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专访“三驾马车”：解构《中国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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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版有删改)
演播室：最近，有一部叫做《中国合伙人》的电影公映，故事的原型是一家叫做“新东方”教育机构的三位创始人。在电影公映之后，主角之一俞敏洪对媒体说：电影很精彩，但现实更残酷。今天我们采访三位，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合伙人。
解说：2013年5月17日，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电影讲的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三个年轻人从学生年代相遇，共同创办英语培训学校，最后将企业在海外上市的故事。这个剧本的原型是国内一家叫新东方的上市机构，作者是三位合伙人之一的徐小平，但是男主角的原型俞敏洪却一直都不赞成这部电影的拍摄。
俞敏洪：我就跟他说绝对不可以拍电影，不管是拍新东方还是自己，我肯定不想拍，而且生活中生命中很多事情都是电影拍不出来的。
解说：俞敏洪的反对没有让电影拍摄中断，而徐小平的剧本俞敏洪一个字也没有看。他说为了情面，最终出席了首映式，但坚决不走红地毯。而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论：
(纪实：首映礼现场资料。俞敏洪：真正的企业的发展和企业合伙人的关系比这个要复杂，我们三人打架打得比这个凶多了。)
(电影资料，成冬青屡次遭美国使馆拒签，大喊大叫被抬出：美国人民需要我……)
解说：这是俞敏洪略带夸张的真实写照，作为北大英文系的毕业生，他曾经申请过三次去美国留学，一再被拒签。以至于新东方办学成功后，他第一次去美国找他的合伙人时，曾经的班长王强都不敢相信。
王强：我常常说，我说做噩梦都没想到俞敏洪还能办学，他始终不是办学的对象吗？
柴静：他觉得当年你们对他的判断可能是一个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人？
王强：事实是我们班50个同学，49个都在国外了，只有他一个没出去，这是事实，所以你用不用判断呢？不用了吧。
解说：这部电影中，俞敏洪常以失败者面目出现，总被叫做“农民”“土鳖”。这是实情，他出身江苏江阴农家，他说如果当年经济开放，他肯定不会苦哈哈地考大学，而是去打工，争取当个包工头。他两次高考失败，死记硬背第三年终于进了北大英语系，却几乎开不了口说英文，就连普通话，除了“俞敏洪”三个字外，别人也听不明白。
俞敏洪：看着外面的天空，我就自言自语说：“我昨天哭了两场。”就是昨天我又哭了两次。在宿舍，在班里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是完全插不上嘴的。我们大学最丑的女生都收到过情书，那就是我写的，可是没有人跟我约会。
解说：电影另外两个角色，原型是王强和徐小平。王强是俞敏洪的班长，担任北大艺术团的团长、学校广播站站长，是风靡校园的偶像，被很多女生追求；徐小平是团委老师，因为俞敏洪喜欢写诗，到团委想出诗集，徐小平爽快答应，两人就此相交。俞敏洪说跟他们在一起有浓重的自卑情绪，谈什么话题自己都完全插不上嘴。他大学得肺结核休学时写信给王强，说自己想背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想请他帮忙借一本，王强没帮俞敏洪借书，给他回了一封十几页的信。
柴静：当时你给他写信的时候，也是比较导师口吻的？
王强：对，因为做班长你知道吧，都有那个班长范对吧，否则的话也选不上。所以我记得我写了十几页的信，最后的结论是，你现在还没达到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那个境界，你必须从基础做起。
柴静：比如说当时王强给你写信的时候你会抵触吗？
