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虽英勇作战，但指挥频频失误，不少人员投降、逃亡，总体上不断失利。两个月后，聂荣臻作为叶挺第十一军的党代表，与叶挺等人一起到达广东普宁沙镇。
在这里，遇到起义军残部和周恩来等同志。此时的周恩来身染疟疾，发高烧，脸色铁青，非常痛苦。发作厉害的时候，连稀粥都无法吃下去，有些神志不清，躺在担架上，还在喊冲啊冲啊……
看到黄埔军校的老领导、老战友病成这样，聂荣臻心急如焚。然而，没容他们喘口气，敌人又上来了，把起义部队整个冲散。周恩来身边只剩下聂荣臻和叶挺及几个警卫人员。他们架起他，仓皇撤到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大家随时都有被俘的危险。为了缩小目标，聂荣臻和叶挺商量后，遣散了那几个警卫。然后，二人架起不时说胡话的周恩来，在夜色中深一脚浅一脚走向陌生的旷野。
四周都是敌人，道路不熟，语言不通，而且他们只有两支小手枪，稍有不慎，就得束手就擒。周恩来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如果被俘，损失就大了。聂荣臻和叶挺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宁肯自己粉身碎骨，也要保护好周恩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差不多要走投无路时，他们遇到了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他就是这一带的人，聂荣臻认识他。聂荣臻激动地对杨石魂说：“你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我们。”
他们商量后，决定渡海到香港去。杨石魂找来一副担架，他们抬上周恩来，晓宿夜行，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陆丰甲子镇，打算从这里出海。却又赶上台风，波浪滔天，根本无法出海，只得住下。甲子镇周围敌情严重，他们只好又转移至金厢镇，住在区委书记黄秀文家里。
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了。聂荣臻他们担心他会死去，冒险把他护送到海边的碧流村，请一位老中医治疗。几天后，周恩来病情稍有好转，他们便返回金厢镇，在渚村上了一条小船，于黎明前启帆出海。
一叶扁舟，真是太小了。周恩来、叶挺、杨石魂、聂荣臻再加上船工，一共五个人，根本挤不下，他们安排周恩来躺下，船舱里再也盛不下第二个人，他们四个人只能挤在舱面上，台风刚过去，仍然是风大浪急，小船晃得厉害，坐都坐不稳，随时都有掉到海里的危险，大伙焦急万分。幸好船上有绳子，四个人就用绳子把身子牢牢拴到桅杆上。
小船就像一片树叶，贴着浪尖颠簸着前行。他们在茫茫的大海中漂流了两天一夜，每人都瘦了一圈。为了保护周恩来，聂荣臻和叶挺几乎耗尽了心血。当看到香港的高楼大厦时，他们都觉得到了天堂一般。
周恩来有救了，聂荣臻和叶挺的心总算踏实了。上岸后，他们把他送到医院，便去找设在香港的广东省委接头，当时他们衣衫褴褛，像两个叫花子，又忘了问杨石魂接头的暗号，省委的人根本不理他们，连门都不让进。二人赶紧到商店里买衣服，换下叫花子衣服，想尽办法，终于和广东省委接上头。
11月，聂荣臻被分配到广东省军委工作，他一到任，就接受了任务：和叶挺一道回广州组织起义。
说实在话，聂荣臻不赞成举行广州起义，南昌起义刚失败，广州的革命力量很薄弱，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在这个时候想夺取广州，建立苏维埃根本不可能。但是，中央决定搞，谁也否定不了。
广州是北伐战争的大本营，素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广州的工人在4月20日发动了总同盟罢工。其后，韶关一带的农民也起来进行自发的武装斗争。6月19日和23日，广州先后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总罢工。这些斗争，为广州起义准备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南昌起义部队攻取东江地区的军事计划失败，中共中央原定配合南昌起义发动广州起义，最后不得不放弃。
11月，广州的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桂系军阀李济深、黄绍竑所部集结于梧州，意欲夺取由汪精卫、张发奎控制的广州；支持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铭枢也由汕头向广州进发，企图取彼而代之。两面受敌的张发奎，为巩固自己的地盘，被迫兵分两路；主力开赴肇庆、梧州，同黄绍竑作战；一部布防东江，以阻扼陈铭枢前进。由于两路分兵，使广州城内的驻防十分薄弱，仅留有第四军教导团及新编成的警卫团和一部分警察武装，约6000人。而教导团和新扩编的警卫团，实际上是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叶剑英是教导团的团长。其官兵，主要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积极分子。南昌暴动前，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秘密开赴九江，准备赴南昌参加起义。但是刚到九江，就被张发奎派来的人缴了械，教导团1000多人被扣留了一天一夜。其中很多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男女学生。关键时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站出来，毛遂自荐要当教导团的团长，在张发奎的印象里，叶剑英是黄埔军校教官，与蒋介石、王柏龄关系尚好，也就答应了。教导团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到达南昌时，已经是8月7日，起义队伍早已南下了，叶剑英又带领教导团千里行军进驻广州。就是这支队伍，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
