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精英的神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规模和权力的方程式。战争期间，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给盟军的胜利提供助力的同时，自身经济规模也翻了一番，而且孕育出了成为大批量生产典范的企业巨头。这次大战最后的赢家是分别横跨了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的美国和苏联，而不是被战争拖垮、沦为二流国家的岛国日本或英国。“二战”结束后，战时积累的财富以及政府新出台的刺激政策使战时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得到了释放，大企业的规模因此继续扩大。但不幸的是，“二战”结束后，美国陷入了一场更全面的斗争，约翰·F·肯尼迪将其称为“黎明前漫长的战斗”。为了争夺世界主导权，美国领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冷战的较量，双方都建立了庞大的安全机构，在各自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将官僚体系从军事领域扩展到了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历史学家德瑞克·李波厄特在其所著的《五十年伤痕》（The Fifty-Year Wound）中对冷战的代价做了广泛统计。
很快，大小与规模的象征意义（即在某种程度上，规模最大的企业最可能获得成功并长盛不衰）就扩散到了几乎人们能想象到的所有领域。“二战”期间建成的五角大楼始建于1941年并于1943年竣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办公楼（以房屋面积衡量），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述象征意义的完美体现。无独有偶，IBM公司（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著名的保守文化就是利用等级和惯例支持先进技术目标的实现。1955年， M型管理结构的早期应用者之一通用汽车公司成为美国首家年净利润突破10亿美元的公司，若按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3％）来看，它也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公司。其员工数量仅在美国就超过了50万，生产的车型多达85种，轿车和卡车的销量达到了500万辆。曾经在海军工程部队服役的商人比尔·莱维特还将大批量生产原理扩展应用到了住宅建筑业，他在市郊大规模兴建中产阶级能够买得起的住房，率先发起了对市郊的开发。
冷战期间，这些大企业造就了产品和服务的极大繁荣，却也引发了担忧。建筑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批评莱维特兴建的住房千篇一律，而且太分散以致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社区。文学与社会评论家欧文·豪批评战后时代是一个“顺从的时代”。1950年，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中为制度压力下个人主义的丧失而感到悲哀。
而这些只是各种担忧的一部分。大型组织控制了所有领域，控制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批评家们因此担心它们所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会长久地存在，从而使控制政治和经济的精英阶层从普通人中脱离出来，使权力集中在统治集团或统治阶级手中。同时，他们也担心，在规模越大越好的顽固逻辑的影响下，组织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它们会在需要时相互并购或者通过联合分享财富。政府项目从军事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负责管理这些项目的官僚机构也随之扩张，这种趋势不只存在于“左翼”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使一些人颇感担忧。另一些人则认为，权力集中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
这些担忧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相似之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是企业主利益的政治延伸。他们写道：“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其后的几十年间，许多有影响力的追随者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观点。新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核心却是相同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使阶级分化加剧，并通过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更多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制造了阶级分化。
大型等级组织的兴起引发了大量相关评论，这些评论的关注焦点与韦伯的关注焦点相似，其观点则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呼应。1951年，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出版了其研究性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像罗纳德·科斯一样，米尔斯对大型管理式企业颇为着迷。他认为，这些企业对规模与效率的追求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层，这些工人重复进行机械劳动，丧失了想象力，并最终失去了完全融入社会的能力。简而言之，米尔斯认为典型的企业工人是被疏远的。伴随着IBM和其他数据处理公司技术的不断发展，霍尔瑞斯穿孔卡出现了。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卡片上印着的“请勿折叠、戳孔或损坏”的提示正是企业工人被疏远的证明，而霍尔瑞斯穿孔卡本身也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官僚化生活的普遍象征和代表。
1956年，米尔斯在他最著名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一书中发展了上述观点，指出了美国的权力为何会集中到控制了经济、产业和政治事务的统治“种姓”手中。当然，米尔斯承认美国的政治生活是民主多元的。尽管如此，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集中还是把精英推到了比以往更加强势的位置，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这些观点的提出使米尔斯成为社会批评家，但他的观点在当时绝非激进。5年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提出了相似的看法，提醒人们要警惕不受约束的权力和“军事工业复合体过度的影响力”。
