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判断盛世的一票否决

盛世·税收·一票否决

李胜良先生在《康乾盛世里的税收美政》中开门见山就说：“农业社会下中国历代的每一次所谓‘盛世’，总有一些税收美政的影子在其间荡漾着。”^[1]可谓抓住了评价、认定“盛世”的基本标准，即举凡盛世，无论其在内政、外交方面有多大成就，但有一条是不可或缺的，就是其时的税收必定是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从而使社会繁荣安定的。假若这一条不成立，那么所谓“盛世”的种种繁荣都无从谈起。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日益显现，外无战争威胁，内无激烈的社会动荡。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日益繁荣，文化软实力也不断提升。经历过百多年前屈辱的中国正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据此，官方、民间不时有将现时形容为盛世的。然而，也有强烈的不同意见，例证有贫富分化、权力贪腐、民生欠账、环境恶化、社会矛盾严重等等。各持己见，互不服气。

盛世是史家对中国古代社会朝代治理状况的最高评价。与其相对的有治世，还有衰世、乱世。盛世的基本特征是朝代的某一时期在内政、外交方面均有很大建树，内政表现为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政治清明、思想活跃、文化昌盛；外交表现为国防强大、贸易繁荣、影响力大等等。中国5000年历史上公认的盛世有夏朝的少康中兴，商朝的武丁中兴，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兴，东汉的光武中兴、明章之治，南朝的宋元嘉之治、齐永明之治，北魏的孝文中兴，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宋朝的建隆之治、咸平之治、庆历新政、建炎中兴、乾淳之治，金朝的明昌之治，明朝的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弘治中兴、隆庆新政、万历中兴，清朝的康乾盛世，等等。

这些盛世在时间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多处于王朝初期或前期，二是多处于中期。之前，不是刚经历改朝换代的惨烈，就是发生过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在治理上，都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不是当朝帝王就是能臣较为清醒开明，对内致力于休养生息，对外采取怀柔或开放政策，没有大的战争，因而使国家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与发展。从中国的政治生态看，只要统治者政策稳定，不折腾，春风数度，即使荒原大漠也能萌生出遍野的新绿和繁茂的生命，何况是几十年的将息与发展呢？！

历代盛世的内外政策，如前所述，有一个基础性的因素贯穿始终并具有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其时的税制比较简单，税负比较轻。史家总结的所谓让步政策也好，关心民寞也好，其实质都是王朝在稀缺的社会财富分配中，少取多予。少取就是减轻税负，或是选择性减税、免税；多予就是重新分配因战争而出现的无主土地和抑制兼并，保护小自耕农及工商业者的利益，以巩固和扩大税源。使百姓在休养生息中，能够逐步扩大生产，增加财富。盛世的财政税收，印证了管子所说：“是以取之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之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以下，列举三个时期为证。(www.xing528.com)

文景之治（前203—前141）。汉文帝即位后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减轻百姓负担。文帝二年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税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汉代定制。自夏商周实行贡助、彻以来，基本税率“其实皆什一也”。三十税一堪称古代农业税率之最低文帝时，算赋（人头税）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又把秦时十七岁为公家服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起始，而著于汉律的年龄则为二十三岁。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地区间的联系，对农业生产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贞观之治（627—649）。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沿用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分配农民一定的土地，与之相适应实施租庸调制，税负较隋进一步减轻，还规定所有的丁均可以庸代役，从而使农业生产时间较有保证，是对劳役税这种落后的征收方式的否定。对于遭受自然灾害的地方，有减免税的规定，一般灾情在四分以上，免租，六分以上，免租调，七分以上课役全免。特别是自唐初至开元年间，一百二十年工商无税。“省徭薄赋，不夺农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开启了之后的“开元盛世”。

康乾盛世（1681—1796）。清朝建立之后，即逐步整顿赋役制度。顺治和康熙时，编定《赋役全书》，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取消苛捐杂税，归并税收名目。康熙五十一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丁税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人口的增加而增收，稳定了全国的丁税负担。又于雍正元年制定“摊丁入亩”政策，将丁银平均分摊于地亩之内，不再按人丁和地亩双重标准收税，从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特别为史家称道的是，康乾盛世间进行过九次蠲免“恩政”，其中自康熙五十年起分三年轮免一周，共计免去各地当年额征赋税银27854169两，历年积欠银4210582两，两项合计“共蠲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银三千二百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清史稿·卷251》）乾隆朝则进行了五次大的钱粮普免和三次漕粮普免，共计蠲免钱粮超过1.2亿两，粮1200万石。正如李胜良先生所说：“这种普免钱粮的做法不仅仅是盛世才有的现象，它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撑了盛世，并成为盛世之为盛世的一个原因。”

对判断盛世的诸种因素，后世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若把税收这一基础因素去掉，那么建筑其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都将无从谈起。所以，税收可以称之为判断盛世的一票否决的指标。当然，税负轻是实现盛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然而，反过来说，若没有这一前提，我们能够想象会有这种情形，农民、工商业者负担沉重，却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吗？！

在当代，税收负担轻已不是评价盛世的决定因素。因为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税收征多征少不是政府的意志，而是人民的意志。只要人民同意，税收负担无论多重，都是自主的选择，因为人民的多数认为公共物品和服务较多地交由政府提供，这样更符合他们的偏好。就如当今北欧四国，若论税负可谓全球之最，但论国民幸福指数也是名列各国前茅。因之，前述判断盛世标准也要随时代变化而修正：一是税法是否经过人民同意；二是财政分配是否在人民的掌控之中，体现公共意志，造福国民；三是税收使用绩效能否得到监督，不被滥用。如果这些标准成立，盛世就具备了基本条件；如果尚未达到，那么所谓盛世能否成立，读者诸君自会明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