此外，以周文雍为总指挥的工人赤卫队也掌握着一定的武装。这种形势，为广州起义的发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省委和省军委的人员陆续秘密抵达广州。省委书记张太雷担任起义的主要领导，但是他不懂军事，只能依靠第三国际派来的顾问诺伊曼。这是个25岁的德国人，十分傲慢，刚愎自用，他提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先发动工人上街游行，然后发展成暴动。游行，自然是白天，聂荣臻等人建议，应该采取夜间突然袭击的方式。诺伊曼不接受。聂荣臻和他争论，他居然指责说：“你反十月革命！”
偏偏张太雷就听诺伊曼的。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也提出不少好意见，但张太雷只听诺伊曼的，没有支持叶挺的正确主张。
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了发动广州起义的决定。起义以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为骨干，成立了以张太雷为总指挥的“起义行动委员会”。12月7日，行动委员会秘密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会，决定12月13日举行起义。起义前夕，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藏在一家米店的大量手榴弹突然被敌人发现，引起张发奎的警觉。张发奎急调黄琪翔部返回广州，准备解散教导团，并于10日宣布全城特别戒严。针对这一形势，起义行动委员会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两天举行起义。使起义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也恰恰由于这个意外，改变了诺伊曼原先制订的白天起义的计划，初期的战斗进展还算顺利。
12月11日凌晨，叶剑英率教导团打响了广州起义第一枪。接着，分散在市内各地的赤卫队，如万箭齐发，配合教导团迅速攻向各处目标。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100余人，基本占据了全城。起义军在占领市公安局后，释放了大批在押政治犯，其中有广州“四一五”事变中被捕的100多名黄埔学生。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不少人英勇牺牲。此外，当时在黄埔军校的崔庸健（后成为朝鲜革命领导人）等几位朝鲜同志，也参加了起义，表现十分勇敢。
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市的大部，叶挺提出，应该适时撤离广州，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都支持叶挺，但是诺伊曼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你这是想去当土匪！”在这个重大关头，张太雷又站到了诺伊曼一边，下令固守阵地，伺机占领广州全城，然后宣布成立苏维埃。
最好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一天之后，大批敌人从四面八方拥来，形势急转直下。11日中午，一股敌人杀向起义军指挥部，机枪子弹打碎了指挥部的玻璃，引起一阵混乱。聂荣臻动员指挥部的所有人员上阵，他亲自来到前沿阵地上，指挥人们拼命阻敌，终于打退了敌人。
起义开始之后，广州市区潜伏着的那些反革命分子，他们打冷枪，散布谣言，或者向城外的敌人通风报信，危害很大。起义军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说：“组织肃反队很有必要。”(www.xing528.com)
张太雷犯愁了：“眼下起义军都在各处作战，谁来干这项工作？”
有人就出主意说，广州的青年赤卫队对当地情况熟悉可以干这件事，那天，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张瑞华（后来成为聂荣臻的妻子）随同别人来指挥部办事，听到他们说话，就走过来对恽代英说：“恽教官，请你也批准我去搞肃反吧！”恽代英是武汉分校的政治总教官，张瑞华认识他，军情紧急，张瑞华的要求居然被批准了。她在指挥部领到一支驳壳枪，装上子弹，就随青年赤卫队的人出发了。
他们逮捕的第一个反动分子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委员、法院院长沈藻修。他们把沈藻修押上一辆黑色的皮尔卡汽车，打算带到指挥部去，但是到了途中，有人认出了这个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刽子手法官，有位愤怒的赤卫队员把他从汽车上拖下来，绑在电线杆上对准他的头部就是一枪。起义的头两天里，肃反队一共抓到了300名左右的反动分子，通通关到指挥部下面的一座空房子里。然而遗憾的是，起义失败来得太快，还没有来得及处理那些抓起来的家伙，敌人就把他们放了出来，他们带领军警疯狂地搜捕、屠杀革命者。
起义面临着失败，到处都在打乱仗，起义军占领的阵地纷纷被敌人夺去，12月11日下午，在起义领导人张太雷主持下，召开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次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苏兆征为主席（未到职前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起义军总司令，并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张太雷对寥寥几个能够赶来开会的人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他说这话不超过半个钟头，就在回指挥部的路上被敌人的冷枪打死。许多年之后，提起广州起义，聂荣臻说：“张太雷干革命热情高，干劲大，可惜的是他不懂军事。”
