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邲之战：庄王严惩郑国，晋师攻楚急急如律以致失败

第三节　晋楚邲之战

晋楚邲之战发生在公元前597年,即晋景公三年、楚庄王十七年。邲是水名,在今河南郑州东北。

是年春,鉴于郑在晋楚之间反复无常,庄王决定予以严惩,兴师北上,包围了郑都。十七天之后,城垣已残,旦夕将破,郑人卜:卜和,凶;卜战,吉。于是准备巷战,满城军民哭声震天,以示决死。庄王命楚师稍退,让郑人修补城垣,待修补完毕后再把全城严严实实围困起来,如此一进一退,攻城与攻心俱重,立威与立信并举。围攻三月之久,终于破城而入。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庄王麾师入成,郑襄公“肉袒,牵羊”,在宗庙前面的大路上迎见庄王,表示“敢不唯命是听”:即使被迁往海滨,被贬作臣妾,也在所不辞;如得以保存社稷,则甘愿像楚国的县公那样事奉庄王。随从庄王入城的一些大夫要求灭掉郑国,庄王不许,对他们说,郑不服我,我才伐郑;郑已服我,我复何求?郑君能以信用其民,是一位贤君。说罢,庄王举起令旗,左右挥动,命令全军退出城外一舍之地,然后派潘尫入城与郑人议和。

时届夏末,晋救郑,三军悉出,荀林父为元帅,先縠为副帅。此举令人疑惑:晋人如有救郑的诚意,则在郑都被围的三个月中早该出兵了。晋师姗姗来迟,或许是想等到楚、郑俱弊之际以逸击劳。可是,晋人失计了。晋师刚走近黄河北岸,就获悉郑已降楚。晋国的将佐商议是否继续前进,元帅与副帅意见不合,其余将佐也颇有分歧,最终是求战的一方占了上风。于是,晋师渡过了黄河。

庄王和楚师正在向北行进,准备饮马黄河,然后班师。行至中途,得知晋师正在赶来,庄王考虑到将士已经疲劳,打算退兵。近臣伍参劝庄王迎战,遭令尹孙叔敖申斥。孙叔敖对伍参说,去年打陈国,今年打郑国,够多事的了。要是打不过晋国,你的肉够我们吃吗?伍参称得上是一位奇人,虽官位不高,而见识不浅,且胆量不小,竟对着令尹反唇相讥说,要是打赢了,就证明您无谋;要是打输了,我的肉将为晋人所得,您还能吃着吗?孙叔敖不屑与伍参多言,下令全军把车辕转向南方,把军前的大旗调到南头。伍参又说,晋国的元帅荀林父执政不久,没有足够的威望;副帅先縠不服荀林父,独行其是;其余的将佐虽欲效命,但无所适从。因此,晋人必败无疑。况且,国君遇上敌方的臣子就逃走,对得起社稷吗?这一席话把庄王说服了,可能把孙叔敖也说动了。庄王吩咐孙叔敖下令全军把车辕转回北边,开往管邑(在今郑州附近)迎击晋师。令尹孙叔敖将中军,子重将左军,子反(公子侧)将右军,三军并力齐进。

