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探寻唐宋都市风情词

都市的歌楼妓院，是催生歌词的温床。换言之，词是都市繁荣的衍生物。唐末五代，歌词创作第一次走向全面繁荣。欧阳炯描述当时的创作情景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花间集序》）这样的生活享乐及其创作场景，就是一幅典型的都市风情画面。一直到两宋歌词创作之昌盛，都与当时的都市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秦楼楚馆，无法在乡野村落生存，那里没有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消费群体。都市，是歌楼妓院的必然依托。歌词创作的主流倾向，则是描写文人士大夫在歌楼妓院歌舞享乐的日常生活。因此，都市风情也就必然成为歌词情感抒发的生活背景。歌词与都市风情，有着天然的联系。

随着歌词创作的演变，词人们将眼光转向更为开阔的生活场景。他们期望扩大歌词的描写范围，增加歌词的抒情功能，提高歌词的艺术品位。词人们因此做出的努力是多方面的。其中，将都市风情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便是词人们的一种努力。都市风情，本来作为享乐生活的背景，就已经频繁地出现在歌词中。词人们只要稍微转变眼光，将画面上的歌舞场景和娇艳女子淡化，凸现出来的就是都市之风光、风物、风俗的描写。

这样一种描写重心的改变，大规模的是从北宋词人柳永开始的。柳永仕宦淹蹇，江湖流落，天涯奔波，他到过南北许多大都市；柳永喜爱声色享受，每到一地，必出入于风月场所，见识了各地的繁华景象，对诸多的都市风情有深入的体验；柳永热衷仕宦，总期望通过自己的生花妙笔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所以，他的笔下就有了各大都市繁荣盛景的描写和讴歌，展现了较为开阔的都市风土人情画卷。

对都市风情的描写，到了北宋徽宗年间达到鼎盛。徽宗及其亲信大臣公然贪图声色享乐，社会风气转向奢靡。徽宗又创办大晟府，聚集一批专业词人，专门从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学创作。描写都市繁华景象，便是大晟词人创作的主要内容之一。都市风情描写，有了官方的特殊背景，有了歌颂太平的政治目的，一时形成创作风气，是理所当然的。

上述所说的都市风情描写，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都市繁华景象；其二，都市节序时令之生活场景。词人游历某一都市，因新鲜而惊奇赞叹，因惊奇赞叹而有了文学表现的冲动，于是有了都市繁华景象的描写。此外，到了某一节序时令，都市有了过节的热闹气氛，有了节日的盛大布置，其情景非平日可比拟，因此也给词人留下深刻印象，成为文学描写的经常性主题。柳永、大晟词人以及其他作家的描写，都表现在这些方面。

南宋歌词对都市风情的描写有了新的改变。金人入侵，北宋覆亡，南宋士人始终生活在北方外敌的巨大阴影之下。南宋词人，再也无法躲在象牙塔内自我吟唱，翻天覆地的社会变故直接影响到歌词的创作。具体到都市风情词，词人们或写南方大都市因金兵蹂躏而残破败落，抒发亡国黍离之悲；或借都市的繁华反讽统治者的文恬武嬉，沉湎声色，忘记国耻国仇。纯粹陶醉于都市风光、怡然自得的作品，与北宋相比，数量上大大减少。都市风情，成为南宋词人抒发爱国志向的又一题材内容。

词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歌辞。燕乐流行于歌舞酒宴之间，适宜于花前月下、浅斟低唱之际演奏或演唱。所以，歌词创作一旦出现，就天然地与“香艳”之类的题材内容发生联系。然而，这样的题材内容，与儒家的文艺思想和审美观念背道而驰。唐人的歌词创作，因而备受压抑，唐词创作呈现为萧条的景象。唐代最早从事歌词创作的一些文人士大夫，虽然都是文学创作观念相对开放、喜爱民歌风味天然的作家，如白居易、刘禹锡、韦应物等，但是，他们也不敢轻易涉足“艳情”这个创作禁区。他们的歌词创作，尽量绕开男女情思这个敏感话题，表现为更为开阔的取材倾向，如写隐逸情趣、边塞风光、乡土人情等等。偶尔也会描写到都市风光，成为最早的都市风情词作。白居易《忆江南》最为典型，词云：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文人开始模拟创作歌词，都是篇幅极其短小的令词，没有太多的文学描写空间。这首写杭州都市的小令，也只是极为简练地点出杭州迥异宜人的风光，不可能展开作具体的铺叙。这样的作品，在唐五代数量是极少的。但也算得上是都市风情词之滥觞。

唐末五代，诸侯争霸，“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乱哄哄的历史闹剧中，各个短命小朝廷的君主大都目光短浅，无政治远见，在狠斗勇战之余，只图声色感官享受，沉湎于歌舞酒色。在这样的社会风气浸染下，这个时期的文人也没有从容的心态去欣赏都市风情，他们只是在歌词中尽情叙说自己的性爱体验，表露自己的性爱欲望，“花间”创作风气，弥漫了整个时代。北宋建国，百废待兴，内忧外患交织。太祖朝，既要平定国家内部后周遗留势力与跋扈军人的不满与反叛，又要抗击契丹入侵、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太宗朝，国家将主要精力转向对付外族契丹，太宗企图凭借武力收复五代时候割让给契丹的失地，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却以宋廷的大败告终。太宗朝对契丹的战争，改变了宋、辽之间军事力量的强弱之势，真宗朝前期北宋就始终处于契丹的军事威胁之下。一直到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北宋才相对获得国际与国内的安定平静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北宋建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还没有充裕的时间、闲暇的精力，去彻底享受生活，从容领略醇酒、美女、歌舞，更不可能悠闲自在地面对都市风光和人情。在柳永出现之前，北宋初年只有寥寥数篇写都市风情词，以潘阆的十首一组《酒泉子》最为著名，词云：

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异花四季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别来隋柳几经秋，何日得重游？

