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终结：新规则下战争的影响

权力的衰退和战争的新规则

“再也不要爆发战争了！”这是战争幸存者的感叹。然而，每一天，现实都在提醒我们，暴力、恐怖和胁迫仍然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在海湾战争、第一次世贸中心袭击^[2]、巴尔干冲突、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及西非内战等事件面前，冷战的“和平红利”消失了。作家罗伯特·卡普兰已经发出警告，随着冷战所维系的国家走向解体，随着民族和宗教紧张的加剧，“无政府状态正在形成”。“9·11”事件的冲击、“基地”组织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兴起，以及随后各种名义的“全球反恐战争”让我们觉得，世界正在为新型低级别但影响力巨大的暴力所困扰。尽管视角不同，但包括卡普兰和《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一书的作者蔡爱眉在内的众多分析家都认为，迅速的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衰落增加了暴力冲突出现的可能性，在非民主社会建立西方式民主的尝试很可能事与愿违，导致暴力冲突。恐怖主义、网络战争和毒品走私的场所是无边界且不固定的，它们可能在任意时间发生在任意地点，使世界蒙受重大损失。

有人将今天的暴力冲突称为“低烈度冲突”，也有人将其称为“小型战争”或“非常规战争”，学者马克·埃克尔和托马斯·里德将其称为“战争2.0”。他们指出：“今天的暴力冲突与历史频道纪录片中影响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冲突截然不同……也与大多数国家国防投入的重点截然不同。”但我们该如何应对新的冲突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就没有那么清晰了。有人曾提出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应彻底裁军、进行军事改革，但这些做法会损害某些既得利益，给人以示弱的印象，也引起了人们对于传统威慑力量遭到削弱的更大的担忧，因此都被否定了。传统的国家间威胁并没有消失，从高加索到南美洲，还有大量边界冲突悬而未决，伊朗和朝鲜等国还在加强军备，美国和中国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相互猜疑。同时，要解决非国家行为体传播暴力的问题，前提是要弄清其根源，对此，分析家们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经济不平等、文化破坏、企业帝国主义的传播、激进主义及国家支持等。

从权力衰退的视角看今天的战争也不能平息这些争论，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一些必要的信息，包括未来冲突的形势，以及西方民主国家、有抱负的超级大国、发展中国家、好战团体和叛乱团体成功的军事战略必须要说明的新现实。

超强军事竞争的来临

容易得到的武器，士兵与平民、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界线的模糊和冲突的日益增多（更多的不是领土之争，而是金钱、商品和思想之争）为战争和安全领域的超强竞争创造了条件。与主要政党及工业和银行业巨头一样，大型军事机构也因为传统权力壁垒的坍塌遇到了新的竞争者。像五角大楼那样的主要国防机构已经失去对冲突工具和资源的垄断。现在，冲突中重要的技能不仅可以从基础训练、军官学校和国防大学中学到，还可以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叛乱分子训练营、英国莱斯特的宗教学校或中国广州的电脑学校中学到。

在这幅破碎的图景中，传统军事机构依旧是重要且威严的。它占有着公共资源优势，有能力使自己占据政府预算的首要位置，它可以借助国家主权赋予的道德影响力吸引追随者，证明各种投资和支出的合理性，也因国家主权而享有加入联盟的政治合法性。它享有传统的支撑，却失去了排他的特权。哲学垄断和实际垄断的消失暴露了它的脆弱性。过去，国家享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哲学垄断。主权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及其对日益复杂的技术的需求赋予了军队实际垄断。强有力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和技术在专业人士之外的危险扩散摧毁了军队的具体优势。

今天，各国军队正试图适应全方位战争，适应的速度不同，结果也不同。全方位战争中使用的武器既有数字武器也有传统武器，应用的战术既有心理战也有胁迫战，战斗人员中既有身着军装协同作战的士兵也有散乱的平民。超级军事竞争并不意味着冲突中死亡的人数比以往更多，不意味着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比以往更严重，也并不表明军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却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让我们思索国家的军队未来能够赢得什么。