这时,晋师已到敖、鄗两山之间,其地在今河南荥阳北。郑卿皇戌潜赴晋营,对晋将说,楚师因获取而骄,因久战而疲,全无戒备,只要晋师从正面打,郑师从背面打,楚师就非败不可。先縠听了皇戌的话,兴高采烈。《左传·宣公十二年》记先縠说:“败楚,服郑,于此在矣!”诸将有主战的,有主和的,莫衷一是。楚师虽已做好迎战的准备,庄王还是希望晋楚议和。楚师的兵力与晋师相当,其体力则不如晋师,这使庄王不无忧虑。如晋楚议和,则晋人一无所获,而楚人有服郑和却晋的双重美名,庄王也不至于受以君避臣之讥。当晋帅犹豫不决之时,楚使驾到,对晋师说,敝军纯为安定郑国而来,岂敢开罪于贵国,请各位也不要在这里待得太久了。晋国的上军将士会代元帅致答词,也有议和之意。副帅认为士会在讨好楚人,让中军大夫赵括另致答词说,刚才敝军的代表没有把话说清楚,寡君命令我们到郑国来,是要把贵军的脚印抹掉。寡君嘱咐我们不可避开敌人,我们不能违抗寡君的命令。显然,先縠千方百计要打这一仗,但他毕竟还不是主帅。庄王又派使者到晋营去求和,荀林父表示同意,双方约定了会盟的日期。这次却是楚方没有诚意,庄王再次遣使议和只是迷惑和麻痹晋人的一个手法。但晋人也不是容易受骗的,他们边等着会盟,边等着打仗。事态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议和的空言被挑战的行动撕得粉碎。楚人求战之心有甚于晋人,正是他们先到晋营去挑战了。当时的挑战,文献称之为“致师”,是由猛将驾着一乘战车飞速冲向敌阵,做一次突袭就回本阵,杜预注《左传》释为“单车挑战”。奉命到晋营去挑战的是三位猛将:许伯居中,负责驾车,要逼近敌营长驱疾驰;乐伯居左,要用良弓利矢射杀敌人;摄叔居右,任务最艰难,要只身闯到敌营前面去杀死敌人或者生俘敌人。三人都完成了任务。当摄叔与晋人搏斗时,许伯下车去不慌不忙地调理马匹,乐伯暂代许伯执辔,以示自由自在。挑战既毕,三人驱车回营。晋师分两翼追击,意在包抄。乐伯左右开弓,又射马,又射人,每射必中,晋师的两翼未能合围。箭只剩一支了,恰巧有一只受惊的鹿跑过,乐伯一箭射中鹿背。摄叔随即下车,拾起死鹿,走向追上前来的晋将鲍葵,毕恭毕敬地对鲍葵说,献鹿的时令未到,可是这里没有适合时令的禽兽,就请允许我把这鹿献给您的随从佐餐吧!晋国的士卒要冲上前去捕捉三位楚将,被鲍葵制止。鲍葵说,他们的车左善射,他们的车右善言,都是君子,放他们走吧!

晋人见楚人来势颇猛,不禁滋生了怯阵的情绪。晋将魏锜请求到楚营去挑战,荀林父不许;请求作为使者前去,才获准了。魏锜到了楚营,言不及和,只是请战。魏锜刚离开,楚将潘党就驾车去追他。即将追上时,魏锜见近旁有六只鹿。他射杀了一只鹿,拎起来,转身献给潘党。潘党见如此,放魏锜走了。晋将赵旃请求领先开战,荀林父不准;请求到楚营去商谈会盟事宜,荀林父才同意他追踪魏锜前去。其时天色已晚,赵旃把一张席子铺在楚营的门外,自己坐下,让随从进营门去寻衅。然而,楚人不为所动,赵旃只得在破晓时回本营去。

次日为七月乙卯,晋楚决战于邲。

护卫庄王的战车有三十乘,名为“乘广”,左广和右广各十五乘。是日清晨,庄王乘左广追逐刚离去的赵旃,右广紧随而行。赵旃情急,跳下战车,逃进树林中去。庄王的车右屈荡也跳下战车,追进树林,与赵旃格斗,拉下了赵旃的战袍,赵旃落荒而去。晋师唯恐魏锜和赵旃激怒楚人,以致楚人紧随他们而来,派出一队战车去接应他们。潘党在阵前望见晋国的战车扬起的尘埃,当即派人驾车传告全军:晋人打来了!这时,楚师已列而出,孙叔敖传令进兵。《左传·宣公十二年》记孙叔敖说:“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他所要求的是先声夺人,直捣晋阵。

在庄王的引导和令尹的督催下,楚师全速前进,战车疾驰,徒卒飞奔,很快就冲破了晋阵。荀林父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竟击鼓传令全军速退,宣布先渡过黄河回去的有赏。上军将士会善治军,能应变,预先在敖山前面设伏达七处之多。庄王命唐惠侯击晋上军,派骁将潘党率机动战车40乘协助唐惠侯。晋上军且战且退,士会亲自殿后指挥,得以保全。晋中军和下军在溃退中乱作一团,死伤枕藉,残部狂奔不可止。中军大夫赵婴齐先已在黄河岸边为自己预备了渡船,战败后抢先渡河逃命。^[6]

