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化研究的心理学渊源介绍

一、质化研究的心理学渊源

心理学的鼻祖冯特（W.Wundt）早在1862年就认为心理学应是两个基本领域即生理心理学和社会民族心理学，他计划前半生献生于前者，后半生献生于后者。后来冯特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他在1900～1920年间致力于民族心理学研究，并先后出版了10卷本的《民族心理学——对语言、神话和道德规律的探讨》、《民族心理学纲要》以及论文集《民族心理学的诸问题》。在这些著作中，冯特指出高一级的心理活动应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实验室进行的个体生理心理的研究是不能说明人的思维的。他认为人的思维主要受语言、习惯、神话、道德等方面的制约，不同人的共同思维就是“民族心灵”，“民族心灵”的研究不能通过实验室研究来获得，而应通过历史文化产品分析来获得（高觉敷主编，1991）。冯特的历史文化产品分析实际就是档案文献法、语言分析法、口语记录法以及民族志法的综合。

在心理学中直接推动质化研究发展的是布伦塔诺（F.Brentano）开创的现象学心理学研究。布伦塔诺认为，心理学不应研究意识的内容，而应是“意动”，实验的内省法只适合于心理内容的研究，而对“意动”的研究应是一种反省性的内部知觉，这种反省性内部知觉的方法就是后来现象学方法的雏形。后来，布伦塔诺的学生斯图姆夫（K.Stumpf）在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中又创造性地开辟了现象学实验这一新领域，从而使现象学方法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斯图姆夫的现象学实验思想在格式塔心理学派那里得以丰富和发展，作为斯图姆夫的同事和学生，韦特默、苛勒、考夫卡、勒温都坚信格式塔心理学是非实证主义的，认为格式塔心理学须从现象学的理论基础出发，以心理生活的直接现象经验为对象，以创设、构造“gestalt”情境、显现直接意识经验为主旨，从而使现象学实验不仅成为心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重要一支，也使现象学实验对其他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影响。之后，现象学方法又在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中继续得到新的发展，罗杰斯不仅将现象学方法作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还将现象学方法用于心理治疗的实践。

机能主义心理学反对把心理现象分解为各种元素的做法，指出构造主义心理学把心理现象分解为若干元素，回过来又用这些元素的集合来解释心理的整体性，这种以科学的方法破坏心理的整体性是“心理学家的谬误”。詹姆士的意识流学说认为，意识是不断流动的整体，在意识流中，主观与客观内容持续产生相互作用，并随着时空的变化，主客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詹姆士认为，主观经验与心理最优机能间关系密切，特别是当前的兴趣和情感会对意识流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这就将当下经验与相对持久的心理结构联系起来，并成为一体。他说：“只有那些我注意到的事项才能改变我的心理，没有选择性的兴趣，经验将是一片混沌。”（James，1890）⁴⁰²詹姆士深信，经验是激发人类最优机能的初始能量，但人类能量的极限是什么，这些能量如何被激发和释放并得到最好的利用，所有的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都应为它们找到一个位置。可以看到，机能主义认识到经验在机体互动中的意义，以及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外界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并看到捕获每一个经验情境下自我与外界的相互意义，是自我体验的关键所在。(www.xing528.com)

在学院心理学之外，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的临床自由联想法。受伯恩海姆（H.Bernheim）的启发，弗洛伊德让病人半卧在躺椅上，放松全身肌肉，闭上双眼，他把一只手放在病人的前额，让病人心里注意症状，并回忆与症状有关的经历，这就是最初的集中注意法。不久，弗洛伊德发现用集中注意法让病人回忆时，病人思想的自由流动会受到阻挠和干扰，决定不再引导病人、限定病人的回忆范围，而是让病人随时将脑子里出现的任何想法不加隐瞒地自由说出，不管这些想法多么的荒谬、无意义，甚至令人感到羞耻和难为情，只要想到什么就立刻说出，弗洛伊德只坐在侧后病人看不到的地方，既不按压病人的前额，也不施加其他任何暗示和干扰，还不要求病人必须闭上眼睛，这种病人完全自由呈现心理生活的本来面目，宣泄被压抑的潜意识动机的方法，就是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法。自由联想法对质化研究的深度访谈技术产生了相当影响，它使访谈法日趋多样化，从而成为临床访谈的基础。

精神分析对质化研究方法的另一贡献是对潜意识象征意义的病症解释和文化解释。精神分析通过对潜意识象征意义的解释学解析，发现了潜意识在人的整个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机制。

在弗洛伊德看来，潜意识意义的解释不仅可指向病人的症状，也可以指向人的梦境；不仅可指向日常人们的过失行为，也可指向人们的诙谐行为；不仅可指向图腾、宗教，也可指向文化艺术作品。精神分析对潜意识象征意义的解释，拓展了质化研究的范围，除了要描述事实，更要阐释事实中的意义，把人看作是编织在意义之网上的存在。在心理学中，另一项对社会科学的质化研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心理学家勒温（K.Lewin）所开创的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1945年，勒温在麻省理工学院创办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同时，组织建立了一个“公共关系研究会”，该会的主旨是“即刻行动研究”，基本信条是“没有离开研究的行动，也没有离开行动的研究”。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人员与实际工作者密切配合，从实际参与者那里搜集、获取信息，经理论分析或实地研究将结果反馈到实际参与者那里，对实际工作或团体行为过程产生影响。麻省理工学院团体动力学中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于1945～1955年间先后开展了社会冲突、态度改变、食物习惯改变、组织变革、工人士气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对西方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行动研究打破了经典实验研究那种刻板的严密控制各种实验条件的僵死的做法，将参与观察和讨论引入研究中去，并将反馈作为研究与行动间的关键环节和中介桥梁，体现出更强的实效性和研究外部效度，因而备受人们的欢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组织行为学家怀特（W.Whyte）在行动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参与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 of participation），其特点是将实际参与者也作为研究群体中的一员，由参与者与专业研究者一起共同讨论制定研究策略、方案，对存在的问题即时反馈纠正，参与行动研究消解了研究者在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填平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鸿沟，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因而被人们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质化研究路径（Whyte，1997）。行动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不仅在于追求理性上的真，还在于关怀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善和美，它是真、善、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