长忆钱塘，临水傍山三百寺。僧房携杖遍曾游，闲话觉忘忧。栴檀楼阁云霞畔，钟梵清宵彻天汉。别来遥礼只焚香，便恐是西方。

长忆西湖，湖上春来无限景。吴姬个个是神仙，竞泛木兰船。楼台簇簇疑蓬岛，野人只合其中老。别来已是二十年，东望眼将穿。

长忆西湖，尽日凭阑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

长忆孤山，山在湖心如黛簇。僧房四面向湖开，轻棹去还来。芰荷香喷连云阁，阁上清声檐下铎。别来尘土污人衣，空役梦魂飞。

长忆西山，灵隐寺前三竺后。冷泉亭上旧曾游，三伏似清秋。白猿时见攀高树，长啸一声何处去。别来几向画阑看，终是欠峰峦。

长忆高峰，峰上塔高尘世外。昔年独上最高层，月出见觚棱。举头咫尺疑天汉，星斗分明在身畔。别来无翼可飞腾，何日得重登？

长忆吴山，山上森森吴相庙。庙前江水怒为涛，千古恨犹高。寒鸦日暮鸣还聚，时有阴云笼殿宇。别来有负谒灵祠，遥奠酒盈卮。

长忆龙山，日月宫中谁得到？宫中旦暮听潮声，台殿竹风清。门前岁岁生灵草，人采食之多不老。别来已白数茎头，早晚却重游。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潘阆，字逍遥，大名人，曾居杭州。宋太宗召对，赐进士第。坐事逃遁，后被捕入狱。真宗释其罪，以为滁州参军。潘阆一生，大致生活于江湖，身份类似于隐者。他居住杭州较长时间，对杭州风物非常熟悉，而且热爱。这组《酒泉子》在当时极负盛名，尤以“长忆西湖”一阕而获时人喜爱。文莹《湘山野录》卷下载：“阆有清才，尝作《忆余杭》一阕（即《酒泉子》“长忆西湖”——引者注），钱希白爱之，自写于玉堂后壁。”杨湜《古今词话》载：“石曼卿见此词，使画工彩绘之，作小景图。”作为流转于江湖的隐者，潘阆更赏识杭州的山水风光，一组《酒泉子》也以此为描写中心。都市风情，在这里还混淆于湖光山色之中。这样的创作，依然可以看作都市风情词之滥觞。

宋词全面繁荣局面的到来，已经是仁宗朝（1023—1063）的事情了。仁宗在位期间，励精图强，致力于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之治理，社会的繁荣因此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1]就是在这样一种“太平盛世”的社会环境中，流行于酒宴之间的歌词再次受到广泛阶层的关注，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浓厚创作兴趣，北宋词创作的第一个春天也就来到了。宋人家庭豢养歌儿舞女之风甚盛。北宋初年，太祖“杯酒释兵权”，劝石守信等臣下“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卷二百五十《石守信传》）。因此，北宋君主并不限制臣僚的生活享乐。这是君主控制臣下的一种手段，以此化解上下矛盾。得皇上提倡与怂恿，宋代达官贵人、官吏豪绅家都数量不同地拥有私人的歌儿舞女。歌儿舞女是都市生活的衍生物，歌词的繁荣有赖于歌儿舞女的应酬、表演和传唱。歌儿舞女、歌词、都市生活，三者密切相关。所以，有关都市风情的描写，也在这个时期大量涌现，形成都市风情描写的第一个创作高潮。

第一位大量创作都市风情词的作家是柳永。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大约是中年以后改名，因为身体多病的缘故，永即永年，耆即耆老，冀改名以得长寿。行七，故人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居崇安（今福建崇安县）。柳永在宋仁宗时期，曾来汴京应试。待试期间，多与下层歌妓乐工交往，叶梦得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2]。柳永《戚氏》词也回忆说：“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考举数次以后，才进士及第，应考期间有过一段蹉跎艰难的时光。在这一段时间里，柳永更多的是放纵自己，混迹于歌楼妓馆。他的许许多多脍炙人口、传播广泛的俗艳词曲，既为他博得词坛声望，也为他换取了“薄于操行”的名声。在“留意儒雅，务本理道”的仁宗时代，他因此要在仕途上吃亏也是理所当然的。及第前，还曾游历过成都、京兆，遍历荆湖、吴越。及第后，历任睦州团练推官、余杭令、定海晓峰盐场盐官、泗州判官、太常博士，官终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柳永创制的俗艳词曲，不仅仅遭到了皇帝的屏斥，也不为身居要职的文坛领袖人物所喜欢。在北宋时期，柳永词招来的几乎是一片斥责声。这一切决定了柳永即使是考取进士，也只能沉抑下僚。据说，最终柳永病殁于润州（今江苏镇江），寄柩僧寺。二十余年后才由王安礼出资葬于北固山。柳永亦能诗文，“为文甚多，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脍炙人口”[3]。《乐章集》存词213首。

柳永在传统教育的熏陶下，一生对仕途充满热望，可是，却没有洞察仕途的敏锐眼光，又没有从政的素质和才能。从本质上来说，柳永只是一个浪漫的文人，一位浪荡的弟子。因此，柳永科举考试多次落第，中举后又沉抑下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尽管柳永本人不是这样认识的，在他的笔端也不乏愤愤不平情绪之宣泄，不过，个人气质和现实状况都逼迫柳永在仕途上无所作为。于是，柳永便将更多的精力投注于歌词创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柳永被后人称为宋代第一位专业词人。柳永笔下描写最多的当然是与歌儿舞女缠绵缱绻的旖旎情景，所谓“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鹤冲天》）。然而，柳永中举前后，既在汴京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又四处奔波，到过当时许多著名的城市，他对仁宗年间各地都市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当柳永兴趣稍稍转移，将目光投向自己生活着的非常熟悉的都市时，且以“专业作家”的身份进行创作时，都市的风情画面，第一次完整丰富、细腻具体地在歌词中出现了。《倾杯乐》云：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蒨。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　龙凤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羽扇。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盈万井、山呼鳌抃。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这首词写汴京元宵节繁盛的景象。元宵佳节，禁苑花已繁茂，春日迟迟，和风布暖，风光日益灿烂绚丽，整个都市洋溢在春日的气氛之中。都城里，有宏伟的建筑，有宽广的城郭，有美丽的花园；还有入夜后欢闹的车水马龙，有火树银花的彩灯，有悦耳动听的笙歌，有缤纷夺目的焰火。总之，词人笔下的汴京富丽堂皇而又繁荣昌盛，充分显示出汴京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外交流中心的宏大气派。词中写元宵佳节的热闹场面，与《东京梦华录》中《元宵》一节、与《大宋宣和遗事》亨集中元宵观灯的描写，非常相似。

汴京风光，频频出现在柳永的歌词中，《透碧霄》上阕说：

月华边，万年芳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端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