赵旃因所乘的战车受阻,再次逃向树林。逢大夫及其两子所乘的战车来到附近,逢大夫看到了赵旃,只当没有看到,加速驱车而过,嘱咐两个儿子不要回头。两个儿子不明缘由,偏回过头去,叫道:赵老头子在后面!逢大夫不得已,停下车来,叫儿子们下车,让赵旃上车。逢大夫指着路边的一棵大树对儿子们说:我会到这里来为你们收尸的。次日逢大夫赶到那棵大树附近,果然找到了两个战死的儿子的尸体。

晋将知庄子的儿子知(荀)被楚师俘获,知庄子救子心切,率其私卒反击。此人善射,射杀了连尹襄老,射伤了公子谷臣,把一个死的、一个活的都带回晋国去了。

晋国的一些战车在慌乱中陷进洼地,搅成一团,动弹不得,士卒束手待毙。追上前来的楚人动了恻隐之心,教晋人抽去车前的横木,拔下车上的大旗,才一乘一乘爬出了洼地。楚人放晋人走,晋人喜出望外,临走时扭头说:我们可不像贵国那样多次逃跑啊!这是解嘲的话,表面意思是晋人没有逃跑的经历,因而也就没有处理因逃跑而搅成一团的战车的经验。虽则语含讥刺,楚人并不介意,还是放他们逃跑了。(www.xing528.com)

晋中军和下军为渡河而争船,都拉着船帮不放,船开不了,两军都操起戈来斩对方的手,据说掉在船舱里面的断指可以一把一把地捞起来。

《新序·杂事》说,庄王得知晋人因争渡而相杀,便下令停止追击。楚人教晋人逃出洼地,或许是在庄王下达停止追击令后发生的事。

当天黄昏,楚师在邲水旁宿营。晋师残部仍在渡黄河,黄河边终夜人声嘈杂。

次日,楚国的辎重赶上了野战部队。于是,楚师东进,在衡雍(今河南中牟西北)暂驻。

潘党主张筑几个“京观”,让子孙知道祖先的战功。所谓“京观”,是把敌军的尸体堆成小山模样,封上土,插上表,用以炫耀战绩。《左传·宣公十二年》记庄王对潘党说,这,你可不懂了。从字的结构来看,“止戈”才是“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有上列七德,而寡人一德也没有,寡人拿什么去告诉子孙呢?古代的明王杀死了首恶元凶,才做成京观以儆效尤。晋人无罪,他们是因尽忠于君命而死的,怎么可以把他们的尸体做成京观呢?作为佐证,庄王征引了《诗·周颂》的《时迈》、《武》、《赉》、《桓》诸篇,即“载戢干戈,载櫜弓矢”和“绥万邦,屡丰年”等句,用得恰到好处。

庄王在衡雍祭了河神,筑了先君之庙,行了告庙之礼,然后班师。

城濮之战的结局是晋胜楚败,邲之战却以楚胜晋败告终,其中的是非和得失,值得军事家和政治家详探细讨,也值得史学家深思长想。历来的评论,无不就国力是否雄厚、武备是否充足、朝政是否修明、士气是否高昂和指挥是否正确等立论,其是者胜而其否者败。由此而得出的意见,即使有些出入,也无关宏旨。国力、武备、朝政、士气、指挥诸因素,都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任何单项因素都未必能起决定作用,而且有些因素很难笼统地用“是”、“非”或“优”、“劣”来表述。在上列诸因素中,只有国力此强彼弱是清楚的,无论在城濮之战和在邲之战前,都是楚较强而晋较弱。但和平时期的国力并不等于战争时期投入的兵力和财力,更不等于在战斗过程中真正起了作用的兵力和财力。在交战双方实力相近的场合下,较强或较弱不是致胜或致败的主要因素。城濮之战的结局,是国力较弱的战胜了国力较强的。在邲之战中,晋国投入的兵力和财力并不少,倒战败了。政治是否修明,在邲之战前不难判别,即晋不如楚;但在城濮之战前很难论定,楚未必不如晋。交战双方的士气,尽管有或高或低的差别,可是并不明显,很难说高多少就必胜无疑,低多少就必败无疑。至于指挥是否正确,后人的认识大抵为结局所左右,以为胜者指挥必正确,败者指挥必错误,这是把后验的当成先验的,把已然且偶然的当成未然而必然的。一言以蔽之,还是以成败论英雄。这样,通常是愈省力则愈失真。