俞敏洪：不会，因为当时是一个学习心态，我其实给他写信是向他请教。跟王强在一起的时候是有压迫感的，他的才华显山露水的地方太多，学习成绩也不错，所以王强整个大学期间他给我写的信都是教育我的，教育我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么读，应该用什么节奏读。
解说：但是俞敏洪人缘好，四年里宿舍里基本上是他一个人打水、扫地，从无抱怨。他喜欢跟比自己优秀的人在一起玩，他说深受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影响。
柴静：所以你的性格里面是不是好汉结义在一起？
俞敏洪：对，所以为什么跟王强、徐小平发生这么多的事情，还是跟好汉结义的情结有关系的。
解说：毕业后，班里的同学大部分都出了国，徐小平去了加拿大，王强去了美国读计算机硕士。俞敏洪在同学的刺激和老婆的鞭策下也开始办英语培训班，为去美国攒钱。那时公共英语教育发展迅猛，他因私自办学被执教的北大开除。为了出国，努力了三年，后来他索性放弃，一心一意为想出国的人做英语培训。俞敏洪记忆力好，词汇量在5万以上，他编写的托福考试词汇“红宝书”备受考生推崇，印在书上的名字越来越响亮。1995年，他第一次出国时，已经可以揣着大把的现金去美国和加拿大拜访老同学。
柴静：那你那时候有没有一点觉得说我现在在国内混得还不错 (让他们看看)？
俞敏洪：当然了。这些同学和朋友我一直认为他们本质上来说是看不起我的。我个人感觉他们跟我交往是因为我的人好，而不是因为我有才华。为什么去拜访他们，一个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友情，还有一个原因真的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在中国干得不错。
柴静：你见他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
王强：他那时候有点暴发户的感觉，穿了一个皮夹克，可能是江阴乡镇企业产的那样的东西，两个大方口袋，上面是翻毛。他可能是想去炫耀一下，从穿的衣服就看出来，但是我们一看太土了，简直是无地自容。
解说：王强当时已经进入美国著名的贝尔传讯研究所工作，年薪80万人民币，在美国算是中产。但徐小平拿到音乐硕士后的三年，在加拿大一直找不到北，说自己除了生了两个孩子什么都没干。
徐小平：我连愤怒都没有。38岁，没有工作。男人没有事业，还有什么魅力呢。我太太说，你考博士吧，结果我们那个音乐系要招一个教授，50个博士申请，我想算了，我要再读十年，我还不如像《死亡诗社》那个学生一样，一枪了结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寻找我的方向。而1993、1994年，我回国创业一年也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没有商业意识，也没有创业伙伴。
解说：俞敏洪当时已经千万身家，但他说过够了夫妻店的日子，惦记着大学里崇拜的两位好友，希望能一起合伙办学校。
俞敏洪：我为什么要去找他们，就是很奇怪的是他们在我的心里的分量非常大。
柴静：是吗？
俞敏洪：对。代表我对他们的友情、才华的某种崇拜心理。本质上我还带有北大的一些臭毛病，就是号称有人文气质。
柴静：你当时有没有什么顾虑呢？就是这样的人适不适合在一起创业？
俞敏洪：当时没顾虑。
解说：按照电影里的情节，成冬青和王阳去机场接从美国实验室回来的孟晓骏，成冬青为他剃头。电影里这一幕很煽情，但现实是，从机场接到王强的第一面，三个人就面临了一场极为尴尬，但又极为现实的局面。
王强：他和老俞带着一束花到首都机场接我，非常兴奋，三个人在机场拥抱完，走到停车场，我一进去坐车，老俞一启动，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老俞我非常感谢你欢迎我回来，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现在我还没做出任何东西，我说有一天我要超过你了，你还会像今天这样欢迎我回来吗？这个刹那小平的描述是非常尴尬，因为他们为了欢迎我前一天可能都失眠了，花还捧在我的怀里，我突然扔出这样一句话。
柴静：那你为什么？
