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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方术活跃,道教简史揭示道教与儒教、佛教的方术发展

时间:2023-12-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唐代道教努力恢复它的名教本色,同时方术也空前活跃起来。首先要说明的是,虽然经过魏晋南北朝,道教已把所有的方术集于一身,但儒教、佛教并没有完全抛开方术,甚至可以说,它们也在发展自己的方术,其中也包括炼丹术。从上述材料来看,北朝的炼丹活动,主要还不是由道士们推进的。唐宪宗时,割据的藩镇政权遭到打击,出现了中兴气象。一个方士,做了国家地方长官,是向来未有之事。唐穆宗继位,将柳泌和大通乱棒打死。

唐代方术活跃,道教简史揭示道教与儒教、佛教的方术发展

唐代道教努力恢复它的名教本色,同时方术也空前活跃起来。这里所说的方术,主要是炼丹术。然而如金正耀所说,唐代是炼丹术空前发达的时期,也是炼丹术大失败的时期,现在我们就来描述这个过程,并探讨道教和丹术的关系。首先要说明的是,虽然经过魏晋北朝,道教已把所有的方术集于一身,但儒教、佛教并没有完全抛开方术,甚至可以说,它们也在发展自己的方术,其中也包括炼丹术。

炼服金丹的,主要是达官贵人。达官贵人之中,又主要是宫廷之内的皇帝。如葛洪所说,这大约是因为普通人不具备炼丹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

据金正耀所收集的材料,南北朝时期,帝王们已开始炼服金丹。北魏武帝拓拔珪,曾设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魏书·释老志》)但这位皇帝比较谨慎,他没敢亲自服用,而是先让死罪犯人服食。结果,服食者几乎全部死去。道武帝还要继续此事,太医受不得烧炼之苦,就设计阻挠,时间长了,这位皇帝也就逐渐罢休。这次献仙方的,是“仪曹郎董谧”,据《通典》卷二十三“魏尚书有仪曹郎,掌吉凶礼制”的记载,这是掌管儒教祭祀的官员,因而是一位儒者。这就是说,北魏这次炼丹活动,是由儒者发动的。

北魏太武帝拓拔焘时,曾召“隐于嵩高”的“京兆人韦文秀”,“问方士金丹事”。多数人都说可成,但韦文秀持谨慎态度。太武帝派他和尚书崔颐到王屋山炼丹,没有炼成。这位韦文秀大约只是个隐士,连方士都算不上。这次炼丹,应该说和道教也没有很深的关系。

北魏孝文帝时,徐謇“欲为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采营其物,历岁无所成”。(《北史·艺术下》)这位徐謇,只是个宫廷医生。

北朝末年,北齐文宣帝高洋曾命张远游“与诸术士合九转金丹”。(《北史·艺术上》)丹成,高洋说他贪恋人间享乐,要到临死时才服仙药。张远游事附于由吾道荣传之后,由吾道荣“少为道士”。至于这位张远游的身份,《北史》则未加说明。

从上述材料来看,北朝的炼丹活动,主要还不是由道士们推进的。

南朝时,先为梁州刺史,后为益州刺史的刘亮,让道士孙道胤给他炼制仙丹。数年后药成,孙说火毒未出,不能服用,但刘亮急不可耐,早上服下,中午便死。有人说见他骑白马向西而去,乃是尸解。梁朝时,则有陶弘景给梁武帝炼丹。据说陶炼就的仙丹“色如霜雪”,梁武帝“服之体轻”,并因此对陶更加敬重:“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南史·陶弘景传》)(1)

唐代,炼丹活动逐渐繁荣起来。而第一位从事炼丹事业的,就是英明盖世的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即位之初,一面批评梁武帝君臣唯谈苦空,讲《老子》,表示自己所好“唯尧舜周孔之道”(《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一面批评秦皇、汉武求仙无验,认为神仙不烦妄求。但是到了晚年,他自己也开始服饵药石。贞观二十二年(648),出使天竺的王玄策带回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娑婆寐自称有二百岁,有长生术,于是唐太宗命他炼长生药,并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旧唐书·天竺传》)因为所制之药无效,娑婆寐被遣回天竺。