20世纪60年代，关于现代经济组织必定导致不平等并造就出永久的精英阶层的疑虑在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中更广泛地蔓延开来。1967年，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学者G·威廉·多姆霍夫出版了《谁统治美国》（Who Rules America）一书。在书中，他用自己的“四个网络”理论证明了大企业的所有者和高层管理者控制着美国人的生活。之后，多姆霍夫不断修订此书，将越南战争和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例收录其中，以证明他的观点。(www.xing528.com)
在发起挑战的过程中，想要加入精英阶层的政治家和新成立的企业也会利用精英阶层或机构的地位难以撼动这一点做文章。关于后者有例可循，1984年，苹果公司为其Mac电脑所做的标志性商业广告在广告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受到乔治·奥威尔反乌托邦小说的启发而设定的场景中，一排排麻木的人正看着大屏幕听“老大哥”的讲话，这时一个被一群穿长筒靴的警察追赶的女人把一把大锤掷到了大屏幕上，解救了那些人。这则广告明显是针对当时个人电脑市场上苹果最强势的竞争对手IBM公司的。当然，今天的IBM已经淡出了个人电脑市场，它的市场资本值也远低于苹果。反过来，现在是苹果公司因为对操作系统、硬件、商店和客户体验的老大哥式的控制而备受指责。带有某种黑客风气并以“不作恶”为企业座右铭的谷歌创立于1998年，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之一（按照市场资本计算）。在某些方面，它的行为被认为是反基督的，因为它单枪匹马地摧毁着报业，粉碎着对手，侵犯着用户的隐私。
过去20年中，美国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全球范围内企业首席执行官和银行家的薪资和奖金越来越高，人们因此形成了一种看法：那些进入了上层社会的人远离民众，也根本不关心普通人的疾苦。西方社会中出现了自由化的政策和行为趋势，也出现了私立学校和私人保镖等社会选择，1994年离世的理论家克里斯托弗·拉希称此为“精英的反叛”，他把这种现象描述为富裕到一定程度的人从社会体系中的某种选择性退出。在《哈泼斯》（Harper’s）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中，拉希问道：“他们已经不再效忠于美国了吗？”
“精英的反叛”的观点产生了共鸣。尽管精英这一概念并不明确（是根据财富界定，还是根据其他方面的地位界定，或是根据职业界定），但认为复苏的精英对政府的控制在进一步加强的观点却十分盛行。2008年，在美国政府宣布实施大规模银行救助几天之后，也就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国政府对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进行援助的短短几周之后，批评家娜奥米·克莱恩把这个时代形容为“一个精英反叛……和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的时代”。她指出，对金融管理的长期忽视和突如其来的紧急援助反映了精英阶层对政策的控制。她认为，权力集中这一普遍趋势把政治和经济制度看似对立的主要国家联系在了一起。克莱恩告诉纽约的读者：“我发现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有向专制资本主义过渡的趋势。虽然不能说我们处于同一阶段，但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那就是掌握着权力的大企业和大政府在为了精英的利益而合作。”与此相伴随的一种观点是，全球化只是在加剧各产业和经济部门的权力集中，市场领导者继续牢牢占据着顶尖位置。
近年来发生的事情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很多国家甚至多数国家中权力掌握在寡头集团手中的担忧，即少数人不成比例地控制着大量财富与资源，他们的利益与政府的政策或明或暗地紧密交织在一起。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结合自身经验指出，每一次有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援助时，该国的寡头集团都在为自己寻求庇护，并试图将改革的重担转嫁给其他支持者（或外国贷款方）。约翰逊在2009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寡头政治是新兴市场的一个普遍特征，但它不只存在于新兴市场。他指出，事实上，美国在这方面也是领头人，“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也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寡头政体”。他举了游说、金融自由化和华尔街与政府之间“旋转门”的例子，并主张“瓦解原有的精英阶层”。
这些分析表明了一个更普遍的观点，这种观点无处不在，几乎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直觉，即“权力和财富趋于集中。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一表述虽有些讽刺，却是议会中、数百万家庭的餐桌旁、大学礼堂中、朋友们工作之余的聚会中、知识丰富的书籍中以及热门电视剧集中都会谈到的已经得到默认的假设。即使是在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中，也不乏权力和财富趋于集中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认同者。过去10年乃至20年中，媒体一直热衷于报道俄罗斯寡头、石油大亨、中国的亿万富翁以及美国的对冲基金经理和互联网公司老总的惊人财富，读者也乐于了解这样的信息。当这些大亨级人物干预政治时（如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和他信·西那瓦分别在意大利和泰国当政、鲁伯特·默多克和乔治·索罗斯干预全球政治），或是当比尔·盖茨等富翁试图塑造美国乃至全球的公共政策时，公众就会再次意识到金钱和权力相辅相成，为竞争者竖起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壁垒。
经济不平等注定会持续甚至加剧已经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共识，所以我们都有一点儿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分。但如果韦伯及他之后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最有利于竞争与管理的企业模式已经过时了呢？如果权力正在分散，开始以新的形式通过新的机制掌握在过去曾经被边缘化的小型行为体手中，而占据支配地位的更为官僚化的大型传统行为体的权力优势正在消失呢？微权力行为体的崛起向我们抛出了这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或许权力与大小和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已经不再那么显著了。
【注释】
[1]清教主义（Puritanism）是英国宗教改革思想的延伸，因努力“净化”英国教会而得名。它强调救恩、《圣经》与教会的信仰，认为社会是合一的整体，笃信一个单一并且与其他团体有联系的权威，致力于净化自己和社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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