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下的公司统治：权力的终结

08　不同寻常的经济：围困下的公司统治

几十年来，由世界上七家较大的垂直整合的石油公司（埃克森、壳牌等）组成的“七姊妹”垄断着全球的石油市场，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管理着财务，三大汽车制造商控制着汽车制造，三家电视网操纵着电视节目制作，还有后来的两家计算机公司掌控着信息技术的传播。在其他领域还会看到这种相同的模式，即每个市场领域都由几家公司控制。由于这些公司规模较大、财大气粗，都是实力强大的全球性公司，因此想要撼动它们的地位根本就是异想天开。

但现在这种情形不会再有了。放眼全球经济的每个领域，这种一成不变的结构已经消失，对于第一名的争夺异乎寻常的激烈。壳牌、IBM、索尼可能仍处在行业内数一数二的领先位置，但因为新的竞争者大肆吞噬传统市场，使它们的市场支配力减弱，主导地位也随之动摇，甚至曾经一些家喻户晓的品牌公司也逐渐消失了，举例来说，曾经的传奇品牌“柯达时刻”便在2012年被埋在历史的尘埃中。

如今跻身行业前列的公司中通常会看到一些新名字，它们当中的很多诞生地并非大众熟知的世界级品牌的诞生地，如爱沙尼亚（讯佳普）、印度（米塔尔钢铁）、巴西（巴西航空）和西班牙的加利西亚（飒拉）。而且这些顶尖的公司无论成立的时间长短，谁都不能保证像从前那样长久地保持行业佼佼者的地位。

这里，我们关注的不是一家公司被另一家公司取代的问题。通常来说，那些曾经被控制的领域现在都有了一批与以往不同的竞争者，它们制定了全新的规则，整合了新的权力资源，并且采取了新的竞争策略。可以说，以往的公司和它们的领导者所倚仗的权力性质已经发生改变。

为何如此？石油行业是个极端的例子，以此为例更具启发性。“七姊妹”曾经在20世纪40～70年代叱咤石油行业，而现在被其他公司取代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被像它们一样的公司击败。其实，现在的石油行业与以往相比分散混乱，也不像从前那样垂直整合。新的期货市场的创建，加上对更多的石油进行现货交易，极大地改变了石油的买卖方式。行业内充满新的“独立派”，它们通常是一些小公司，与像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英国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公司较量，有时甚至赶超它们。行业内的新公司也包括一些国有公司，它们比以往更具竞争力，并且在对国家能源的控制上底气更足。大型对冲基金由于有对所有权、经营责任、财务状况施加的空前影响，已经成为石油行业格局的一部分，并且可能活跃成为大公司的股东或小公司的资金来源。过去，只有“七姊妹”才有机会接触到用于石油市场的巨额财政资源，而今天，由于多个参与方的加入（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公司），还有其他制度安排的运作（新的证券交易所），小公司也可能得到过去石油巨头才能得到的资金支持用以跟进项目，参与竞争。最后，行业内所有的参与者必须经过层层把关，尤其是要经过政府、股东维权人士、环保团体、机构投资者、工会和媒体的审查和干预。

正如意大利石油巨头埃尼集团首席执行官保罗·斯卡罗尼曾经对我说的那样：“每当我回顾20世纪60～80年代，研究那些石油公司的掌舵人如何作决定、如何做生意时，我都感叹他们当时拥有那么多的自由和自主权。但在我看来，很明显，当今石油公司的总裁们的权力都远远比不上我们的前辈。”