唐高宗即位后,那罗迩娑婆寐又到了长安,要为唐高宗炼长生药。唐高宗不信神仙,这位天竺方士终究客死长安。后来,唐高宗又“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倒是道士叶法善劝谏,认为“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旧唐书·方伎传》)经过叶法善测试,把九十余人全部放归。《新唐书》说是一百余人。十多年后,唐高宗又让胡僧卢伽阿逸多炼长生药,药成,侍郎郝处俊援引唐太宗服丹无效的先例进行劝谏,唐高宗才没有服食。但临终前两年,唐高宗到底还是服了丹药:“(永隆二年闰七月)上以服饵,令太子监国。”(《资治通鉴》卷二〇二)至于这次是谁炼的药,就不得而知了。

武则天时期,先是河内老尼弟子武什方,自言能合长生药。武则天曾派武什方到岭南采药。采药回,因老尼欺诈淫秽行为败露,武遂自杀。数年之后,武则天又命洪州僧人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这副药多少有些效果:“太后服之,疾小瘳。”(《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武则天死,唐中宗复位,任用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尚衣奉御叶静能为国子祭酒。臣子们上奏说,担任这两个职位的,过去都是魏征、虞世南、颜师古、孔颖达等人,这两个妖妄之人,怎能担此重任?其中李邕说道:“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可见任用这两个人,和炼长生药有关。

唐玄宗做皇帝之前,就和方士王琚有交往。王琚曾劝他除去太平公主,他非常高兴。问王琚,此外还有什么本事,王说,会炼金丹。他做皇帝后,王琚被任为中书侍郎。王琚是否曾炼丹药,没有记载。当时有术士张果,说自己有几百岁,别人都说他有神仙术。开元二十二年(734),他奉召进京,用小魔术取得了玄宗信任,提升了他对神仙术的兴趣。这段时间,唐玄宗曾召术士孙太冲等人为他炼制金丹。天宝四年(745),他还亲自动手,在嵩山设坛炼丹。据说药成后,他把药置于坛上,入夜要收药时,空中有人语道:“不用收,有神灵给你看护。”后来他做了太上皇,还念念不忘炼丹。

天宝年间,天下大乱,此后又绵延数十年,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时期,未见炼丹的记载。唐宪宗时,割据的藩镇政权遭到打击,出现了中兴气象。于是,唐宪宗又想起了长生术,下令到全国征集会炼制长生药的方士。因贪赃枉法害怕败露的鄂州观察使李道古,通过宰相皇甫镈向唐宪宗推荐了方士柳泌和僧人大通。柳泌不甘心仅仅在京城设置炼丹场所,借口炼丹需要原料,让唐宪宗封他做了台州刺史,以便到天台山采药。一个方士,做了国家地方长官,是向来未有之事。群臣劝谏,唐宪宗说:“用一州的人力,换来皇帝长生,难道你们不愿意吗?”话已至此,夫复何言!(www.xing528.com)

柳泌到台州,驱使州内数县百姓上山采药。一年多过去,一无所获。柳泌害怕,携妻带儿逃往深山。后被抓回,解送京城。然而唐宪宗不仅不治柳泌欺君之罪,反而要他继续炼药。药成服下,变得脾气暴躁,臣子动辄得咎。近臣不堪忍受,就杀了这位皇帝。

唐穆宗继位,将柳泌和大通乱棒打死。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忘了其父的惨痛教训,又开始服食丹药,并因此死于非命。

唐敬宗继位时,还是个孩子,且淘气异常。他信任道士赵归真,又到全国寻访炼丹者。有个叫周息元的,说自己有几百岁,被请到京城。唐敬宗本就诸事不晓,只知胡闹,甚至把朝廷当做球场,晚上要臣子们陪他外出抓狐狸。又喜欢角斗,找来一帮力士,日夜相斗,不少人手断脚折。服药后,脾气暴躁,胡闹更没有边际,力士们动辄得罪被杀。有天晚上,力士们勾结宦官,吹熄灯火,杀了这位才十八岁的皇帝。

继位的唐文宗把赵归真流放海岛,自己吸取教训,不再服食丹药。他以后的唐武宗则又忘掉了前车之鉴。他修了望仙观,其中的住房有539间,供方士居住。被流放的赵归真重又请回,封为先生。宰相李德裕劝谏,也无济于事。唐武宗服丹后浑身难受,支持不住。方士们说,这是正在脱胎换骨。武宗身体如此,难以理政。病情日益严重时,方士们又像汉代甘忠可等劝哀帝改元易号一样,劝武宗改名为“炎”,说这样可以避免和国家的土德相克。但唐武宗并未因此好转,不久就死了。