这是汴京平日的景象，依然“壮丽熙盛”。高耸入云的宫阙，遍街欢腾的“歌吹”，美丽如“神仙”般的人物，装饰点缀着都城。这一系列描绘，透露了当时汴京商品经济发达、人民富庶、上层统治集团寻欢逐乐的历史风貌。《满朝欢》上阕有类似的描写：“花隔铜壶，露晞金掌，都门十二清晓。帝里风光烂漫，偏爱春杪。烟轻昼永，引莺啭上林，鱼游灵沼。巷陌乍晴，香尘染惹，垂杨芳草。”柳永采用铺叙手法，写出“金掌”、花露、“烟轻”、“莺啭”、“鱼游”、“香尘”、“芳草”等景象，组成一幅和谐的京城春日“风光烂漫”之长画卷。这类词篇，不仅是一幅幅很好的都城风景画，同时也是很有历史价值的风俗画。

柳永歌颂帝京，应该还有粉饰太平以邀统治者赏识的目的，其中渗透着柳永对仕途的渴求和热望。“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4]“方冀进用”是柳永创作此类都市风情词的主要目的，所以，词里难免有夸大之处，在词语的使用上也显得板滞而缺少生气。

柳永在汴京度过了风华正茂的少年时期，也有过“论槛买花，盈车载酒，百琲千金邀妓”（《剔银灯》）的冶游生活。但他在汴京所受的打击也是一生中最深重的。尽管他在以后的词里不断回忆汴京，多次表示对“神京”的向往，把汴京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但这种神往与热爱更多的却是眷恋和回忆在那里结识的歌伎舞女。上面列举的《透碧霄》、《满朝欢》的下阕，就落实到对歌伎和酒楼生活的眷恋上。柳永都市风情词中频频出现歌儿舞女，其中有对佳人的眷恋，更多的意图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词人的失意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到恋情词中，借歌伎之种种表现，以发泄内心的怨气，以表达自己对仕途的热望，和对眼前处境的不满。可以设想，假如词人再度春风得意，身世苦痛随之消失，又有新的美酒娇娃相伴，必定是“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得意忘形，而不会对一段旧情眷眷不已。

柳永流落他乡时，写都市风情有时也有相当的功利目的，但不如在汴京时那么强烈，所以，柳永对杭州、苏州和成都等大都市的观察更为随意，描绘也就更加形象生动。其中当以《望海潮》最为杰出。词云：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在杭州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杭州的山水名胜、风土人情不仅有亲身的观赏和体会，而且对杭州还怀有极其深厚的热爱之情。他以激动的诗笔，把杭州描绘得雄伟壮观、清幽秀美而又富丽非凡。在短短117字之中，杭州的形势，钱塘江的涌潮，西湖的荷花，市区的繁荣，上层人士的享乐，下层百姓的生活都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柳永善于抓住具有特征性的事物，用饱蘸激情而又带有夸张的笔调，寥寥数语便笔底生风。上片主要勾画钱塘的“形胜”与“繁华”，大笔浓墨，高屋建瓴，气象万千。写法上由概括到具体，逐次展开，步步深化。开篇三句点出“形胜”、“都会”与“繁华”，以下紧紧围绕这六个字各安排三句，做形象地铺写，境界立即展开：“烟柳画桥”三句写的是“都会”美丽的风景和人烟的茂密，这里垂柳、画桥、风帘、翠幕相互掩映，“十万人家”错落其间。“云树绕堤沙”三句侧重刻画“形胜”，写出钱塘江潮的险峻气势。这里钱塘江“天堑”气势雄伟，波涛卷雪，一望无际，堤岸上云树缭绕，更增添了大好江山的妩媚情调。“市列珠玑”三句突出了杭州城的富庶繁华，这里集市上多“珠玑”之类贵重商品的罗列，家家户户多有“绮罗”之类的奢侈享受，彼此之间在比阔摆富。这样一幅画面，词人也是极尽夸张之能事。但是，由于观察的细腻、描写的真切、语辞的活泼、情感的投入，丝毫没有让人感觉到浮夸。

下片侧重于描绘西湖的美景与游人的欢乐。西湖是杭州城美丽的集粹，是杭州城的象征与代表。苏轼在杭州写西湖的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柳永腾出下片所有的笔墨，集中写西湖，就突出了杭州城的特色，杭州城的神采风韵，玲珑毕现。写法上着眼于“好景”二字，尤其突出“好景”中的人物。“重湖”三句描绘西湖美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天生的好语言。西湖分内湖和外湖，风景不同，故称“重湖”。西湖周边，有连绵重叠、造型各异的翠绿山峰环绕，妩媚中别具峻峭。南宋康与之有《长相思·游西湖》写两岸的翠峰叠嶂说：“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南宋袁正真也有《长相思》说：“南高峰，北高峰，南北高峰云淡浓。湖山画图中。”这些都可以与柳永的词句对照阅读。何况，这里还有“三秋桂子”飘香，“十里荷花”盛放，人间天堂，绝非溢美。“羌管弄晴”三句写湖面上游乐欢乐的情景。“钓叟”，代指隐士，泛指所有的墨客骚人；“莲娃”，指陪同游湖的歌儿舞女。晴日里，湖面上随处“羌管”悠悠；入夜后，西湖边依然“菱歌”悠扬，熙熙攘攘，往来不绝的是“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写的是州郡长官。高牙，高大的牙旗，代指州郡长官。据说柳永写此词是献给杭州地方长官的，杨湜《古今词话》载：柳永与当时的杭州地方长官孙何原来是布衣之交，柳永到杭州想央求与孙何见面，以博取功名。但是，却被守门人挡驾。于是，柳永创作了这首词，借名妓楚楚在杭州官府的宴会上演唱，并且嘱托说：孙何问起作者是谁，就告诉是“柳七”。中秋节官府宴会，楚楚委婉动听地演唱了这首词，孙何当场就请柳永参加宴会。杭州城这样的繁华盛丽，百姓的安居乐业，都是地方长官治理的政绩。州郡长官不仅有“吟赏烟霞”的儒雅，而且也有了“乘醉听箫鼓”的与民同乐的闲暇。结尾两句归结到本意。柳永谀美杭州城长官，将来回到朝廷，也有足够的政绩可以夸耀了。换言之，仕途通达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这首词形象地描出杭州天堂般的胜境，艺术感染力是很强的。相传金主完颜亮听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以后，便对杭州垂涎三尺，因而更加膨胀起他侵吞南宋的野心。宋谢驿（处厚）有一首诗写道：“莫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岂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这虽是传说，并不一定可信，但杭州的确优美迷人。特别是经过柳永的艺术加工，把杭州写得更加令人心驰神往。这首《望海潮》，在艺术上几乎超过了前人所有歌颂杭州的诗词。