王强：也许冥冥之中当时我可能有一种想法，大家既然在一起玩，这个事情一定成大家的，不应该成老俞自己的，更不能成为他一家的。
柴静：那俞敏洪当时怎么回应你呢？
王强：他说当然，我回来就是让你们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他可能还没有深刻意识到(未来可能的矛盾)，徐小平有一天，王强有一天我们三驾马车会真是这样……
Part 2 从合作到纷争
解说：俞敏洪按他从三国学来的概念，三分天下，自己做出国英文培训，徐小平做留学咨询，王强做口语，互不干涉，各挣各的。跟居委会大妈搞好关系，在社会上喝酒办事这些闲杂事务都是俞敏洪来办理。到了年底，现金拿回家，他们过上了小时候喜欢的水浒里兄弟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全国各地的学生慕名而来，新东方几乎成了他们出国前必经的一站。
徐小平：像龙卷风一样赚钱，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处在中国人出国的极高潮时期。我赚的钱全是我的，那么我老想分一点给俞敏洪，但是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舍不得，我就没分。但是后来我生意越做越大，赚了很多钱的时候，多到不可容忍的时候，这个老俞也没有想分我一分钱。
解说：新东方早期这种大包干的做法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2000年，新东方排座次，出现了九个副校长职位，二三十岁的百万富翁能数出一串名字，不过，冲突也很快发生。从西方留学回来、一切以规则为准的王强最无法容忍的是，包括俞敏洪在内的新东方早期管理层陆续将亲戚引入公司，出现所谓“四大家族”的家族化趋势。王强要求的改革必须先从俞敏洪开始。因为俞敏洪早年丧父，由母亲拉扯大，在最艰难的创业初期，是母亲给了他帮助和依靠，现在企业壮大了却要让母亲和亲戚走，俞妈妈在办公室骂起儿子不留情面，俞敏洪不得不当众跪下不敢回嘴。但是王强对原则绝不让步，他会帮助俞敏洪果断开除犯规的员工，强迫老俞开会时关机，规定教学区不准抽烟，第一个罚的就是俞敏洪的母亲。
柴静：有人会觉得说，你只是被老俞请回来的一个客人，然后你回来之后，你就希望把他的母亲请走，这个会不会在情理上……
王强：其实我内心是考虑的，如果短期的痛苦能够使他获得更长期的好处的话，如果没人愿意采取这个姿势，我愿意。
柴静：你不觉得这样很让他没面子？
王强：我如果恭维他，反而不是王强了，all right？真实就是这样。
解说：在家族制的改革僵持不下时，王强为了给俞敏洪施加压力，递交了辞职信。为了表示对王强的支持，徐小平也表示辞职。
徐小平：我本能知道，王强不会离开，俞敏洪不会让他离开。
柴静：你想用这个方式，给俞敏洪施加一个更大的压力？
徐小平：当然，当然。
柴静：那为什么在两个同样是好朋友之间，你会本能趋向于王强而不是俞敏洪？
徐小平：因为我支持王强那些对原则的倡导。反家族制，当然要反了，企业治理的这种程序化，当然要做了。
解说：俞敏洪在内心深处认为去家族化是正确和必要的，所以他挽留住了王强。看上去，去除家族制之后公司应该顺利发展，但真正的麻烦这时候才来。股东们之前大都骑自行车上班，公司成立之后就成了每人都配了轿车和司机，中国的合伙制度在一开始没有任何经验，从包产到户倒退回到阶段性的大锅饭。再后来，公司要遵循现代化股份制的管理模式，股权分配很顺利地完成，俞敏洪作为第一创始人，占股45%，其他两位各占10%，但是这三位教学匠，谁也不知道公司应该怎么做。
徐小平：就是寻求企业治理之道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俞敏洪不知道，我跟王强也不知道。
柴静：什么叫不知道？
徐小平：就是我们没有学过，它不在我们的血液里，也不在中华文明的这个传统里，整个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刚刚开始。
解说：第一次董事会，俞敏洪宣布开会，徐小平就怒了，说你不懂怎么开会，俞敏洪说那你说怎么开，徐小平说我也不知道。两个人吵起来，最后俞敏洪拍了一下桌子，摔门而去。20分钟之后，俞敏洪临时学习了董事会的议事章程，重新返回会议室。徐小平公开说，他在新东方的使命就是要指导俞敏洪、批判俞敏洪、改造俞敏洪，因为他和王强都认为，在公司内部权力必须有“监督和制约”的精神，所以要长期扮演老俞的“唱反调者”。