军事力量不再等同于国家安全

军事冲突从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向分散的小规模冲突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大型军队的专业化优势。因此，任何依赖于军事力量或优势火力的国家安全战略都值得怀疑。意识到这一点后，主要国家的军队已经尝试做出调整。正如前面所提到的，2008年年末，美军的一份军事指令中称，非常规战争将被视为“与传统战争一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争，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声明，表明美军的整体军事规划（从人员到装备再到训练）都将做出调整。对于美国来说，对非常规战争的关注意味着更重视特种作战、情报搜集、平叛和军方所说的“低能见度作战”，也意味着更加关注同盟国和当地军队的合作。根据2012年宣布的计划，在大约75个国家部署了兵力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人员将增加6％，从2012年的6.6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7万人。人们从这一增长中发现，今天的平叛行动或许不同于特种部队作战行动手册中列举的各种行动。美国国防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今天的叛乱爆发的原因不大可能是对某种意识形态或某个领导阶层（如越南共产党）的追随，而是对像巴勒斯坦大起义一样几乎自发形成的“愤怒联盟”的追随。

其他国家的军队也在进行调整。过去2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缩小了部队规模，更加关注现代技术的应用。2000年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乎没有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太大的作用，但2000年后，其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参与度显著提高。中国海军也访问了更多国家的港口。此外，中国工人在苏丹等地遭遇绑架和杀害的事件也引发了中国对海外保护的新思考。在海外中国公民数量越来越多、中国国家利益越来越广泛的情况下，中国该如何提升对海外公民和利益的保护能力？今天各国军队最有可能承担的军事任务包括反恐、平叛、人道主义干预和维和，为了找出应对这些任务的“最佳方法”，军事分析家们对美军、中国军队、英军、法军和以色列军队等全球主要军事力量的实战经历进行了详细分析。

电子战爆发的可能性引发了特别关注。我们可以在过去10年的袭击记录中看到国家面临的各种威胁，包括旨在使系统瘫痪或植入恶意代码的系统攻击、旨在搜集敏感数据或阻碍通信的信息网络攻击以及对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网络战争还包括“信息战”，比如发放宣传资料及重定向网站。据报道，美国、伊朗、格鲁吉亚、爱沙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的信息系统都曾遭遇多种形式的网络攻击。推特和谷歌邮件等私人网络服务也曾遭受攻击，2009年夏天的伊朗动乱期间就有这样的例子。但是，就袭击的规模和造成的损失而言，现在还没有哪次网络战能够与“9·11”事件相提并论，并且网络战也不像“9·11”事件一样能够让政府找到明确的资源投入方向并激发民众对政府的支持。有证据表明，各国政府对网络战的适应过程较长，黑客和网络攻击者显然仍有很多机会破坏政府的关键职能。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阿莫斯·亚德林指出：“网络世界瞬息万变，在这场较量中抢占先机非常重要。要适应网络战的变化，最多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要适应空战的变化，我们可以有几年的时间。”

军事专家阿奎拉指出，不能及时做出调整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军事思想有误。他于2010年写道：“过去20年，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虽然进展缓慢，却在稳步提升。但高级指挥官往往会重提宿命论，因为他们认为国会和业界领袖会对根本性的变化进行阻挠。”

此外，认为应该加强传统军事建设、应用先进技术并打造优势火力的观点并没有消失。“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3]认为，军事实力“仍然构建着预期并影响着政治预测”。常规军队即使没有参加实际战斗，也有重要的威慑作用。奈写道：“军事力量、规范和制度可以提供最低限度的秩序。”但是，当野蛮的军事力量无法再确保优势地位时，问题就变成了：在传统权力行为体与相对缺乏经验的新兴权力行为体之间，资源是如何分配的。没有人认为恐怖分子能终结大国的存在，但他们肯定能够以不可预知的、令人恐惧的方式影响大国的行动。(www.xing528.com)

金钱比秩序重要

究竟谁是哲塔斯？在某种层面上，他们只不过是参与墨西哥长期毒品战争的众多武装派别中之一。这场战争不是象征性的：从2006年12月到2012年年初，将近5万人丧命于与毒品有关的暴力事件，这场战争使墨西哥政府失去了对大片领土和大量经济活动的控制权。在这幅场景中，哲塔斯格外强大，他们控制了墨西哥东北部的关键领土，将大量毒品经繁忙的拉雷多口岸运入美国。臭名昭著的哲塔斯约有4000名成员，他们所控制的区域恐怖盛行，其势力还扩展到了墨西哥其他地区，甚至美国。墨西哥政府在毒品战争中对手众多，其中哲塔斯最令人生畏，它与众不同的就是出身。哲塔斯的成员在成为海湾卡特尔的私人军事力量之前，都是墨西哥军队和警察部队中的精英。哲塔斯将早已在墨西哥司空见惯的腐败和背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现在，哲塔斯正经历着进一步的转型。伴随着各卡特尔之间权力竞争的展开，曾经是执行者的哲塔斯已经成为独立的贩毒集团，开始争夺关键市场和毒品贩卖渠道，并且有报道称，该集团已经通过与卡拉布里亚“光荣会”的合作将触角伸向了欧洲。