柳永笔下的苏州也是很美的。他在《木兰花慢》中写道：“古繁华茂苑，是当日、帝王州。咏人物鲜明，土风细腻，曾美诗流。寻幽。近香径处，聚莲娃钓叟簇汀洲。晴景吴波练静，万家绿水朱楼。”词中不仅写到苏州的文明古史，还特别描绘了灵岩山下的采香径。相传当年吴王种香于香山，使美人泛舟于溪中采香。从灵岩山下望，采香径笔直如箭，直通太湖，故又名箭径。然而，今天在采香径里泛舟的已不是馆娃宫里的美人，而是平常的“莲娃钓叟”了。在《瑞鹧鸪》一词里，还特别反映出苏州的富庶：“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此外，柳永歌咏成都说：“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当春昼，摸石江边，浣花溪畔景如画。”（《一寸金》）《木兰花慢》和《长寿乐》等所咏城市不可确指，也是一片繁华景象。《木兰花慢》说：“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长寿乐》说：“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恣游人、无限驰骤，娇马车如水。竟寻芳选胜，归来向晚，起通衢近远，香尘细细。”在柳永笔下，都市风光一一展露。

在都市风情词的兴盛时期，都市的风光人情，不仅仅出现在柳永的笔下，其他词人的创作也多有涉猎。张先《破阵乐》云：

四堂互映，双门并丽，龙阁开府。郡美东南第一，望故苑、楼台霏雾。垂柳池塘，流泉巷陌，吴歌处处。近黄昏，渐更宜良夜，簇簇繁星灯烛，长衢如昼，瞑色韶光，几许粉面，飞甍朱户。　和煦。雁齿桥红，裙腰草绿，云际寺、林下路。酒熟梨花宾客醉，但觉满山箫鼓。尽朋游，同民乐，芳菲有主。自此归从泥诏，去指沙堤。南屏水石，西湖风月，好作千骑行春，画图写取。

这首词描摹杭州城“郡美东南第一”的繁华盛丽，词中一一罗列亭台楼阁、池塘流泉、巷陌街衢、吴歌粉面、西湖风月、宾客游乐等等。结尾“西湖风月，好作千骑行春，画图写取”，与柳永《望海潮》“千骑拥高牙。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先《倾杯·吴兴》则写家乡的风貌，词云：

横塘水静，花窥影、孤城转。浮玉无尘，五亭争景，画桥对起，垂虹不断。爱溪上琼楼，凭雕阑、久□飞云远。人在虚空，月生溟海，寒渔夜泛，游鳞可辨。　　正是草长老，江南地暖。汀洲日晚。更茶山、已过清明，风雨暴千岩、啼鸟怨。芳菲故苑，深红尽、绿叶阴浓。青子枝头满。史君莫放寻春缓。

垂虹桥、溪边楼、五亭风景、渔舟夜泛，历历在目。家乡风景如画，尤其是到了春日，草熏风暖，深红浓绿，词人更是思恋不已，结尾就嘱托友人“莫放寻春缓”。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列举柳永和张先的词，从形式上看都是慢词。也就是说，都市风情词的兴盛，是伴随着慢词的兴起而兴起的。慢词由于曲调变长、字句增加、节奏放慢，在音乐上的变化更加繁多，悠扬动听。于是，这也就适宜表达更为曲折婉转、复杂变化的个人情感，适宜描写更为细腻具体的风俗人情，适宜展现更为丰富多彩的风光风貌。只有在慢词里，词人才能够比较从容地展开都市风情的描写，小令中是没有这样腾挪铺展的空间的。

徽宗年间，都市风情词的创作有了新的动力和诠释，其创作走向鼎盛。宋徽宗在位期间，为政方针以及处世态度，与北宋历朝君王大异其趣。他没有励精图强的志气，却好大喜功，追求事事超越前王。他一反祖宗“尚俭之法”，公开放纵声色享乐，故朝野享乐之风甚盛。徽宗的许多政策措施和举止行为，对北宋末年的世俗风气影响巨大，并直接作用于文艺创作。由于徽宗的提倡和奖赏，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御用文人”创作圈，词坛上以“大晟词人”为代表。这一批文人的创作相当大的程度上视徽宗的喜恶而转移，是北宋末年世俗风气的最形象的表现。反过来，“御用文人”的创作又引导了时代的审美潮流，对奢靡的世风起推波助澜之作用。

徽宗在位26年，时间之长于北宋仅次仁宗。在北宋政权崩溃之前，在徽宗君臣们的眼中，曾有过一段繁荣似锦的太平时光。社会表面的繁荣景色，给徽宗君臣以极度自信，经常表现为狂妄无知。在臣僚的一片颂谀声中，徽宗飘飘然，确实认为自己可与古圣王比肩。“太平盛世”不仅是当时的一种社会虚象，而且还是徽宗君臣们的一种普遍心理认定。

推而广之，即使政治上受到排挤、打击的“元祐党人”或其他在野的文人士大夫，也没有更深的危机或忧患意识。翻检他们的诗文，大抵只有“官人懵不知，犹喜输租办。兴怀及鳏寡，犹愧吾饱饭”（张耒《寓陈杂诗》）的对田家生活艰辛困苦的忧虑和“独展《离骚》吊逐臣，尚存残角报重”（李之仪《罢官后稍谢宾客》）的贬谪生涯的愤懑及牢骚。其关心的范围和程度，甚至不如梅尧臣、苏舜卿、苏轼、王安石等前辈诗人。

究其原因，与北宋推行的基本国策以及因此形成的普遍社会心理状态有关。宋太宗说：“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用心，常须谨此。”[5]不以外患为威胁，而注重对内的统治，是北宋治国的基本方针。这种观念，在北宋时深入人心，成为朝野的共识。徽宗政和八年（1118），草泽安尧臣上书朝廷，尚云：“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6]所以，徽宗年间朝野对日益临近的外族入侵的灭顶之灾，浑然不觉。在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很难寻觅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没落感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不安、大难将临之感。“太平盛世”不仅是徽宗君臣的自我感觉良好，隐隐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