柴静：当时不管是会议上当不当着别人的面，他有一些话是比较难堪和尖刻的？
俞敏洪：对。非常。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帮大佬们任何一个都做不到在那种场合下能够忍下来。我觉得我特别正常，因为我从小都在忍让中间长大的，我是独子，我妈妈很爱我，但是因为我干活不好，或者是作业没写完，那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骂完之后你不能回嘴，因为如果回嘴我妈就会一直骂下去的，所以你只能忍着。所以徐小平和王强发飙的时候我觉得很正常，你们发你们的飙，我干我的活。
柴静：可是你们都已经上梁山了啊。
俞敏洪：对，上梁山没有解决方案，那就只有吵架了，所以是太典型的知识分子问题。
解说：这帮人当时没有一个懂资本市场，不知道什么是IPO，什么是市盈率，更想不明白利用杠杆原理一个公司怎么会翻那么多倍。都只知批判，不懂建设。大家关起门来在屋里吵，坐上飞机去外地吵，搬来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吵个天翻地覆。他们也想过请第三方来做一个判断，请国际著名咨询公司来了，旁听两三个月，一事无成。当时咨询公司的人记录说“这里的人很奇怪，一说话就容易哭，一哭就互相指责”。
王强：没法咨询。
柴静：这怎么做生意？
王强：像小平那样的，直接告诉主持人，你不应该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应该怎么问，全是这样。
柴静：你回头看那个阶段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朋友间的合作，往往会使很多技术问题上升为火药味很浓的道德审判？
王强：对，我们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一旦在友情和企业制度这方面发生了观念冲突，我们往往先把人格这个东西带进去了，经常骂老俞，怎么做人做成这样。
柴静：为什么骂他呢？
王强：他是头啊，他是老大。难道我们骂老三、老四，对吧？
柴静：你们不都是分担经营管理的人吗？
王强：但是，他是CEO。大家搞不好，大家都怨他，所以，大家的怨气其实不是怨气，是期望。骂老俞骂得最凶的时候，是大家期望最大的时候。
柴静：那干嘛要拿人品说呢？
王强：没别的，技术问题我们不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最后发现原来是老俞的人品问题，对吧？
解说：没过多久，咨询公司不要钱悄悄地撤了。
俞敏洪：因为他说我们做不好这个事情，因为你们之间太乱了，你们每天跟我们都是在讲个人的感情，在感情上受挫折和欺骗了等等，最后他们说这个东西没办法做，因为你们没有一点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常识。
柴静：这句话说得很重啊！
俞敏洪：非常重，是啊。
解说：俞敏洪也知道，其实他是控股45%的大股东，有另一种方式能更简单地解决这种管理上的混乱，但他不愿意去做。
俞敏洪：只要我说一句话就可以了，各位哥们，新东方是我干出来的，你们回来也赚了不少钱吧，现在新东方从法律上来说100%是我的，你们走人就完了。
柴静：你有想说这句话的冲动吗？
俞敏洪：没有过。就是心里有过这样的想法：他妈的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让他们回来得了。
柴静：但按理说，你对他们也没有情感义务和责任，对吧，都是成年人？(www.xing528.com)
俞敏洪：有啊，因为你既然把他们叫回来，你就有这样的情感和义务。也可以说我的忍让也算是一种策略，因为我知道什么是最后一根稻草。
柴静：您指什么？
俞敏洪：我要是真的发脾气的话，那么意味着我的话是很决绝的，是没有退路的话，他们就得散了。
柴静：受不了公司散了，还是朋友呢？
俞敏洪：都不应该散，所以不到最后关头我是肯定不会让它散的。
解说：俞敏洪的家里摆了一排安眠药的瓶子，他长期失眠。在最烦躁的阶段，他无法在现实世界找到解决的方案，他甚至一度觉得自己体会到了当年弘一法师正值盛年，却斩断一切人世情缘，出家当和尚的心情。