哲塔斯从政府部队到私人部队、再从私人部队到毒贩的身份转换表明了当今冲突中角色可以互换的本质。伊拉克叛乱分子逐渐把绑架当作生意，这些叛乱分子大部分是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老兵；塔利班开始参与阿富汗的毒品交易；海盗日益猖獗。这些事例都表明，经济机遇（从更高的报酬到犯罪所发的横财）将很多行为体推入了冲突。金钱一直是促使人们拿起武器（有时是放下武器）的动机之一，但是，在分散冲突中，最有用的武器都能够轻易得到，经济动机格外强烈，遵从指挥与控制的动力就相应减弱了。从犯罪到叛乱、再从叛乱到私营军事公司，对于那些受过相关武器及后勤训练的人来说，市场机遇无处不在，而这些市场机遇越来越多地涉及传统的“民用”技术。

换言之，在今天的冲突中，秩序没有物质刺激重要。在传统军队中，收入水平是次要的，人们参军的主要动机是忠诚、公民义务和责任以及使命感或目标感，这也是“9·11”事件后大量美国人报名参军的原因。一些叛乱及暴力团体也有使命感，他们以驱逐占领者、保卫领土或对抗异教徒为名吸引追随者。但军事角色的分散和参与冲突的非军事途径的兴起意味着价格、报酬和机会成本等市场信号正在影响暴力的形式，其程度至少是过去一个世纪中的西方社会未曾经历过的。

军事权力的衰退影响着每一个人

分散了冲突并将军事技术转化为军用/民用混合技术的离心力不仅影响着大型的国家军队，就连冲突中的新行为体也面临着成为牺牲品的危险，尽管这股力量曾经促进了他们的崛起。

“圣战”运动就是一个例子。“9·11”事件及随后发生在马德里和伦敦的袭击都是以奥萨马·本·拉登和扎瓦赫里为核心的恐怖组织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策划和努力的结果。而“基地”组织近期策划的几次袭击规模都比较小，还遭到了挫败，并且“鞋子炸弹客”和“内裤炸弹客”的性格令这些袭击显得近乎可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或许一个原因在于反恐机构在大阴谋实现之前就将其挫败的能力增强了，另一个原因在于“圣战”世界和“基地”组织权力和能力的衰退对其自身造成了影响。研究“圣战裂缝”的学者托马斯·里德分析了“圣战”分子的不同活动。为领土而战的地方叛乱分子通常对全球影响力毫无兴趣。与哲塔斯一样，出于经济动机而不是使命感，一些“圣战”武装分子开始从事有组织犯罪及贩毒活动。还有更多“圣战”分子来自欧洲和北美等地的网络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参与了成熟的军事行动。在阿拉巴马州长大的奥马尔·沙菲克·哈马米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曾经惹人喜爱的高中生后来成为索马里反政府武装的主要领导人。

里德和他的同事马克·埃克尔指出，由于利益、使命感和能力的不同，外表看起来吓人的“圣战”世界的内部是脆弱的。塔利班内部也同样脆弱，军事观察家们把塔利班武装分子分为两类，即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大塔利班”分子和主要受有限关切和金钱驱使的“小塔利班”分子。一项针对45个已经不再活动的恐怖组织进行的研究发现，真正被打败的恐怖组织只是少数，有26个恐怖组织是因为内讧而解散的。里德和埃克尔进一步指出，说“基地”组织控制着这些组织会产生误导，夸大了其指挥和协调能力。他们认为，“维基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方法和忠诚的自由和脆弱的传播）更好地描述了“圣战”运动的传播方式，这种方式让“圣战”运动无处不在，但同时也削弱了其效力。

无人机、简易爆炸装置、彻底武器化的网络空间、精确制导武器、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海盗、富有且装备精良的跨国犯罪网络及大量其他武装行为体改变了国际安全形势。未来，这一新形势还将不断变化，因此我们无法对其做出准确描绘，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型军事机构的权力将比过去小。

【注释】

[1]英里=1609.344米。—编者注

[2]年世贸中心爆炸袭击是世贸中心遭遇的第一次恐怖袭击。—编者注

[3]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一书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