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世界如何运转？

谁害怕这只“大坏狼”？走投无路的传统权力

从根本上讲，大国用以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成功的工具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武器、金钱及外交手段往往所向披靡。强大、装备先进且战斗力突出的军队，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技术水平，丰富的自然资源，忠诚且训练有素的外交精英、律师和间谍，以及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一直都是一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在任何历史时期，那些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政治最稳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都享有优势。今天，这些要素本身的重要性并没有弱化，但它们所支撑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及软实力等传统权力的效力、有用性和影响力在弱化。

从压倒性力量到临时联盟

如第6章所讲，美国的武器、军队及后勤支出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其支出不是没有意义的，所谓的美式和平是真实存在的，美国的军事优势是稳定的最终保障。事实上，美国正式承担着超过50个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美国的军力覆盖了超过130个国家，既有长期驻军，也有展开军事训练、参加维和行动、特种作战行动和平叛行动的小部队。因此，美国的军事支出始终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同时，美国还领导着北约。北约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军事联盟，在其竞争对手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以后，它的规模始终独一无二。它具有浓厚的霸权主义色彩。联盟一直以来都是大国政治的核心要素，它们通过可信的军事威胁助力于外交，划分势力范围和禁区，并通过共同防御条约阻止攻击。因此，联盟是世界秩序的基石。数十年来，世界各国的联盟模式保持着稳定。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在“铁幕”两侧推行严格的秩序。在当时的发展中世界，新独立的国家很快就被西方或是共产主义阵营引诱、拉拢或要挟，最终加入联盟。

时至今日，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已有20余年，而北约依然在耀武扬威。事实上，3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及7个苏东集团成员国后来都加入了北约。北约和俄罗斯仍是对手，俄罗斯不愿意它的其他邻国继续加入北约，而且反对北约在中欧部署防御导弹。然而，它们也互称对方为合作伙伴，而不是死敌。2002年，双方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致力于疏通相互之间的关系，解决争端。除了俄罗斯之外，北约并没有其他明显的潜在敌人，这对于一个主要联盟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形势。这种状况迫使北约另觅途径，保持它与这种战略模式不脱节。最典型的例证便是它在阿富汗的行动，不仅北约28个成员国全部参加了行动，还有另外21个国家出了兵。

但显而易见的优势掩盖了其不断增多的缺陷，这些缺陷反映出北约缺乏巨大的现实威胁，其内部权力也在分散。美国是阿富汗战争中的主导，其他国家只是谨慎或象征性地出了一点儿力，甚至还有几个国家撤了军。2010年2月，荷兰政府因为国内反对出兵而垮台，荷兰随后撤军。法国和德国拒绝了美国向其提出的增兵要求。各国军队在战场上听从的是各国军事指挥部门，甚至是立法机构的命令，布拉格或海牙的议会做出的决定可能会限制北约军队在阿富汗战场上的行动，以至于一些美国士兵把所谓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谑称为“看着美国人打仗的部队”。

北约内部经受着这些矛盾的煎熬，其成员国之间的协调也经受着外部平行结构的挑战。作为一个成立已久的防御组织，西欧联盟与北约有一些结构上的重合。它有自己的防御政策和机制，以自身名义执行维和、军事援助及参加多国部队等海外任务。当然，每一个欧盟成员国都保留了自己的军队。

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国军事联盟，“意愿联盟”的崛起印证了传统联盟的衰落。这种衰落的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出现在2003年，当时，一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国家表示要么会直接参与伊拉克战争，要么会支持美军的行动。但更多时候，这种衰落是正面的。例如，在阿富汗行动以及一系列安全、维和和人道主义行动中，在地震后的救援和索马里附近海域的巡逻中，各国虽然没有结成正式的联盟，没有受到权威的强迫，但将军事力量整合在了一起。由于这种集体的“意愿”是临时产生的，各国发挥的作用会因各自国内政治发展的不同、各自承担财力负担的意愿的不同以及交换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例如，许多国家出兵伊拉克是以美国简化对其公民的签证审批手续为条件的。

至于那些在美式和平下真正结成的新联盟，有些不过是地区性组织成员国商讨军事合作的论坛而已，和欧盟相似。以非洲联盟为例，它有自己的维和力量，用以干预地区冲突。又比如，南美防务委员会正在拉丁美洲建立军事网络。但这些联盟都缺乏传统联盟的一些特征，包括紧密合作、分享计划和技术并承诺实施共同防御等。或许，有人曾预期以中国或俄罗斯等大国为首的新联盟会出现，取代华沙条约组织曾经的地位。但就此而言，最积极的努力是由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做出的，他试图与古巴、玻利维亚及其他一些国家组成军事联盟，形成一股针对美国的地区性对抗力量，却没能取得成功。事实上，如今更具代表性的“联盟”是国家与其所支持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联盟。例如，伊朗支持真主党和哈马斯；又如，有报道称，委内瑞拉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巴斯克激进组织“埃塔”等组织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在军售领域，至少是传统军售领域，传统等级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存。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一直是主要的军火供应商，几十年来，它们始终控制着绝大部分军火交易。不过，政府支持的官方军售只是全球实际军火交易的一部分。正如联合国秘书长2011年4月的报告所说：“近几十年来，军火交易的主体发生了转变，军火交易已经从最初的政府官员或特工之间的直接交易，逐渐变为随处可见的私人交易，这些人交易的空间是全球化的，往往有多个场所。”这一部分军火交易缺乏管理，情况混乱，已经失控。这也反映了各国国防部门在武装冲突中控制力的弱化，是权力衰退的又一表现。(www.xing528.com)