柴静：你这个纠结是什么？
俞敏洪：好朋友大家都回来一起创业，最后弄到这个地步，大家打架打到最后几乎是什么都没有了，友情没了，互相恶语相向。而且当时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我跟他们提出来，我说大家既然说我不行，我就把股权全部分给你们，我一股不要分给你们，我走了。
柴静：他曾经甚至有过李叔同那样出家的念头。这你知道吗？
王强：他今天恐怕还有。我每次以激烈的方式对抗的时候，我心里知道老俞多么痛苦，我认为友情应该是有承受力的。
柴静：会不会他来承受？
王强：从目标来说，他当然是第一承受人，但发飙的人，我也不快乐。
(电影《中国合伙人》片段，王阳婚礼上，三人要散伙，成冬青坐在地上号啕痛哭 )
解说：到最后，这场水泊梁山的结义看似出现了崩盘。2002年到2004年，在王强、徐小平和小股东的要求下，俞敏洪不再参加董事会和总裁会，每天背着书包去给学生们上课，而王强他们开始轮流当董事长。
柴静：这个会不会，局外人看的话，会不会有点太……太对他不住了？
王强：但是老俞他有承受力，他觉得可能迟早你们……
柴静：玩不下去了？
王强：还会转回来。
柴静：那时候会有这种？
王强：我觉得他为什么会有沉静的心，因为新东方毕竟是他打下来的天下，这是他家，所以对于这个家的坚定的信念，他是超过我们的。而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和小平，都带着一种投奔的心态过来的，所以我们有不安全感，就跟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人的感觉一样。
柴静：你自己当了那两个月？
王强：我非常痛苦，我天天管人，管这个，这都不是我擅长的东西。对吧？我本来是管老俞，结果老俞没管，我管非老俞的人和事，这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解说：一年多，股东们轮流坐庄体会完当老大的滋味，没人愿意干了，俞敏洪又被请了回来。但是，他很清楚，要再回到以往的状态，大家都会僵死在原地。一次在外地，有针对学生的万人讲座，因为跟俞敏洪吵架，徐小平临时发短信说自己来不了了。俞敏洪在董事会上说，扔下学生不管触及了底线，要么是我离开董事会，要么徐小平离开，你们投票决定，我弃权。
俞敏洪：全票通过徐小平退出董事会。
柴静：王强也投了？
俞敏洪：对，徐小平当场跟每个人拥抱，说感谢大家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解说：这种公司转制过程中剧烈的矛盾，随着俞敏洪这次爆发，渐渐进入正轨。离开后的徐小平说他心里一直难受，但他拥抱了每一个人，包括俞敏洪，因为他觉得俞敏洪终于学会了规则。
徐小平：当我们在看新东方发生的辩论，或者别人看它争吵的时候，恰恰是我最引以为自豪的事。这就是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倾其所有贡献给对方。所以当我跟俞敏洪说这样不对的时候，我是在为他做贡献。
柴静：你觉得他理解你吗？
徐小平：当然理解了，否则怎么会有今天呢。而且我因为这样我爱死我自己了，真的。我觉得这是我做得最酷的事情。我们是建立游戏规则的先驱，但是幸运的是我们没有成为先烈。
Part 3 上市
解说：俞敏洪重新执掌新东方后，解决了内部人员和财务管理问题。在2006年9月7日，新东方成为第一家海外上市的中国教育机构。电影中有一段风波取材于现实，上市前，新东方因为曾经使用和销售盗版的考试题，被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告上法庭，而电影中，成冬青和他的合伙人认为这件事起因于美方长期不给中国授权，激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因此才下定上市的决心。
柴静：所以从电影来看，好像是被一种民族主义精神给说服了，觉得说只有在纽交所撞钟的时候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
俞敏洪：你撞一百次世界也不会尊重你的，你如果真正地做了合法的并且是确实是有意义的生意，世界才能尊重你。