金融行业的情况类似。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几家大型的老牌银行面临破产或被收购，这转而导致了行业内的进一步集中化。截至2012年，美国的五家银行（包括摩根大通集团、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高盛集团）持有资产相当于美国经济的50％。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英国，过去的20年，英国五大银行巴克莱银行、汇丰控股、莱斯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桑坦德银行英国公司（原为阿比国民银行，2004年由西班牙国家银行收购进入英国市场）控制着整个英国金融业。但过去几年，金融危机引起了广泛的公众关注，加上巴克莱银行操纵利率，汇丰、渣打串通一气进行非法资金转移等丑闻被揭发，使得反对的呼声高涨，导致一系列新规定相继出台，用以限制这些银行过去享有的自主权。此外，一些刚进入金融业的人，比如英国企业家理查德·布兰森，旗下拥有的“维珍理财”已经买下了奄奄一息的北岩银行，其目标是为消费提供动力，但现在也不得不面对过去金融业巨头面临的新的竞争压力。正如一位分析家在2012年接受《彭博市场》杂志（Bloomberg Markets）采访时所说：“现在英国市场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比历史上任何阶段都要多。”(www.xing528.com)

但对这些大型主流银行威胁最大的是对冲基金以及金融领域的新成员，它们可获得的资源与大银行一样，并且动作更快、更灵活。2011年年初，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金融时报》对对冲基金有以下一段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排名前十位的对冲基金去年下半年为客户赚得280亿美元，比高盛、摩根大通、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巴克莱银行和汇丰银行加起来的净利润还要多20亿美元。即使是最大的对冲基金也只有几百名员工，6家银行却有100万名员工。据相关数据显示，前10名的基金自成立以来共为投资者赚取1820亿美元的收入。其中乔治·索罗斯自1973年成立量子基金以来，除去各项费用，为客户创造了350亿美元的财富。约翰·保尔森的保尔森公司正逼近索罗斯所创基金的地位，在2010年下半年净赚58亿美元之后成为对冲基金中投资者最赚钱的基金。

同石油业一样，金融业也在感叹其减弱的行动自由。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吉米·戴蒙掌管着一个比他的前任威廉·哈里森还要大的摊子，但正如他常抱怨的，由于有来自政府监管和一些维权人士的压力，他做事所受局限反而更大。他认为，公众和监管机构应该更多地信任银行的自我监管和竞争能力。但2012年，当他发现自己的银行蒙受预计达60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些损失由他的一些同事遮掩而被他所信任的高层管理团队所忽视时，戴蒙知道他的观点已经很难立足了。

报纸产业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若要叙述传统报业的不幸，一个比较典型的实例可以说明，即传统报业的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分类广告）被克雷格列表网站和谷歌抢走了。但这件事对报纸行业的意义不是单纯的从几家公司到另几家公司分类广告市场份额的转变，而是富有戏剧性和灾难性的。今天拥有克雷格列表的人手中的权力与《华盛顿邮报》的所有者格雷厄姆一家或《纽约时报》的所有者奥克斯-苏兹伯格家族曾拥有的权力有很大的不同。现在这些控股股东（如默多克和贝卢斯科尼）或全世界许多新闻传媒大家族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虽然还能叱咤风云，但必须想方设法使用并尽量保持这种影响力。

这是否意味着埃克森美孚公司将被一家独立的石油公司、摩根大通被一个对冲基金、《纽约时报》被《赫芬顿邮报》所取代呢？当然不是。这些大公司因为有着庞大的资源和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才保证了它们在行业内的主导地位。反过来讲，谁会在20世纪90年代质疑当时处于统治地位而今破产的柯达，抑或在2007年想到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一年后濒临破产，不得不靠政府高达850亿美元的救助才得以存活呢？谁又会在2012年年初想到，世界上最强大的银行家之一、巴克莱银行的博达文因其银行参与操纵利率在短短几天后便失去工作了呢？大公司歇业倒闭，还有那些曾经业绩卓越的商界领袖最终失业，甚至锒铛入狱，这些早就已经不足为奇了。以下的章节将提到，与以往不同的是，一家公司从行业内的领先位置跌落的概率上升，而作为一家公司的领导者也将面临更多导致其身败名裂的“声誉事故”。

另外，商界中权力的衰退所带来的更广泛、更重要的影响，不是大公司更容易破产，而是它们被罩在一张更密集的网里，约束着自己的行动能力。

可以说，商业领域的所有部门都经历了结构革命：从旅游到炼钢，从图书销售到喷气式客机的制造。事实上，领跑者权力还未受限，或者还没发生权力衰退，这样的行业已经很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