广州起义的爆发，震动了中外反动势力。他们勾结起来，立即对起义进行了武装干涉。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不仅动用军舰帮助反动军阀运送军用的物资，而且直接炮轰广州市区。张发奎先后从江门、肇庆、韶关、黄埔等地调集重兵，从三面包围了广州。强敌压境，起义武装虽以浴血奋战，终因力量对比悬殊，失败在即。12日黄昏，聂荣臻和叶挺到财政厅的天台上观察战况，他们看到形势极度危急，聂荣臻就问叶挺：“怎么办？”
叶挺受到诺伊曼的“痛斥”后，就不再说话了，聂荣臻急了，说：“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否则就会全军覆灭！”
叶挺没有反对。见总指挥没有反对，聂荣臻马上返回指挥部，和省委委员黄锦辉一起，分头下达撤退的命令。正是这个决定，挽救了更多人的性命，叶剑英的教导团训练有素，动作整齐，立即经花县撤往海陆丰，居然保留下来1200多人。工人赤卫队就惨了，他们分散在各处，各自为政，没法一一通知他们，除了战死的，最后被俘的全部被杀，后来统计，有5700多人死于敌人的报复性屠杀。
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余部转战到达海陆丰，与东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继续坚持新的斗争；另有部分起义军绕出韶关，进入湖南，与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会合，后来经过艰苦转战，上了井冈山。
此后，有黄埔师生参加、领导的起义不断。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黄麻起义、渭华起义等。黄麻地区，曾经过大革命的洗礼。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很早就在这里撒下了革命火种。北伐军从广东打到武汉，继而控制鄂东，对这里影响甚大。揭竿而起的农民运动，产生了众多的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组织，造就了一大批革命的骨干力量。1927年春，毛泽东在武昌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吸引了许多黄麻地区农民运动的领袖，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对农民革命重要性的认识。这些，都为起义的发动提供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1927年11月，在中共鄂东特委的潘忠汝（黄埔二期学生）、吴光浩（黄埔三期学生）、戴克敏等人领导下，黄安、麻城地区的革命农民，依靠长矛、大刀、土枪，一举攻克黄安县城，成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麻起义在白色恐怖中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烈火，在鄂豫皖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黄麻起义的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势力。12月，反动派组织了一个师的兵力突袭黄安城，刚刚解放30余天的黄安再度沦入敌手。在突围中，起义领导人潘忠汝等光荣牺牲。
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起义军艰苦转战移至黄陂、木兰山区进行游击战争。年底，鄂东军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1928年春，第七军重返黄麻地区，并开辟了鄂豫边的柴山堡新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第七军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使红色的政权力量不断壮大。7月，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从此，革命军在黄安、麻城、光山三县巩固了自己的阵地。1929年春夏，红第三十一师利用蒋、桂战争、军阀混战之机，不断扩大革命游击战争，使割据地区的范围日益扩展和巩固。此后，黄安、麻城、罗山、孝感、黄陂部分地区连为一片，并建立了区一级的革命政权和革命游击队，初步形成鄂豫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湘南起义、皖西起义获得成功，分别在两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师，开辟了豫东南和皖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使鄂豫边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下来。
渭华起义中，黄埔学生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陕西省委向渭华地区派遣了大批干部，加强工作，开展斗争，使全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得以巩固、发展。此外，一个类似黄埔军校的“中山军事学校”（建立于西安市北院门），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也从1927年初开始招生。以后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大多来自该校的政治保卫队。这些因素，构成了渭华起义爆发的基本条件。