柴静：那就是说电影里表达的那种出于民族自尊心去上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俞敏洪：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是个世界主义者。
柴静：当时在电影中被描述为说，新东方好像受到了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压迫，然后再反抗回去。
俞敏洪：没那么严重，你错就是错了，当时我们也认错了。实际上，后来他们跟新东方打完官司以后，就开始到中国来做生意。
解说：和电影中不同，俞敏洪说，曾经他和徐小平、王强强力推动上市，上市可以给股东们带来巨额的数以亿计的财富。不过，到了2006年，俞敏洪真正了解资本的操作规则之后，他的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俞敏洪：别人有一大笔钱之后可以轻松地去花那个钱，而我的那笔钱实际上是绑在我身上的锁链，你是跑不掉的，所以在新东方真正送命的就是我一个人。
柴静：你是在2006年才意识到的？
俞敏洪：对。
柴静：那你能停得住脚吗？
俞敏洪：停不住了，因为你再停住脚真的是众叛亲离了。
(电影《中国合伙人》画面)
解说：电影里，三人的兴奋与满足，成为一个励志电影的结局，但现实远比这个复杂，俞敏洪在当晚结束所有的热闹后，一个人去河边坐着，满心忧虑。教育求稳，资本求快，他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在电影中，一切收尾在三人胜利的一刻，但现实是，上市数年来，俞敏洪都多次公开表达对上市的后悔。他说，上市公司需要有 20% 到 30% 的年收益增长，为了做到这一点，新东方扩张很快，仅去年的教学点就增加了 300 多个。而前 20 年他增加的点也才 400 多个。企业扩张带来的问题无法及时妥善解决。很多主力教师出走或自立门户，半年前浑水公司的一场官司虽然顺利度过，新东方股价下跌了 35%，一度面临被摘牌的困境。今年1月的财务报表出现首度亏损。
柴静：所以，像需要公司每年25%到30%的增长的这个指标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俞敏洪：太荒谬了。因为你稍微想一想，你不可能要求北京大学每年扩招25%的学生来证明北京大学是成功的吧，对不对？基本上资本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娶了一个女人，完了这个女人你还甩不掉，但是你必须每年为她增长25%的收入。而且不是因为你爱她而是你被绑住了。
解说：但徐小平会在媒体上公开批评俞敏洪，对上市后悔是“反动，开倒车，侮辱所有投资人”。
柴静：我看你曾经批评过，你说因为俞敏洪对于资本不敏感，对于玩钱没有兴趣，所以也错过了早期的一些机会。
徐小平：假如我在新东方，我一定拳打脚踢、一定尽全部的力量推动新东方进行并购。
俞敏洪：但是有可能收购的话，新东方也有可能倒闭的。
徐小平：我认为俞敏洪失去了成为火车头的历史机会。
俞敏洪：让天上的雄鹰理解地上的蜗牛是怎么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徐小平：蜗牛是不是可以想想鹰为什么要飞呢？
柴静：你也可以批判他，他太书生气。
俞敏洪：那徐小平马上就会说so what？
徐小平：有人是不理解这一点的。认为辩论就是混乱，认为不同观点就是分裂，这是这个社会的悲哀，这也是新东方之所以鹤立鸡群的根本原因所在。不幸的是这个文化，我不知道现在新东方有没有，我跟王强都担忧它没有。
Part 4 友情
(镜头：俞敏洪一个人参加活动)
解说：现在，更多地看到俞敏洪一个人参加各种活动，三驾马车很少共同出现在公共场合。徐小平和王强离开后成立了真格基金。俞敏洪一直认为，在今天徐小平和王强的心中，他还是当年随时被指责、被教导的人，甚至一听到王强说最近读什么书还是感到紧张，会赶紧补上，还在微博里写下感受。但是，有一些事情，他不知道。徐小平说，离开俞敏洪后，他有两三年的时间过得很黑暗，曾经做过一个梦，梦里急哭了，因为俞敏洪不带他玩了。他也承认，以前骂完俞敏洪，他就回家睡觉了，睡不着是老俞的事，现在自己做了老大，失眠的是他。王强也说，离开俞敏洪他也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
