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忠孝节义的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多宣扬“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陈寿撰《三国志》，对诸如“秉义壮烈”的牵招，“抗节”“忠贞”的田畴、王修，“忠壮质直，节概梗梗”的陆凯，都给予高度的赞扬。特别是他很推崇臧洪那种“义不背亲，忠不违君”的节义之士，以向往的口气对其仗义而死做了详细而生动的叙述：袁绍增兵急攻臧洪，“城中粮谷以尽，外无强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谓曰：‘袁氏无道，所图不轨，且不救洪郡将。洪于大义，不得不死，念诸君无事空与此祸！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将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与袁氏本无怨隙，今为本朝郡将之故，自致残困，吏民何忍当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后无可复食者。主簿启内厨米三斗，请中分稍以为糜粥，洪叹曰：‘独食此何为！’使作薄粥，众分歠之……将士咸流涕，无能仰视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61]袁宏极力提倡孝道，要求臣子尽忠尽孝。凡属孝义之士，他都在《后汉纪》中加以表彰。尤其是他主张“正本定名”，认为“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62]在这里，袁宏把封建的“君臣关系”看成像天地高下一样的自然法则永恒不变和如同父子相继一般的血缘关系而不容混淆。他认为司马迁、班固和荀悦在“扶明义教”这一点上都做得不够，他撰《后汉纪》，就是要通过阐扬名教，以达到“弘敷王道”的目的。孙盛遵循“忠孝节义”的道德准则，高唱“君臣之义”，并把它贯穿于著述之中，以是否礼贤崇德和忍辱从君命作为臧否国君和人臣的重要衡量尺度。他要求臣下秉直仗义，“夫仗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63]。尤其强调臣下要奉持臣节，不能二三其德，要像古代的箕子、柳下惠、萧何、周勃等贤士忠良那样委身国事，忍辱从君命^[64]。孙盛认为，孙权之所以“不能克昌厥后，卒见吞于大国”，就在于他不持臣节，“向使权从群臣之议，终身称汉将，岂不义悲六合，仁感百世哉”！^[65]故对历史上那些既已“食人之禄”，而不能“死人之事”的动摇变节之臣，他都予以无情地鞭笞^[66]。干宝要求人们“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他认为这样便“可以取信于神明，无尤于四海”^[67]。因此，他十分称赞那些忠孝节义之士，如，“蜀诸葛瞻与邓艾战，败，及其子尚死之”。干宝论曰：“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68]基于此，他极力反对西晋那种上下失次、尊卑无序的社会现象，愤然抨击道：“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此大坏。”^[69]范晔很重视忠孝节义，并同孙盛一样，以此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志。他批评班固“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70]他撰《后汉书》，列《孝子传》，为那些忠孝之人作传，又立《逸民传》，歌颂那些“守节”“不屈”的隐者。沈约撰《宋书》，极力宣扬以忠君孝亲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他为刘宋忠臣袁粲立传，力主忠君；又立《孝义传》，提倡孝亲。

毋庸烦加例举，仅上所述，清楚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史学领域，“忠孝节义”的思想意识比较盛行，它是当时整个史学思想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也许会有人指出，这种“忠孝节义”的思想是消极落后的，无可称道。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71]。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必须和它并存的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放在一起来分析。我们知道，自孔子创立“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力提倡，终汉一代，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唐、宋以来，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专制统治的加强，儒家的纲常礼教不断深入人心。特别是由于唐颁《五经正义》和宋程朱理学的勃兴，更加强化了人们用儒家的礼乐教化与纲常伦理衡量一切的传统观念，儒家思想渗透到封建文化的各个领域，人们不仅将“六经”崇为圣典，就连秦、汉先儒对“六经”的传注，也被奉若圭臬。尽管自唐代开始，直至近代，儒家思想曾先后经受过西域商人来华贸易、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和近代西方文化的挑战等数次较大的思想冲击运动，但是，这些都未能动摇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官方之学的根基，它依然有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而魏晋南北朝不然。这一时期，伴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思想界也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儒学、玄学、佛教、道教竞相驳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是“儒术不振，玄风犹章”^[72]。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封建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大纲的儒家思想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而迅速衰微，学者“竟以儒家为迂阔”^[73]，“以儒术清俭为群俗”^[74]，公开痛斥“六经为芜秽”^[75]，“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76]。