1927年7月初，冯玉祥为了肃清国民革命军联军中的共产党员，解除了中山军事学校和政治保卫部的武装，明令该校校长、政治保卫部部长、共产党员史可轩，率队东去河南接受“整训”。史可轩在中共陕西省委指导下，决定抗拒冯命不赴河南，率部开赴陕北山区独立发展。部队北上途中，史可轩被盘踞在富平县美原镇的地方军阀杀害。原保卫队大队长、共产党员许权中受命统一指挥。为保存实力，许权中部接受陕西地方军阀冯子明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新编第三旅，许被任命为旅长，驻防临潼县的关山镇。“许旅”在关山镇养精蓄锐，不断扩大党团组织，准备伺机再起。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也加强了对这支军队的领导。省委先后派黄埔四期生刘志丹（刘景桂）、谢子长（谢浩如）、黄埔一期生唐澍等到“许旅”中工作。到1928年3月，“许旅”中下辖的党支部已发展到18个，党员达到165名。一支革命化的军队正在形成之中。
在党的军队建设逐步发展的同时，渭华地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也在深入发展。2月底，在渭南县爆发了农民群众和学生联合暴力驱逐宣化高小反动分子的革命事件。这一事件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冯玉祥发出“整顿学风”的电令，宣布“渭南南北各学校一律停办，切实改组”。渭华地区的反动当局纠合土豪劣绅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渭水南岸，秦岭北麓。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发了渭华地区群众性反暴斗争的不断高涨。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一个由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一切摊派勒索的斗争，转为杀豪绅、地主、官吏，夺取武装，建立苏维埃的革命大暴动。从5月1日起，阳郭镇、三张镇等地，先后爆发了处决豪绅恶霸、抄没恶绅粮食财产和收缴警察分所枪支的农民暴动。信义、隆兴等地区在武装暴动的基础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震撼着三秦大地，并感召革命军队给予有力的配合。
4月，冯玉祥部与奉军及河南地方军阀樊钟秀激战于豫东、豫北和豫西，令驻陕的宋哲元部赴豫参战。宋部东出潼关，冯玉祥在陕的军事力量空虚。军阀李虎臣遂联合驻陕各部反冯势力策动反冯战争。李虎臣一面调兵围攻西安，一面调兵开赴潼关欲断冯军回陕的归路。许权中旅奉命被调赴潼关作战。5月10日，李虎臣部与冯玉祥军激战于潼关以南之北山。“许旅”中的共产党人唐澍、刘志丹，趁机率部700余人，撤出潼关，奔赴渭华地区。部队行至华县瓜坡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告起义，脱离李虎臣，成立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由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下辖四个大队，约1000人。
工农革命军成立后，迅即与农民运动相结合。5月中旬的一天，中共华县县委在高塘镇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军民联欢大会，庆祝军民联合暴动。军民联合壮大了革命力量，5月初开始的农民反封建斗争进入高潮。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先后清算斗争了150多名土豪劣绅，镇压罪大恶极者60余人，没收了地主的粮食和浮财，其中一部分分给最穷苦的农民群众。在基层政府帮助下，各地兴办了农民夜校、平民学校，组织了儿童团。妇女获得解放，群众性的学习文化和各种娱乐活动也开展起来。这样，东至华山，西界临潼以东，北靠豫陕大道，南依秦岭北麓，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便迅速形成了。
渭华起义的发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极度恐慌。冯玉祥在取得潼关战役的胜利后，调集渭华一带的警察、民团，对起义中心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军事“围剿”。从5月起义到6月下旬，革命军和赤卫队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奋勇抗敌，先后打退敌人向塔山、高塘进犯的两次大规模围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在第三次围攻中，由唐澍、刘志丹率领的革命军主力，退入洛南山区后，分驻两岔河和保安镇。随后率部参加起义的许权中率领的一部退居蓝田许家庙，与当地党组织掌握的自卫分团合编隐蔽。退入保安镇的革命军立足未稳即遭李虎臣部五个旅合围。为救援保安，总司令唐澍率不足百人的一部，从两岔河驰援。由于情报有误，在保安附近，部队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经激烈战斗，唐澍等约70人全部壮烈牺牲。其中李大德（黄埔四期学生）等三人被俘后，英勇就义于洛南县城。
革命军余部300多人，由许权中带领退守蓝田县东山张家坪。为保存实力，经陕东党组织同意，许部暂时“投靠”李虎臣部刘文伯师，被改编为第九旅。当年8月随刘文伯进入河南邓县，遭当地地主武装“红枪会”围攻，队伍失散，很多坚强战士分头到各地寻找党组织，重新投入新的战斗。
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以后，西北地区爆发的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军阀势力，推动了西北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他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后来中央红军的重要落脚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