王强：因为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创始人，他就是精神领袖，他的综合素质超越了我。
柴静：他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句话。
王强：他从来也不需要听这句话，剪掉。不然他觉得too good，真是这样，包括小平。
柴静：所以我在看你写的剧本，里面有一句话，像你那个角色对俞敏洪那个角色说，说遇到你这样的老大，是我一生的幸运，这是你的肺腑之言吗。
徐小平：当然，否则我不会在家里偷偷写出这句话来。他完全赢得了我和王强等其他的联合创始人的敬重，这个是我们关系的基础。
王强：但是当面他绝对会说“敏洪，你这个土鳖”。
柴静：对他好点有什么不可以的？
王强：不可以，因为他要成为一个领袖，他所要承受的东西和我们不一样 。我说，老俞，我希望你成为一个蔡元培。
柴静：你觉得有人听到这里的时候，会有一部分人的期待是动人的，还有一部分人认为……
王强：虚假？
柴静：不，他会觉得说会不会有点自私？就是当俞敏洪能够创造一些利益给大家的时候，你们可以享受，但是当新东方做得不完美的时候，责任都是他的，都是这个老大的，而你们可以指责他。
王强：其实就跟教练一样，当他拿奖牌的时候，他的压力当然和奖牌是匹配的。
解说：王强说，俞敏洪的墙上曾经挂着一幅沙漠里的骆驼，那骆驼就是老俞。
王强：我就跟老俞说，我说你长得越来越像骆驼。不仅神似，形似。你看那个脸，一调换，都不用穿越。
柴静：这是你的本性，还是你觉得是一种韬略？
俞敏洪：我觉得是我的本性，坦率地说，如果不这么隐忍的话，新东方所有的人到最后都是失败者，隐忍到最后大家每个人都变成了成功者，为什么不好呢，对不对？
柴静：对，但也有人用“老奸巨猾”这样的词来形容你。
俞敏洪：那可以，我觉得我的老奸巨猾不伤害人不就可以嘛？不伤害人的利益，不伤害人的尊严。
(电影《中国合伙人》：王阳婚礼上的忠告：“千万不要跟最好的朋友一起开公司”)
柴静：那个角色一半对应的是你，你同意他这个话吗？
王强：我倒觉得恰恰相反，一定要跟你最信任的朋友开公司，但是，一定要让友情锁定在规则和原则的笼子里。当友情被理性驯服，变成了一个支撑内核的时候，友情才会真正凸显出友情的价值。
解说：徐小平的桌上放着一张照片，当年他们三人去扬州旅行时拍摄的，老俞家里的书桌上也放着同样的一张。
徐小平：这张照片标志了我们在新东方吵过，没吵过，爱过，没爱过，欢喜过，愤怒过……那么一个已经逝去的青春的最好的一个记载。
柴静：如果我们用一个画面，作为这个片子的结尾，你会希望是哪种？
王强：当有一天我们三个人都痴呆的时候，走在长城脚下的时候，周围没有人，我们坐在一个树影婆娑的底下，尽管我们可能彼此痴呆了，但是觉得对方怎么那么熟悉，原来是前生可能见过的人，而且我们一定做过一件什么事，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了，反正那个事呢，就一直到生命的终点，也都难以忘了的，痴呆了，你还要追问。我们一定见过，遇见过，走在一起过，而且那个给自己的生命影响太深了，到了痴呆的时候，我们能记起的唯一的事就是这个疑问。
演播室：我们感谢这三位合伙人坦诚地说出往事，从当年传统的兄弟结义，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农经济状态，到后来利益分配、股份改造、海外上市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这20多年中发生了太多剧烈的冲突和动荡，就如俞敏洪所说，一切比电影中更真实、更复杂、更残酷，但情义也更深远。我们留存下这一份经验，这一份经验包含着古老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当中那份嵌入骨肉和情感里面的经验与代价。我们也祝福三位，希望他们未来在长城脚下再聚时，永远享有那一份看似茫然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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