即使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徽宗朝臣僚仍然拒绝深入思索危机的社会原因，依然认定徽宗朝是升平盛世。蔡绦南宋年间回忆说：“大观、政和之间，天下大治，四方向风。……是时海宇晏清，四夷向风，屈膝请命，天气亦氤氲异常。朝野无事，日惟讲礼，庆祥瑞，可谓升平极盛之际。”[7]这种观念居然是如此的顽固。南宋人都是将徽宗时期作为繁荣鼎盛的太平岁月来怀念，除了故国之思以外，也包含着对其升平繁华的心理认可。如徐君宝妻《满庭芳》回忆说：“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刘辰翁《永遇乐》说：“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徽宗时朝廷的诸多重大举措，都是这种观念的衍生物，如铸九鼎、修新乐、祀园丘、祭明堂等等。大晟府的设立，就是这种环境的产物。它深深地影响了一代的社会风气，也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创作。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九月，朝廷以新乐修成，赐名《大晟》，特置府建官，“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礼乐始分为二”[8]。这是宋代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北宋词阶段性的重大事件。府中网罗一批懂音乐、善填词的艺术家，一时形成创作风气。后人称他们为“大晟词人”。现仅7人有词留传，被收入《全宋词》。即：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存词186首；晁端礼，字次膺，存词142首；万俟咏，字雅言，号大梁词隐，存词27首（不包括残句） ；晁冲之，字叔用，存词16首；田为，字不伐，存词6首；徐伸，字干臣，存词1首；江汉，字朝宗，存词1首。7人存词共计360余首。(www.xing528.com)

大晟府是点缀升平的产物，设立的根本宗旨就是“功成作乐”、粉饰太平。蔡京等推荐文人或音乐家入大晟府，其目的是要他们制作颂歌，“以文太平”。《碧鸡漫志》卷二载：万俟咏在徽宗政和初任职大晟府制撰之职，就请求“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朝廷同意他的请求，“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9]。《铁围山丛谈》卷二载：江汉任职大晟府制撰，其职责是“遇祥瑞，时时作为歌曲焉”。朝廷置府用人的意图十分明确。傅察《代周文翰谢赐大晟乐表》中的一段话，是对设立大晟府宗旨的说明：

象成作乐，用锡予于庶邦；观德乡方，将训齐于多士。……恭惟皇帝陛下盛德难名，丰功莫拟。辟土疆于万里，播声教于百蛮。用律和声，究六经之妙旨；以身为度，考三代之遗音。孰窥述作之端，曲尽情文之善。乃分颁于侯服，俾肄习于儒官。敕上国之工师，训多方之俊造。钦承嘉惠，耸耀众观。将易俗以移风，因审音而知政。臣敢不布宣德意，敕厉邦人。损益更张，于以识圣神之治；铿锵节奏，非徙为歌舞之容。[10]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第一，功成作乐。徽宗是盛德之君，所治理的社会，天下太平，所以，制作新乐，传播四方。第二，借音乐纯正的感染力，达到“移风易俗”的教化目的。第三，通过音乐，“布宣德意”，歌颂徽宗的丰功伟绩。从大晟府的设立及其作为来看，“移风易俗”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话，“布宣德意”才是其实质之所在。

北宋末年社会繁华的虚像，尤其是都市繁荣的景象，是真正可以拿得出手的太平盛世、帝王政绩的直接证据，因此也时常成为大晟词人谀颂词中的背景描绘。时人的笔记和绘画对北宋末年的都市经济繁荣有许多记载和描绘，大晟词人则以诗的语言重现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万俟咏《雪明鹊夜慢》说：

望五云多处春深，开阆苑、别就蓬岛。正梅雪韵清，桂月光皎。凤帐龙帘萦嫩风，御座深、翠金间绕。半天中、香泛千花，灯挂百宝。　圣时观风重腊，有箫鼓沸空，锦绣匝道。竞呼卢、气贯调欢笑。暗里金钱掷下，来侍燕、歌太平睿藻。愿年年此际，迎春不老。

此调属大晟新声，《复雅歌词》说：“景龙楼先赏，自十二月十五日便放灯，直至上元，谓之预赏。万俟雅言作《雪明鹊夜慢》。”[11]词的上阕从描写清丽皎洁的元月灯节前后的夜景入手，烘托“香泛千花，灯挂百宝”的赏灯主题。节日的京城，盛装打扮，灿烂光辉，如同仙境蓬莱。临近元宵节，春意弥漫，梅花映雪，月光皎洁。以皇帝的宫殿为中心，彩灯高挂，“千花百宝”，绚丽的色彩映透了半天。下阕则转换角度，突出节日里汴京的繁荣喧闹。徽宗时“上元节烧灯盛于前代，为彩山峻极而对峙于端门”[12]。“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赵野人倒吃冷淘、张九哥吞铁剑、李外宁药法傀儡、小健儿吐五色水、旋烧泥丸子、大特落灰药榾柮儿杂剧、温大头、小曹嵇琴、党千箫管、孙四烧炼药方、王十二作剧术、邹遇、田地广杂扮、苏十、孟宣筑球、尹常卖五代史、刘百禽虫蚁、杨文秀鼓笛。更有猴呈百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其余卖药、卖卦、沙书地谜、奇巧百端、日新耳目。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13]平民百姓，以至王公贵族家的少女闺妇，都成群结队，拥挤于喧腾的人群中，花团锦簇，“锦绣匝道”，目不暇给。中间杂以鼓乐声唱、杂耍表演、呼卢赌博，欢笑声沸天盈地。万俟咏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幕幕场景，旨在歌颂“太平睿藻”，与民同乐。

万俟咏另有《凤皇枝令》咏景龙门灯节窃杯女子一事，自序云：“景龙门，古酸枣门也。自左掖门之东为夹城南北道，北抵景龙门。自腊月十五日放灯，纵都人夜游。妇女游者，珠帘下邀住，饮以金瓯酒。有妇人饮酒毕，辄怀金瓯。左右呼之，妇人曰：妾之夫性严，今带酒容，何以自明。怀此金瓯为证耳。隔帘闻笑声曰：与之。”[14]词如下：

人间天上，端楼龙凤灯先赏。倾城粉黛月明中，春思荡，醉金瓯仙酿。　一从鸾辂北向，旧时宝座应蛛网。游人此际客江乡，空怅望。梦连昌清唱。

关于徽宗年间“窃杯女子”的故事，《历代词话》卷六引《宣和遗事》有另外一种说法：“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令卫士送归。”[15]

万俟咏所记载的，应当是“窃杯女子”故事的原型；《宣和故事》的记载，则是经过他人加工的。再为之填写上《鹧鸪天》词，使这个故事平添了文学浪漫的色彩。两首词对照阅读，首先突出的都是京城元宵灯夜前后的极度繁华热闹，无论是满城的“龙凤灯”，还是“倾城粉黛”，或者是帝王赐金杯饮酒，乃至整个窃杯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的。这些词客观上让人们对北宋末年京师的繁盛多一层感性认识。