崇尚“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和佛、道两教垄断了当时的精神世界，虚无放诞之风盈于朝野。王应麟曾谓：“老庄之学，盛于魏晋，以召五胡之乱，而道释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于中国。……人心泛然无所底止，而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77]既然儒家思想已走向低潮而不占统治地位，为什么史家却极力宣扬“忠孝节义”的儒家学说呢？这是因为：玄学是门阀贵族的一种思想意识，随着它的盛行，一些豪门士族打起“无为”的旗号，但他们只是在表面上主张“无为”，效法“自然”，实际上是要达到君主无为，门阀专政，百姓无知无欲、听凭宰割的政治目的。也正是在这种“无为”旗帜的遮护下，那些豪门士族一方面放浪形骸，纵情淫乐，过着“熏衣剃面，傅粉施朱”^[78]的腐朽糜烂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恣意肆虐，毒焰漫天，有的割据一方，拥兵自重；有的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有的凌侮朝廷，幽摈宰辅。致使纪纲大弛，风俗败坏，茫茫禹域，几无宁日。不少帝王只不过是大乱中的傀儡，虽有南面之尊，而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中央政权的统治力量日渐削弱。面对这种内祸滋蔓，生灵涂炭，极易造成外敌入侵的悲惨局面，那些清谈名士只是发表一些无关国计民生的空洞言论，这样的例证在《世说新语》中屡见不鲜。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士大夫腐朽堕落的生活情趣和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而一些史家不同，他们虽然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里，却无一般士大夫苟世、随俗的卑劣放荡的行为，反而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他们立足现实，宣扬儒家“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企图通过对作古之人的褒扬来纠正士人风气，缓和社会矛盾，改变那种上下失次、僭越无常的历史现状，以求封建统治长治久安。因此，我们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史家大畅儒家“忠孝节义”，相对于发表空洞言论的士大夫阶层，就其主观愿望来说是好的，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为这些史家旨在挽救“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崩乐坏，中原倾覆”^[79]的社会颓势，实现天下一统、朝政清明、人乐其生的理想社会，所以，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单靠宣扬“忠孝节义”以整顿封建等级秩序和封建伦理、思想来拯救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最高统治集团，特别是君主采取必要的治国措施。因此，他们在强调“忠孝节义”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要求君主举贤良，实行“仁政”，以民为本。袁宏要求君主举贤良，任才高智广之士，他说：“帝王之道，莫大于举贤。”^[80]他对光武帝以谶记任王梁为司空、孙臧为司马一事极为不满，指出：“不徇选贤，而信谶记之言，拔王梁于司空，委孙臧于上将，失其方矣。”^[81]孙盛认为，“世主若能远览先王闲邪之至道，近鉴狡肆徇利之凶心，胜之以解纲之仁，致之以来苏之惠，燿之以雷霆之威，润之以时雨之施，则不恭可敛于一朝，咆哮可屈膝于象魏矣。”^[82]因而，他大声疾呼，人君要礼贤崇德，施行仁义，“夫礼贤崇德，为邦之要道，封墓式闾，先王之令轨，故必以体行英邀，高义盖世，然后可以延视四海，振服群黎”^[83]。与此同时，孙盛把人民看成是国家的主体，认为国君必须“仰协乾坤，覆焘万物”，服从民意，听从民言，“若乃淫虐是从，酷彼群生”，那么“天人殛之，剿绝其祚，夺其南面之尊，加其独夫之戮”^[84]。干宝首先要求君主实行“仁政”，他说：“体仁正己，所以化物。”^[85]他盛赞“周家世积忠厚，仁及草木”^[86]，在《晋纪总论》中以大量篇幅讲周代的“仁政”。他认为，西晋之所以“受遗辅政，屡遇废置”，就在于“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87]其次，要求君主讲求“德治”，他说：“君子之行，动静可观，进退可度，动以成德，无所苟行也。”^[88]并且必须是“位弥高，德弥广”^[89]。他认为，只有这样，“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谓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应之，悦而归之，如晨风之郁北林，龙鱼之趣渊泽也。”^[90]在以民为本方面，干宝指出：“爰及上代，虽文质异时，功业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91]在他看来，虽然时代前进了，社会发展了，统治阶级的治国措施也改变了，但在“安民立政”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因为“民情风教”，乃“国家安危之本也”^[92]。他把国家比作“城”与“木”，视人民为“基”与“根”，强调指出：“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93]他充分认识到人心的向背是统治阶级能否实现其统治的决定因素。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因此，他告诫统治者：“圣王先成其民，而后致力于神。”^[94]大声疾呼：“省民之情，以制作也。”^[95]沈约对君主的要求也很严格，他认为君主既要听纳谏言，选用良吏，持法公平；又要宽刑役，减赋税，实行“仁政”。他极力反对“急政严刑”，指出：“尽民命以自养，桀、纣之行也。”^[96](www.xing528.com)

纵观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每当社会矛盾尖锐，统治政权岌岌可危之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总是打起儒家“忠孝节义”与“仁政”“民本”思想的旗帜，要求改良政治，以拯国济民，因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也不例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史家所处的却是儒家思想衰微的历史时代，更有其特殊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