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改革：魏晋南北朝的政治韬略

崔浩受到拓跋嗣的重托，引起鲜卑贵族的不满，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崔浩被逐出朝廷，居家赋闲。作为汉族文人在北魏朝廷中的代表，崔浩力图有朝一日复出，并希望通过自己的活动使北魏胡人建立的政权接受周孔儒教，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意识到，要让没有多少文化的鲜卑统治者接受儒学极其困难，只有利用他们迷信神灵的心理，让神灵代自己宣传，才能达到目的。于是，崔浩拉拢道教领袖寇谦之，改革道教，为现实政治服务。

汉代即已出现的道教，在民间很有影响，但由于东汉末张角兄弟利用道教进行反政府活动被镇压后，道教长期受到统治者的防范，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魏晋时，外来的佛教日益盛行，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因认为佛教是外来宗教，与自己从边地进入中原相类似，大力提倡，更使佛教压倒道教，成为社会各阶层广泛信仰的宗教。

一些汉族文人则认为道教是本土宗教，虽与儒学不合，但毕竟是华夏文明的产物。也因为这一心理与认识的原因，宗教的竞争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文化抗争的意味。崔浩本人也极其反对佛教，称佛教徒信奉的佛为“胡神”，即“异族的神灵”，甚至斥之为“胡妖鬼”。他还认为西晋灭亡后北方大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儒教衰微，都是佛教的过错。这种心理也促使他决心改革道教，使道教从秘密状态中走出来，为统治者所接受，对抗佛教，恢复儒教应有的地位。

423年十一月，拓跋焘登上帝位。次年，崔浩向拓跋焘献上他与寇谦之杜撰的《录图真经》六十卷。他称这是上年十月由太上老君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山亲手赐给寇谦之的，还说李谱文在汉武帝时得道成仙，原来他居住在平城附近的桑干河边，成仙后任“牧土宫主”。“牧土宫主”之所以赐给寇谦之《录图真经》，是要他“辅佐北方太平真君”，还说这位“太平真君”将“兴复儒教，继千年之绝统”，而且说只要他按《录图真经》中所说的那样建立道坛，祭拜如仪，便能成为“真仙”。

崔浩与寇谦之编造的这个神话，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促使当时的皇帝拓跋焘崇信道教。他们声称神仙李谱文在拓跋焘即帝位的前一月授予他们《录图真经》，要他们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而拓跋焘即位前的封爵正好是“太平王”。授予他们《录图真经》的李谱文在平城桑干河边得道成仙，任“牧土宫主”，又与定都平城且前身为游牧民族的拓跋鲜卑攀上了亲戚关系。

当时朝廷大臣对上述显然为伪造的神话半信半疑。崔浩又上书拓跋焘，竭力鼓吹。他说：“我听说过圣王出世，上天便会降下种种符瑞。据说帝尧、大禹时曾有大龟从黄河、洛水中浮出水面，背上呈现八卦纹路，但这只不过是用兽类的纹饰昭示世人。陛下即帝位，神仙降下亲手写成的《录图真经》，里边的文句深奥精妙，古代的圣王哪能与此相比。这确实是陛下与黄帝并驾齐驱为一代圣主的符应，怎能将其视为世俗常谈呢！”(www.xing528.com)

有人这样吹捧，拓跋焘当然龙颜大悦，他立即派人带上丰盛的礼品去祭祀嵩山，迎回山中的道士，尊寇谦之为“天师”，让他宣传“新法”，并将此事向全国公布。不久，拓跋焘让人在平城筑起高耸的“静轮天宫”，即道坛，带上朝廷公卿到此跪拜，表明自己承受天命为“太平真君”。此后，北魏每位皇帝即位都要到道坛去受“符篆”，道教便在北魏具有国教的地位。

其实，崔浩本人并不是狂热的道教徒，而是一个头脑清醒、以复兴儒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道教徒尊奉《老子》为圣经、视老子为教主，崔浩却宣称《老子》一书尽是胡言乱语，与圣人教化相违背，便充分表明他对道教的真实态度。当他与寇谦之接上关系后，却尊寇谦之为师，对他表现得极其恭敬，以至于招来旁人的讥讽。拓跋焘信道后，崔浩再次受到重用，进入北魏高层决策机构，从而得以发挥自己的才干，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却是讥讽他的人所不明白的。

崔浩只是将道教作为他复兴儒教的手段，“太平真君”的使命是继周公、孔子以来的儒教“绝统”，在这一方面，崔浩与唐代以儒教正统的继承人自居的韩愈颇有相似之处。在他与寇谦之合作的《录图真经》中，对原始道教中一些被上层统治者鄙夷的东西进行批判，加以剔除，使其更易为统治者所接受。他们吸取儒教关于礼仪制度的说法，为所谓的“道教”制定出一系列礼拜仪式。他们设计的道坛在外观上竟然与儒者所说的帝王宣布教化的场所“明堂”没有两样。当北魏皇帝穿上他们新创的道服到道坛去祭拜的时候，实际上已是在按儒教的那一套行事。

就这样，通过改革道教，崔浩巧妙地将北魏鲜卑族统治者陌生的儒教引进了北魏朝廷，并为促使拓跋焘宣布废除佛教、完全接纳儒教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