上元灯节是当时一年中最繁华热闹的节日，大晟词人颂圣之作多以此为题，都市繁华的风貌也在这类题材的词作中展示得比较彻底。如：

帽落宫花，衣惹御香，凤辇晚来初过。鹤降诏飞，龙擎烛戏，端门万枝灯火。满城车马，对明月、有谁闲坐。任狂游，更许傍禁街，不扃金锁。　玉楼人、暗中掷果；珍帘下、笑着春衫袅娜。素蛾绕钗，轻蝉扑鬓，垂垂柳丝梅朵。夜阑饮散，但赢得、翠翘双亸。醉归来，又重向、晓窗梳裹。（晁冲之《上林春慢》）

阆苑瑶台路暗通，皇州佳气正葱葱。半天楼展朦胧月，午夜笙歌淡荡风。　车流水，马游龙，万家行乐醉醒中。何须更待元宵到，夜夜莲灯十里红。（晁端礼《鹧鸪天》）

正波泛银汉，漏滴铜壶，上元佳致。绛烛银灯，若繁星连缀。明月逐人，暗尘随马，尽五陵豪贵。鬓惹乌云，裙拖湘水，谁家姝丽？

金阙南边，彩山北面，接地罗绮，沸天歌吹。六曲屏开，拥三千珠翠。帝乐□深，凤炉烟喷，望舜颜瞻礼。太平无事，君臣宴乐，黎民欢醉。（万俟咏《醉蓬莱》）

《续骫骳说》云：“都下元宵观游之盛……词客未有及之者。晁叔用作《上林春慢》云（词略）。此词虽非绝唱，然句句皆是实事，亦前所未尝道者，良可喜也。”[16]歌功颂德的创作宗旨使这些作品显得平庸乏味，实录性是这类描写元宵、反映都市风情词作的显性特征，也是这类作品的特殊贡献。大晟词人的这一类作品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认识。

万俟咏在大晟府时间较长，而且专业从事“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之职，所以，其节序应制颂圣的词作最多，对都城一年四季的繁荣都有所表现。其《恋芳春慢·寒食前进》咏寒食节前后之时景说：

蜂蕊分香，燕泥破润，暂寒天气清新。帝里繁华，昨夜细雨初匀。万品花藏四苑，望一带、柳接重津。寒食近，蹴踘秋千，又是无限游人。　红妆趁戏，绮罗夹道，青帘买酒，台榭侵云。处处笙歌，不负治世良辰。共见西城路好，翠华定、将出严宸。谁知道，仁主祈祥为民，非事行春。

这首词的创作目的与元宵词相同，都是歌颂“帝里繁华”。寒食和清明是连在一起的节日，京城士女有了踏青之类的游春活动，道路上处处“红妆”、“绮罗”，酒家“青帘”点缀，“笙歌”绕耳悠扬。城里野外，到处是“游人”，与大好春光里喧闹的燕子、蜜蜂、秋千、台榭，相互映衬，构成一幅烂漫春光图。词人的《三台》咏清明节之景物，第二叠说：“乍莺儿百啭断续，燕子飞来飞去。近绿水，台榭映秋千，斗草聚、双双游女。饧香更、酒冷踏青路。会暗识、夭桃朱户。向晚骤、宝马雕鞍，醉襟惹、乱花飞絮。”《明月照高楼慢·中秋应制》咏中秋节之景物，上阕说：“平分素商，四垂翠幕，斜界银潢。颢气通建章。正烟澄练色，露洗水光。明映波融太液，影随帘挂披香。楼观壮丽，附霁云、耀绀碧相望。”中秋佳节，词人重笔描写的是银河素淡、“绀碧”澄澈、桂子飘香的景色，以及宫廷夜宴的欢庆。京城这一切秀丽的景色和繁华的景象，都让人“疑在仙乡”。与宋人的史料和笔记对照，大晟词人有关汴京繁华兴盛的描写，并无过分夸张。

此外，徽宗年间都市经济繁荣，陆路、水路交通都较发达。北宋朝廷与周边国家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关系，如高丽就多次遣使汴京，朝廷还将“大晟乐”及乐器赠与高丽。大观元年（1107），朝廷增设浙、广、福建三路市舶司提举官，“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17]。自古中原皇帝都将自己视为中央帝国，将国际间的交往视为附属国的朝贡。这是“圣王”政绩的一种表现，同样表现了当时都市的一种风貌。大晟词人以此题材入词，晁端礼的《鹧鸪天》说：

万国梯航贺太平，天人协赞甚分明。两阶羽舞三苗格，九鼎神金一铸成。　仙鹤唳，玉芝生，色茅三脊已充庭。翠华脉脉东封事，日观云深万仞青。

晁端礼，熙宁六年（1072）擢进士第，为官仅10年，元丰末即被废罢。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时，晁端礼已经55岁，家居近20年。大约词人静极思动，一直在寻找机会重入仕途。直到68岁临终那一年，新燕乐修成，朝廷需要更多的粉饰太平、点缀现实的御用文人，政和三年（1113）他才被荐入京，以撰写谀颂词献媚君王、权臣，得以授官大晟。他回答蔡京的问候说：“未尝不欲仕也，特以罪负斥伏，若将终身。不意倒屣扫门，乃在今日。”[18]充分流露出仕途求进的渴望。这一段经历很不光彩，李昭玘为其撰《墓志铭》，大约在其卒后不久，徽宗在位蔡京柄政的时候，故因为晁端礼暮年得蔡京之荐、再度授官一事为荣，津津乐道。晁说之为他撰《墓表》，已是南宋初年（建炎二年九月），则曲为之辩，说政和三年晁端礼被荐入京，“不知公者谓公喜矣，知公者谓公耻之”[19]。晁说之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晁端礼的求进手段就是撰写颂词以献媚，“会禁中嘉莲生，分苞合趺，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公效乐府体，属辞以进，上览之称善”[20]。词名《并蒂芙蓉》。晁端礼又为新补徵调曲《黄河清》、《寿星明》撰词，也大得徽宗欢心，因此才有大晟府按协声律的任命。这首词吟颂“万国梯航”、贡品“充庭”的盛况，显示了徽宗年间国际交流的盛况。晁端礼最早接触到这样的题材，且在宋词中十分罕见。

宋词天然俚俗的风貌和写艳情的创作主流倾向，都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宋代词人之急迫而不懈的追求。在宋词的流变过程里，贯穿着一条“雅化”的红线。词的“雅化”之努力，另一方面就是“尊体”的需求。词原来被目为“小技”、“小道”，到了设立大晟府，它再次从民间和文人手中转为国家乐府的正规创作，词体日益尊隆。与其品位提高相适应，词的题材和内容必须有相当的改变，方能真正登上大雅之堂。吟咏升平、歌颂盛世的都市风情词，被认为是表现了时代的重大题材。徽宗时御用文人便以此入词，以求改变词的品格和风貌。