宣宗即位,杀掉赵归真,流放道士轩辕集。然而十几年后,宣宗也想成仙了,又召回了他。但是轩辕集坚决拒绝炼长生药,他对宣宗说,做君主的,戒除嗜欲,崇尚德行,自然可得到上帝赐福。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求长生。德行,是求仙的唯一手段。唐宣宗无奈,只好放他归罗浮山。然而不久,医官李玄伯就和道士虞紫芝、王乐勾结起来,炼成丹药,献给宣宗。宣宗服药不久,也送了性命。唐懿宗继位,立即杀掉李玄伯等人。

皇帝们如此,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也不甘落后,炼服丹药,成为一代风气。据说初唐四杰中,王勃曾学仙经;卢照邻在龙门东山学道,服食丹药,受尽痛苦,几乎送命。盛唐的李白曾从事炼丹活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后有白居易,曾和元稹一起炼丹,由于没有掌握好火候,丹砂全部飞走,才为我们保全了一位诗人和许多优秀的诗篇。

至于将军王侯,服食丹药的就更多。将军李抱真,晚年好交结方士,希求长生不死。有个叫孙季长的,为他炼丹。李认为自己得了秦皇、汉武也没有得到的至宝,一下服了两万丸。病得要死,多亏医生相救。但孙季长说,眼看就要成仙了,为什么放弃?于是又服三千丸,立即死去。

韩愈《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提到他亲眼见的服丹者有:太学博士李于、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刑部侍郎李建、工部尚书孟简、御史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孟简还把仙药送给韩愈,韩没敢服用。

上述人物,都是呈现于社会表面的人物。他们的行为,可以作为抽样调查的样品,供我们分析。

这些从事炼丹和服丹的人物中,首当其中的是皇帝。一个独尊儒术的国家,皇帝首先是儒教的皇帝,不管人们怎样理解儒教这个概念。为皇帝炼丹的,有天竺僧人、方士,也有唐朝自己的僧人,如老尼弟子武什方、洪州僧人胡超、僧大通等。如果把天竺方士也算在僧人范围,而这是极其合理的,则僧人可说是炼丹术士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是方士。这些方士,是不可都归于道教的;道教,也不应替他们的行为负责。相反,道士叶法善倒是为清除这些方士做出了很大贡献。炼丹术士中,确有不少身份明确的道士,道教对他们的言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不是炼丹者的全部。而且重要的是,唐代史书上道士服丹的记载,非常罕见。服丹又炼丹,倒是儒者居多,比如王勃、卢照邻、白居易、元稹,都是典型而卓越的儒者。至于韩愈所见的那几位,也几乎全是儒者,而且是儒者中的优秀分子。

因此,事情仍然像秦汉时代一样,追求长生不死,是不分儒家、道家的,它是一种普遍行为,不是道教的专利。而且道士炼丹,多是给别人服用,而儒者炼丹,如白居易等,却是给自己服用。或者说,道士也应有给自己服用的,只是未见记载罢了。这也是合理的,但无论如何,炼丹不是道教专有的事业,无论功过,都不应单归道教。笔者猜想,此说当能为学界接受。

更重要的是,唐代炼丹活动也像秦皇、汉武求仙一样,皇帝的推动具有决定的意义。自然,炼丹求仙,没有皇帝的推动,也会存在;但这种活动动辄需上百人,耗费上千万,甚至驱使成千上万的人从事炼丹术,没有皇帝的推动,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里不能否认道士对皇帝的蛊惑,但不能全归结为道士的蛊惑。因为几乎每一个皇帝,在受蛊惑的同时,也有人进行劝谏,而且他们自己也几乎都看到了前车的覆辙,为什么他们信此而不信彼?看来,问题不在于道士,而在于皇帝自身的长生欲望。而长生欲望,可说是人人皆有的,这也正是僧人、儒生也都炼服丹药的根本原因。

无论如何,我们要反复强调的一点是,道教本来并不是以求长生不死为基本目的的宗教,后来,求长生不死也不是它的主流,从事这种活动的更不是只有它一家。儒佛两家都有求长生的活动,而且其规模绝没有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甚至从某些时期、某些角度看来,儒教,可能比道教还要迫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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