劫运、帝王、洲国三品，是人所组成之国；十七论意品，论述因任虚无自然，是黄老的治国原则；十八王政品，论实行王政，也是黄老的旧志；十九品之下，就几乎全是与修仙有关的各种事物、方法和方术。《上清经》、《灵宝经》在其中占有显著地位，三洞四辅也以稍加改变的形式为该书所转载。这是一部南北朝末年的大型道教类书，它反映了自晋以来道教面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如果加以归结，则从魏晋开始，到南北朝为止，道教发生的重大变化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1．放弃政治理想，把长生不死当做主要宗教目标；少讲治国之道，多讲神仙方术。2．创造了元始天尊为至上神，太上老君即老子在道教中的地位下降。3．新造了三洞经书，《老子》（即《道德经》）及《太平经》等受到轻视。

这样的变化，也影响到人们对道教的总体认识。《魏书·释老志》道：

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授轩辕于峨嵋，教帝喾于牧德，大禹闻长生之诀，尹喜受道德之旨。至于丹书紫字，升玄飞步之经；玉石金光，妙有灵洞之说，如此之文，不可胜记……

这样的道教，主要是个求成仙的道教。不过，这里似乎仍然把老子视为“道家”之原。而在《隋书·经籍志》中，连老子的地位也难以保证。该志在“道经”后说道：

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所度皆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诸仙官……

太上老君成了元始天尊所度的天仙上品之一。撰述者对这种说法似乎不尽苟同，后面又说道：

推寻事迹，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箓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

接着就是陶弘景、寇谦之等的事迹。这样，该撰述者似乎也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载三十七家，特别是其中《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才是道经的根本。“云有元始天尊”之类，不过是陶弘景、寇谦之等人的造作。

在说“道经”之前，《隋书·经籍志》在诸子类中，还把《老子》、《庄子》书和诸子并列。然而其中也有《抱朴子内篇》，有顾欢的《夷夏论》，都是道教的经典文献。《隋书·经籍志》对道经这种左右为难的态度反映了当时道教宗旨摇摆不定状态。

道教面貌的重大变化，引起了道教内外的关注和不安，也因此招来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