大晟词人以前，一些描写都市风情、歌颂太平盛世的词作，向来受到一致肯定。如柳永词以“骫骳从俗”、“词语尘下”而备受斥责，然其中一小部分再现承平盛世的作品，却屡受称赞。范镇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21]黄裳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22]将吟咏太平的歌词与杜甫诗相提并论，品位已极尊崇。黄裳是北宋最早以“诗教”解说和规范歌词创作的作家，他的《演山居士新词序》完全用“赋比兴”之义解释歌词创作，认为自己的词作“清淡而正，悦人之听者鲜”[23]。如此重视词作思想内容的作家，肯定并高度评价歌颂太平之作，代表了时人对这一类型题材作品的态度。后人重读宋代词人的都市风情词，觉得多数作品阿谀夸张，令人肉麻。然对当时的词人来说，则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正在描写时代的重大题材，以词服务于现实政治，发挥歌词的社会和政治效用。都市风情词这样的社会效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汉大赋相媲美。汉大赋铺张弘丽、空泛堆砌、劝百讽一，却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歌颂了大一统的汉王朝。

总而言之，都市风情词的创作主观上有扩大词的社会效用的意图。在他们手中，词不仅仅描写男女艳情，局限于“艳科”的狭小范围，只是作为娱乐工具；而且还直接服务于现实社会政治，与诗文一样肩负起沉重的社会使命。换言之，都市风情词具有显著的词体特征，又形成对此文体特征的突破。北宋词人的这种作为，正悄悄改变着词的内质成分，为南宋词的更大转移做好铺垫。“辛派词人”以歌词为抗金斗争的号角，最大程度上发挥歌词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功效，这样的创作表现并非突如其来。从歌词内部，也可以寻觅其嬗变演化的轨迹。苏轼之后，大晟词人的作为，具有相当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便是大晟词人都市风情词的实践意义。

南宋社会动荡，南北战争不断。横亘在词人心头永远的痛是北方半壁河山的沦落，是异族的随时入侵和随意蹂躏。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间虽然因为“绍兴和议”、“隆兴和约”等获得相对时期的和平安宁，但是，南宋小朝廷始终没有摆脱异族入侵的巨大威胁，南宋士人始终也无法卸下国破家亡的凄悲愁苦。都市风情词的创作意图，是为了点缀太平盛世、讴歌君王功绩的。南宋社会的情景，使都市风情词失去了创作的现实基础，其变迁是必然的。

南宋都市风情词的创作分别为两种情况：其一，延续北宋创作模式，以词写个人享乐生活，都市风情作为享乐生活的背景出现；其二，将南宋都市风情和北方沦陷领土相比照，批判苟安江南、不思进取、文恬武嬉的社会现状。

歌词产生于享乐富贵的生活，南宋民族危亡的现实逼迫歌词的创作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时局稍稍平稳，生活一旦恢复常态，人们日常生活中便免不了有歌舞酒宴之类的寻欢作乐，歌词创作因此也故态复萌。作为享乐生活的背景，都市风情也再度出现在南宋词人的笔下。高宗曾经非常赏识俞国宝的《风入松》，词云：

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花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垆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厌髻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寄、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

《历代词话》卷七引《中兴词话》载：“淳熙间，御舟过断桥，见酒肆屏风上有《风入松词》云（词略）。高宗称赏良久，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也。‘重扶残醉’，原词作‘重携残酒’，高宗笑曰：‘此句不免寒酸气。’因改为‘扶残醉’，即日予释褐。”[24]淳熙年间，高宗退居德寿宫已久，过着优游自在的太上皇生活。此时，“绍兴和议”、“隆兴和约”签定都已经有相当的时日，南北相安无事。作为退位的皇帝，高宗最喜欢看见的是天下太平、社会安宁、生活富庶的情景，俞国宝的《风入松》迎合了高宗这种特殊心态，所以大得赞赏。词写西湖游春的景象，以及西湖秀丽的风光。临安是南宋的都城，可以被视作南宋都市的缩影。春天的时候，西湖暖风十里，红杏绿杨掩映，隐隐箫鼓，秋千摇荡。游春的丽人错落其间，湖面上画船来往，一幅熙熙攘攘、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高宗当然喜欢。这首词所写的杭州城风情风貌，与北宋所写没有什么不同，已经很难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或阴影。

写节日风情的词作，也有许多类似于北宋的创作。如：

月华灯影光相射，还是元宵也。绮罗如画，笙歌递响，无限风雅。　闹蛾斜插，轻衫乍试，闲趁尖耍。百年三万六千夜，愿长如今夜。（杨无咎《人月圆》）

夕阳影里东风软，骄马趁香车。看花妆镜，藏春绣幕，百万人家。　夜阑归去，星繁绛蜡，珠翠鲜华。笙歌不散，疏钟隐隐，月在梅木牙。（史浩《人月圆·元宵》）

元宵节，凤楼相对鳌山结。鳌山结，香尘随步，柳梢微月。多情又把珠帘揭，游人不放笙歌歇。笙歌歇，晓烟轻散，帝城宫阙。（张孝祥《忆秦娥·元夕》）

嚣尘尽扫，碧落辉腾，元宵三五。更漏永、迟迟停鼓。天上人间当此遇。正年少、尽香车宝马，次第追随士女。看往来、巷陌连甍，簇起星毯无数。　政简物阜清闲处，听笙歌、鼎沸频举。灯焰暖、庭帏高下，红影相交知几户？恣欢笑、道今宵景色，胜前时几度。细算来、皇都此夕，消得喧传今古。　排备绮席成行，炉喷袅、沉檀轻缕。睹遨游彩仗，疑是神仙伴侣。欲飞去、恨难留住。渐到蓬瀛步。愿永逢、恁时恁节，且与风光为主。（赵长卿《宝鼎现·上元》）

这些词都比较纯粹地描写元宵佳节都市的繁华盛丽，其宗旨同样是歌颂“政简物阜”之帝王圣绩。绮罗成群，笙歌遍地，香车出游，彩灯斗艳，士女往来，风景如画，这一幕幕情景，与北宋词的描写并无二致。但是，与北宋词比较，南宋节序词中歌颂圣恩、粉饰太平的因素明显淡化。前三首小令，或者根本不直接涉及歌颂的字句，或者只是含蓄地点出“帝城宫阙”。最后一首慢词，也只是说“政简物阜”，点到为止。这与北宋同类作品之雀跃欢呼、再三致意有很大的不同，词人们毕竟生活在苟安江南的小朝廷。