经济外交的衰落

通常，除了缔结军事联盟，大国也会运用经济手段换取其他国家对本国利益的支持。这其中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双边援助，即一国政府通过借贷、补助、特惠贸易或资源交易等方式对另一国政府的直接援助。当然，经济外交有时也用于惩罚目的，如对目标国设置贸易壁垒、联合抵制、禁运或对他国经济组织进行制裁。

现在，这些手段仍在使用，但其权力效力却在减弱。首先，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国对另一国物资、消费者或是融资的依赖程度已经极大降低。而在世界贸易谈判中，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富裕国家，都将减少贸易壁垒、建立更开放的资本市场视为长期目标。“华盛顿共识”得到全面推行，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机构的贷款条件，也削弱了美国及英国和法国等曾经的殖民主义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所掌握的权力。

当然，因为核问题而对伊朗进行制裁是个例外。联合国、美国、欧盟和其他几个国家对伊朗采取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如对伊朗石油实行禁运、削减与伊朗中央银行的交易及限制其旅游业。但在此过程中，美国还要考虑几个对伊朗石油有依赖的盟国的利益，避免它们受限。此外，一些国家有时并不愿意减少购买伊朗产品，其中既包括像韩国和印度这样的友好国家，也包括像中国这样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因此，美国在做决定时总是进退两难。

此外，通过对外援助彰显自身实力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多。“二战”结束时，世界上仅有五六家援助机构，而如今却有60多家。20世纪50年代，高达88％的世界援助仅来自于3个国家，它们分别是美国（58％）、法国（22％）和英国（8％）。60年代，随着日本、加拿大和几个欧洲国家海外援助机构的建立，双边援助有了第一次显著发展。紧接着，荷兰和一些北欧国家成为对外援助的主力军，其对外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还要高。70年代，阿拉伯国家因为石油而发了一笔横财，它们纷纷建立起合作发展基金，用于支持伊斯兰国家和整个非洲的项目计划。到了90年代，随着东欧国家及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加入，援助国的版图再次扩大。截止到2009年，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援助总额仅占世界所有政府发展援助的40％。

以上还只是双边援助的情况，它在全部援助中所占的比例为70％。而全球至少有263家多边援助机构，其中既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世界性机构，也包括北欧发展基金等地区性机构，还包括世界渔业中心和国际控制碘缺乏病委员会等专业机构。在多边援助中，发展最迅速的是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私人援助，这些非政府组织通常都有自己的援助计划。2007年，政府发展援助（包括双边和多边）总额约为1010亿美元，而私人援助总额约为600亿美元。与政府和多边组织相比，全球私人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更多，其竞争力也越来越强。

援助渠道的增加意味着受援国是在与很多合作伙伴而不是少数垄断着援助并借机对别国政府施加影响的国家打交道。20世纪60年代，每个受援国平均享有12个援助渠道，而2001～2005年，这一数字几乎是60年代的3倍，达到了33个。在对外投资领域，经济权力的分散体现得更明显。联合果品公司曾经是“香蕉共和国”中美国利益的传送带，现在，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跨国公司的利益在不断扩展，已经超出自己国家的范围，有时甚至还成为对外政策的代理人。随着全球市场的扩张，外包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企业并购潮的出现和个人巨额投资的兴起，跨国公司已经日益脱离母国的对外政策轨道，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其控制。举例来说，全球最大的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集团的总部设在欧洲，其股票在6个国家的证券交易所发行，其最大的股东是印度的一名亿万富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在它身上还有什么国家利益可言？

事实上，近些年来，还是有国家通过海外投资扩大了自身利益，它们便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这些国家的公司活跃在国际投资领域，尤其是农业、自然资源、建筑和通信领域。例如，巴西石油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活跃在石油领域，马来西亚森那美集团活跃在橡胶领域，墨西哥西麦斯公司活跃在水泥领域，墨西哥宾堡集团活跃在食品领域，南非移动和印度巴帝电信活跃在移动电话服务领域。像这些公司一样参与南南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司还有很多，它们背后是日益强大的投资促进机构、进出口银行和政治风险保险机构的支持。据估计，现在有2万家跨国公司将总部设在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在全球对外投资中仍占少数，但也从1991年时仅有的120亿美元猛增至2011年时的3840亿美元，这其中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比例也在增长。2008年，全球超过40％的并购是由新兴市场投资者完成的，其在管理、人员和品牌能见度等方面的保证，成功打消了过去人们一直持有的“对外投资是富裕国家的政治工具”的观点。

当然，在需求最多而援助竞争最小的领域，经济外交仍然最有可能造成政治影响。近些年来，石油储量大但政治不稳定的非洲成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必争之地。过去10年，中国在非洲修建公路、医院和其他基础设施，影响力逐步提高。此外，由于西方国家资金援助的政策及管理条件烦琐，中国以远远高于西方公司的出价购买到了石油特许权，迅速将项目揽入囊中。在中国最近赠予非洲的“礼物”中，向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总部提供的2亿美元的支持备受瞩目。中国不仅慷慨，还全力维护受援国的主权，不涉足受援国当地的政治动乱及反抗，因此赢得了非洲政界精英们的信任，对法国和美国的公司机构构成了有力竞争。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与日俱增，但它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南美和阿拉伯国家）扩大投资时，也面临着权力衰退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