城濮之战和邲之战都是大决战,假如以方程式为喻,它们都是难解的多元多次方程式。必然性不仅是由偶然性展现的,而且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偶然性的无序导致失败,偶然性的有序导致胜利。在这样的大决战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有序与否。有序的标志是君臣同心、将佐同德、虑事切实、审势中肯等等,无序则适得其反。

邲之战前,晋国的三军将佐发生过几次争论。上军将士会和下军佐栾书深悉楚国的政情,都认为不宜与楚国为敌,《左传·宣公十二年》记其言甚详。

士会说,德、刑、政、事、典、礼六者都走上了正轨的国家,是不可敌的。楚国就是这样,它做到了“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所谓“德立”即郑国服则舍之;所谓“刑行”,即郑国叛则伐之;所谓“政成”,即连岁出征而“民不罢劳,君无怨”;所谓“事时”,即用兵不违农时;所谓“典从”,即有令行禁止的良法;所谓“礼顺”,即贵贱有别、赏罚得当等等。士会指出这六点来,虽言之不虚,但未免过誉。如士会说:楚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这,就言过其实了。当时的楚历,官方行周正,民间行夏正而月名与夏历有异。“荆尸”为民间楚历正月,相当于周历三月。“荆尸而举”即在夏历正月用兵,方值农闲,不违农时。可是,楚国出兵并不总在夏历正月。这次在郑都和邲水连打两仗,由春经夏入秋,历时四月有余,不可能不耽误春耕春种。劳师远出,旷日持久,虽打胜了第一仗,却很难保证把第二仗也打胜。就“事时”这一点来说,楚国不如晋国,晋国这次出兵倒恰在农闲时节。

郑卿皇戌说楚师又“骄”又“老”而且“不设备”。栾书听了,不以为然,他说,自从攻灭庸国以来,庄王几乎没有一天不提醒国人要认识民生的艰难,要预防随时可能发生的祸患。出征时,庄王几乎没有一天不提醒将士要认识常胜不败是很难做到的,殷纣王百战百胜而终于断子绝孙了。庄王还教育国人要发扬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要懂得“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道理。由此,栾书认为不能说楚师“骄”了。栾书引晋国名臣狐偃的话说:“师,直为壮,曲为老。”“直”为有理,“曲”为无理;“壮”为体力强、士气高,“老”为体力弱、士气低。栾书认为这次是楚直晋曲,由此,不能说楚师“老”了。栾书提出,庄王白天有左广和右广轮番侍从,夜间有内民轮番守卫。由此,不能说楚师“不设备”。皇戌为了怂恿晋师攻击楚师,故意把楚师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不难理解的,但一经栾书揭穿,便讨了个没趣。

在邲之战中,晋楚双方兵力的强弱和士气的高低相去无几,但楚国君臣心志齐一,非晋国君臣所能企及。君臣心志齐一,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不同意见。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让不同意见充分展开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择善而从。心志齐一体现在决策既定之后态度的坚定和行动的协调上,从国君到主帅,从主帅到将佐,从将佐到士卒,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手之使指。城濮之战前的晋师和邲之战前的楚师,内部都有不同意见,但在决策既定之后,曾有不同意见的将佐都能和衷共济。如令尹孙叔敖,出于恤民和求稳的愿望,曾主张退兵,与庄王不谋而合。但在庄王被伍参说服,决定向晋师开战之后,孙叔敖态度很坚定,指挥很果断。战时,庄王先行,孙叔敖继进,中、左、右三军就车驰而卒奔了。在晋楚双方兵力大致相等的条件下,楚师竟有如此一往无前的气势,晋师当然非败不可。

战胜之后,庄王拒绝筑京观,为此而发表了一席内容精深的谈话。与战胜了就趾高气扬的晋文公相比,优劣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