南宋更多的词人，无法忘记北方的大好河山，在欢腾喧闹的节日里，引发的却是对故国的深情怀恋，对现实的极大不满，甚至表现为对现实的激烈批评。这些节序词，就为南宋的都市风情描写增加了特殊的时代色彩，带上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深深烙印。李清照传世名作《永遇乐》，是这类词的杰出代表。词说：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首词写元宵佳节“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的恶劣情绪，这是词人饱经忧患离乱的中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的兴衰巨变与个人身世沉浮之感，隐现于字里行间。今年的元宵节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从傍晚时刻“落日熔金”的余晖灿烂中，可以知道这一天的阳光明媚。晴爽暖和的天气，为元宵节入夜游玩赏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有了这一伏笔，才有了以下的“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有了“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天色渐渐昏暗，暮色连成一片的时候，元宵节欢乐的序幕也应该缓缓拉开。此时，词人突然插入“人在何处”的冷冷一问，终止了对元宵节可能到来的欢乐的描写，扭转了全词的格调气氛。国破家亡，心情悲苦，神志恍惚，一时间竟不知自己置身何处。这是词人南渡之后心灵遭受重创的具体表现。于是，前文的“暮云合璧”就成为一种黑压压的环境逼迫，全词低沉悲苦的格调也因此奠定。周围的景物，依然在表示着春天脚步的临近。烟雾弥漫在新绿的柳条之间，四处又传来“吹梅笛怨”的声响，那是在告诉人们梅花已经盛开绽放，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郁了。当词人的情绪有可能因此走向欢快之际，词人第二次插入冷冷的一问：“春意知几许”。到底酝酿了多少“春意”？“春意”又能持续多长时间？个人还能享受多少“春意”的快乐？这都是面对春天美景词人所要担心的。具体地说，今天果然是“元宵佳节，融和天气”，难道谁能保证转眼之间不会有狂风暴雨？词人提出第三个疑问时，将自己的担忧就全盘托出了。因为这都是词人亲身所经历的。南渡之前，她有过安定宁静、幸福快乐的生活，那时候，李清照又怎么会预料到后来有这样一场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的灾难呢？生活中有过这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词人对眼前的快乐还能抱有多少的信心？情绪的跌宕起伏，昭示了词人精神遭受磨难的过程。眼前的生活虽然渐趋稳定，但是词人精神上背负着如此重负，自然再也没有心情寻欢作乐了，“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与这些“酒朋诗侣”比较，词人不是如此的肤浅，容易忘记苦难。

下片回顾南渡之前的快乐生活，点明心情如此悲苦的真实原因，抒写南渡后今昔盛衰之感。过片，李清照回忆了“中州盛日”。中州，代指汴京，代指南渡前的欢乐时光。当时，闺中有的是闲暇时间，于是，在“三五”元宵的时候，心情格外放松，不放过所有的寻求快乐的机会。李清照当年同样是精心化妆打扮。“铺翠冠儿”和“捻金雪柳”都是宋时元宵节妇女应时妆饰物，穿戴得如此整齐盛丽，李清照簇拥在欢快沸腾的人群中，那是何等的快乐啊！相对南渡之后的凄凉情景，人已憔悴，“风鬟霜鬓”，哪有心情夜间出去赏识花灯。不但没有心情出去，还“怕”提起夜间出去。灯市如果一如南渡之前繁盛，便叫人愤慨经历了亡国苦痛的同胞的没有心肝，只知苟且偷安，图得眼前的一时欢乐；灯市如果已经萧条不如往昔，更引起词人今昔不同、故国沦亡的悲伤。无论哪种情况，都是此时此刻李清照所“怕”见到的。受到伤害的心灵，对现实社会有了一种难言的恐惧。“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是在婉转地告诉读者，词人再也没有“笑语”，更没有“笑语”的心情。

这首词中“香车宝马”、“酒朋诗侣”和“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等等，展现了南北宋元宵节日都市类似的热闹场景，词人的心境却大不相同。在词中，都市风情的描写，一笔带过，成为悲苦情绪的背景衬托。文及翁《贺新郎·西湖》说：“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李清照《永遇乐》所寓含的批判旨意与之相似。

这种故国之思在南宋遗民节序词中显得更为突出，刘辰翁《卜算子·元宵》云：

不是重看灯，重见河边女。长是蛾儿作队行，路转风吹去。十载庆元宵，满耳番腔鼓。欲识尊前太守谁，起向尊前舞。

词人当然是不屑于“满耳番腔鼓”，正如词人另一首《柳梢青》中所说：“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词人的心情也是悲苦的。然而，这却写出了宋末元初都市风情的新场景：异域文化色彩浓厚了。

一些展现都市风情的节序词，甚至有了更深沉的寓意。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云：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首词从题材上说依然是写都市风情的节序词。但是，词的表层次写对一位理想美人的追觅，实际上是用象征手法写自己的理想人格。上片用夸张比喻等手法，描写元夕之夜的满街游人、火树银花、彻夜歌舞的热闹场景。下片先写观赏灯景的盛装妇女的喜笑颜开、追逐热闹。到这里为止，所展现的是一般化的节日都市场景。这些场景不再是节序词的中心，完全是为了下文理想美人的推出做铺垫。词人真正爱慕、追求的是一位自甘寂寞、远离尘嚣、沉思娴静的女子。这位理想女性，不就是词人不慕荣华富贵、超众脱俗、清高孤独人格的写照吗？词人并不是真的要在人群中寻找这么一位女子，否则的话应该到冷僻幽静处寻找，为什么要到喧闹的元宵灯节来呢？词人不过是借用特定情景，表达自己的心胸怀抱。都市风情，纯粹是起陪衬作用。

南宋都市风情词，渐渐偏离了都市风貌、风俗的描写，文体特征不再明显，甚至完全失去，更多地寄寓了时代和社会的慨叹。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应该是都市风情词的衰落。歌词本来就是与富贵享乐的都市生活密切关联。南北宋的社会变迁，打破了和平享乐的生活场景，南宋词人无法真正摆脱半壁江山沦落异族之手的愁恨，都市风情词随之演变是非常自然的。两宋都市风情词相比较，北宋侧重客观景象的描述；南宋注重主观情感的抒发。侧重客观描述，易流于肤浅表面化；注重主观情感抒发，就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深入回味的内容。换到这样一个立场讨论问题，南宋都市风情词又有了自己新的开拓，是对北宋创作的一种推进。词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矛盾纠葛中演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